文化
“在笔者看来，进一步深入细致地分析在暗潮汹涌中东北亚各方势力变迁的过程，可以为欧亚大陆其他地区出现的类似情形，或者更笼统而言，对蒙古帝国本质的揭示，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进入 14 世纪，蒙古帝国的黄金时代一去不返。随着蒙古帝国的式微，出现了大范围的骚乱。本书对蒙古帝国衰亡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勾勒了 14 世纪 60 年代东北亚各方势力，即帝国皇室、高丽王室、中原地方武装和叛军首脑在跌宕起伏、暗潮汹涌的风云中此消彼长的变迁过程。
鲁大维（David M. Robinson），美国柯盖德大学何鸿毅家族基金讲座亚洲研究暨历史教授、富布莱特（Fulbright）学术交流基金会访问学者。研究方向包括蒙古帝国史、军制史以及近代东亚的外交实践等。著有《帝国的暮光：蒙古帝国治下的东北亚》、《匪徒、宦官与天子：明中期的政治叛乱与经济暴动》、《明朝宫廷的尚武展示》、《乱中求治：韩国理学家郑传道及其时代》等论著。
李梅花，延边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民委首届民族问题研究优秀中青年专家、中国民族政策研究会常务理事，美国杜克大学、韩国延世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目前的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文化与社会发展、跨国人口流动。
绪论（节选）
关于蒙古帝国，即便是处于帝国瓦解六百年后历史学家仍然困惑不已。由于蒙古帝国整合了形形色色的种族及各具特色的区域，而每一个区域都有其独特的地方传统、宗教信仰和组织形式，所以要想对蒙古帝国进行全面而综合的研究，语言能力和历史学的底蕴十分必要，而这一点往往令学者望而生畏，因为从事相关研究至少要扎实地掌握古波斯语和古汉语（当时帝国主要官方语言）。当然，如果能够掌握阿拉伯语、突厥语和蒙古语，那更是锦上添花。但这样一来，从事相关研究就需要掌握至少十几种古典语言或现代语言。另外，能够阅读当时所有的官方文件，并对其句读，是进行深入研究最基本的要求。但最大的挑战还是通过梳理碎片化的文献材料，将一个神秘而又潜隐的帝国形象鲜明地呈示出来。
通常，学者们往往关注帝国某一地区的相关历史，最为常见的是以对应的当代“民族—国家”为研究对象，这一点可以理解。相关研究往往关注某一地区的政治、文化、经济、社会或学术传统，揭示蒙古统治在不同程度上对其产生的影响。另外，学者们还关注蒙古朝廷和地方精英在整个欧亚大陆的互动，尤其关注地方精英（世家或新贵）如何在大蒙古帝国这一社会环境中谋取各自利益，而这种动态调适是构成帝国的基本要素。正如查尔斯·梅尔（Charles Maier）所言，“在帝国政治组织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诸要素是……国外联盟网络，在这种联盟网络中承认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藩属地位，同时反过来也要求自己在这一行政单位中的地位得到保障。”另外，一些研究关注地方精英（从亚美尼亚、卡尔特、罗斯到西藏、中原北部地区和高丽）如何通过加强与蒙古的关系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局部研究在提供细致入微的分析方面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这只是在掌握错综复杂、晦涩难懂的文献信息，并且能够深入把握特定地区历史文化和政治发展的情况下才可能达成。而糟糕的是，这种方式和视角很容易造成研究内容的“碎片化”，进而造成对蒙古帝国认知的碎片化。
促进联盟地区（或征服地区）的精英与平民之间往来互动的帝国体制和组织是蒙古历史的重要内容，但学界的相关研究却不够深入。蒙古把欧亚大陆的众多人口，特别是帝国各地的能工巧匠，大规模集中到所谓最适合的某一地方。统治家族之间的联姻，年轻的王子作为质子到蒙古出任大汗侍卫，奢华的宫廷宴会，定期朝贡，所有这些举措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蒙古帝国的政治联盟和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大融合。然而，局部或某一方面的研究很难捕捉到蒙古时代共时多维的内容，而后者正是蒙古时代最重要的特点。
历时性视野的失衡，也是困扰蒙古帝国研究的棘手问题之一。有关蒙古征服世界的最初几十年，以及 13 世纪蒙古帝国鼎盛时期的历史，都得到了细致翔实的研究，前者以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取胜，后者以帝国的辉煌成就令人瞩目，而对蒙古衰亡时期的历史研究，相对而言却乏善可陈。世界上很多人听说过成吉思汗的大名，但对妥懽帖睦尔（1320—1370）和不赛因（1304—1335）却知之甚少，这两人分别是统治东亚和西亚的末代大汗。也许是因为在蒙古帝国衰亡的这几十年里没有出现传奇英雄，而且以战争、征服和荣耀为主题的故事情节旁枝末节太多。伴随帝国领土的日益扩大，帝国局势更加纷繁复杂。随着帝国式微，出现了大范围骚乱，皇帝如走马灯般登场，宫廷政变接二连三，地方叛乱此起彼伏，陌生的人名，杂乱的时间和地点，由于缺少流畅的故事情节而杂乱无章地堆积在那里，没能串起引人入胜的故事。但是蒙古统治并没有在 13 世纪结束，要想对蒙古帝国盖棺定论，还需深入了解 14 世纪的历史。
本书尝试解决上述问题，当然其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妥协和折中。例如，虽然考虑到要把蒙古帝国视为一个整体来阐释，但聚焦于东北亚这一松散的地理区域。在本书中，东北亚是指朝鲜半岛的高丽王朝（918—1392）、辽东南部（南满）、山东和欧亚大陆东部的蒙古首都（即第一首都，今北京）东北部。这样，本书的研究范围虽然远小于整个帝国，但不止一个独立政权。另外，虽然考虑到 13 世纪东北亚地区的蒙古帝国结构，但主要研究对象还是 14 世纪发生的战争及其对蒙古统治的影响。在笔者看来，进一步深入细致地分析在暗潮汹涌中东北亚各方势力变迁的过程，可以为欧亚大陆其他地区出现的类似情形，或者更笼统而言，对蒙古帝国本质的揭示，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研究主题
本书的四个研究主题——区域视角而非王朝（或政权）视角研究的必要性，蒙古治下的大融合及其影响，个人和家族利益凌驾于王朝、政权或语言认同趋势，高丽是大蒙古帝国组成部分——贯穿于笔者置红巾军战争于更广阔的东北亚地区、大蒙古帝国视野的尝试。
托马斯·爱尔森（Allsen Thomas）和杉山正明（Sugiyama Masaaki）基于全球化视野对蒙古帝国进行了研究。笔者不像他们那样，拥有卓越的语言能力和深厚的历史素养，所以只能进一步缩小研究范围，即聚焦于动荡的 14 世纪中叶的帝国东北部地区。不过，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尽量避免只是注重其中任一政权。大元兀鲁思的领土，不限于中原本土。事实上，“元朝”这一术语容易让人以为是“汉人王朝”，所以尽可能避免使用。大元兀鲁思，疆域辽阔，直接控制着蒙古大草原、辽东地区及过去汉人王朝断断续续统治过的游牧区和农业区过渡带。元帝国的势力范围，向南一直延伸到汉人王朝从未征服过的地区。在高丽和西藏，元帝国的影响力几乎超过了任何一个汉人政权。鉴于大元兀鲁思疆域的辽阔，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帝国任一局部地区都会对其他地区产生深远的影响，这就如同讲故事一样，如果只关注某一个情节（如中原地区、高丽或草原社会），就会顾此失彼，无法了解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
东北亚是蒙古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北亚的局势，是理解蒙古帝国及14世纪五六十年代后蒙古世界本质的基础。在东北亚，女真人、蒙古人、汉人、高丽人和日本人的利益，盘根错节，而且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蒙古帝国末期。大元兀鲁思的瓦解给东北亚地区造成的影响，远远大于对东亚其他地区的影响。要想了解这种影响究竟达到什么程度，或者这种影响究竟造成何种多米诺效应，我们就不能孤立地考察某一王朝。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周边政权之间彼此影响是必然的，但在蒙古时期这种互动的程度似乎更强烈一些。
本书研究聚焦于东北亚地区，而不是中原地区、朝鲜半岛或辽东地区，这和本研究的第二个主题—— 13 、 14 世纪蒙古帝国治下的空前大融合有关。 13 、 14 世纪，蒙古帝国的统治范围，从太平洋沿岸一直延伸到东欧，从西伯利亚的莽莽森林到中原以南的亚热带地区。可以说，蒙古帝国是世界史上陆地连续面积最大的帝国。在蒙古帝国治下，大融合达到了世界性的新水平和新规模，从人员、纺织品和食材到宗教、艺术、珠宝，从科学技术、军事武器和行政管理理念到微生物、香料、服饰等，所有这些都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速度在流动。所有的族群都被连根拔起，所有的族群认同都被重塑。
在东亚史的框架下，这是几百年来蒙古人第一次统一“大中国”。中原南部和北部的大一统局面促进了经济交流，推动了文化发展（如戏剧、绘画、思想、地理等）。中原南部地区被纳入蒙古帝国的世界版图中，“颠覆了南宋王朝受制于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而形成的地方主义视角”。同时众多研究表明，在大元兀鲁思，西藏人、突厥人、穆斯林、女真人和契丹人也都扮演了比较重要的角色。在东北亚地区，蒙古人强迫成千上万的高丽降民迁到辽东南部。随后，高丽境内的很多民户主动迁到辽东南部，希望获得经济利益和政治机会。帝国新建立起来的行政结构跨越了旧王朝的藩篱。蒙古人在高丽首都开京开衙设府，在高丽北方设军事辖区，所有这些官衙和辖区，都直接隶属大都，而不是开京的高丽政府。在辽东地区，蒙古建立的多重管辖制度统辖着蒙古贵族、高丽降将、汉人、女真人和高丽人。与过去几百年相比，蒙古海陆交通运输网络的联系空前紧密，这促进了大都与辽东地区、开京乃至更遥远地区之间的人员往来、物资交换和文化交流。
如果基于区域而不是国家（或王朝）的视野来理解当时的经济、政治、军事和社会大融合的新规模和新水平，我们就会很容易地理解，为什么个人和家族利益往往凌驾于王朝、国家或语言的认同之上。在时代的剧变中，这种现象特别突出。这是笔者将要探讨的第三个主题。如果说蒙古帝国的崛起改变了世界历史和文化，那么14世纪中叶帝国的瓦解也同样具有深远的意义。庞大而松散的帝国大厦轰然倒塌，不仅造成数十年的苦难、死亡和离乱，而且也形成政治的新动力、新机会和新真空。蒙古帝国治下的大融合模式，浓墨重彩地勾勒出这个帝国的末日暮光景象。早在半世纪前，司律思（Henry Serruys）——这位无论以多么严苛的学术标准来衡量都不失为头脑清晰、目光敏锐的学者，在谈到中蒙关系时说：“ 14 世纪的中国几乎不存在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意识，后者意味着个人归属于明确的民族或国家，或者归属于和其他种族截然不同的特定种族。当时，所谓的效忠是指对某个统治家族、某个王朝、某个领袖、某个将军或某个军官效忠。”事实上，当时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关系，已经超越了某一王朝或某一国家。对于身处 14 世纪数十年动荡局势的人们来说，蒙古帝国的一体化，进一步开阔了他们的视野，而基于这种视野的合作加强和联盟缔结则超越了王朝归属或语言认同。由此，帝国的本质在其瓦解的过程中充分显露出来。
本书的第四个主题是将高丽王朝视为大元兀鲁思一部分的必要性。王氏，不仅是高丽统治家族，也是蒙古治下的欧亚大陆精英。高丽王氏，凭借成吉思汗的驸马（küregen）这一身份，深刻融入西藏、吐鲁番、波斯、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精英体系。许多韩国学者认为，高丽的地位非常独特或反常，蒙古治下的高丽有如下特征：虽然军事落败，但在行政上保持独立；蒙古和高丽之间是征服和被征服关系；高丽虽然独立，但是处于蒙元干涉下。也有人认为，高丽有自己的文化认同和族群认同，所以属于独立国家。在日本殖民统治朝鲜半岛的 20 世纪前半期和随后的冷战时期，韩国学界在谈到帝国的时候常聚焦于“独立”或“认同”，这一点可以理解，但如果将问题置于这种框架下，就无法阐明问题，甚至会模糊问题。事实上，蒙古帝国无意于强迫被征服地区尊崇它的文化或习俗。
另外，高丽的地位也并不独特。在很多方面，高丽的地位和许多欧亚大陆的小政权类似。譬如，西藏的萨迦派政权、吐鲁番的畏兀儿、亚美尼亚的地方“君主”、罗斯公国的王公、窝阔台汗国的科尔曼和赫拉特的卡尔特等，这些政权或者被蒙古兼并，或者被蒙古缔造。当然，亡于蒙古之手的宋朝、金国（1115—1234）、花刺子模王朝，属于例外。但最重要的是，蒙古和这些政权之间，并非统治和被统治关系。只要有可能，政权、族群也好，游牧社会、农业社会也罢，全部被纳入蒙古帝国。如接下来的章节所述，对于 13 、 14 世纪的高丽，我们必须将其置于蒙古帝国的全球视域下去理解。尽管理解的深度和准确度可能会有差异，但是西欧和西亚的观察家认为，在蒙古帝国治下，高丽定期遣使蒙古首都朝贡。当然，他们对高丽的这种认识，源于蒙古帝国治下，欧亚大部分地区的信息传送。
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本研究也是关于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两个男人，是指大元兀鲁思的皇帝妥懽帖睦尔和高丽国王恭愍王；一个女人，是指妥懽帖睦尔的高丽妻子——奇皇后。妥懽帖睦尔虽然不像其祖先成吉思汗（1167—1227）和忽必烈汗（1215—1294）那样声名显赫，但他在位的时间（1333—1370）要比元朝其他任何一个皇帝都长，是 14 世纪其他皇帝在位时间的四倍之多。同样，与 14 世纪其他高丽国王相比，恭愍王的在位时间（1352—1374）异常长久。
这两个男人的名声，可以说毁誉参半。许多研究者注意到，妥懽帖睦尔在位初期曾打算复兴大元兀鲁思，但更多人则大肆渲染他的缺点。时人指责妥懽帖睦尔，说他无意国政，病态地沉溺于藏传佛教、房中术和繁缛仪式。也有人竭力想证明他的才能和智慧并没有达到儒家圣贤的理想标准。后世史家更是指责他心机深沉、擅弄权术，一旦发现其重臣没有利用价值，或者其势力强大到危险地步，就弃而不用。在某种程度上，妥懽帖睦尔是一位奇人。他不像大多数蒙古贵族那样嗜酒，而是从绘画、书法和泛舟中寻找乐趣和慰藉。但无论如何，他最终还是以统治中原的蒙古末代皇帝为世人所知，一手断送了忽必烈打下的基业。
据大多数文献记载，恭愍王在其统治初期，志存高远，锐意进取。据《高丽史》（成书于 15 世纪中叶）记载，恭愍王聪慧过人，宽厚仁慈，在位初期和蒙古博弈，以期为高丽争取更大的独立。从日本殖民统治时代结束之后的五十年，以及冷战中期的研究成果来看， 20 世纪的韩国历史学家对于恭愍王的这些特质非常感兴趣。恭愍王和妥懽帖睦尔一样有很高的绘画天分，艺术感觉也很敏锐，虽然不喜欢狩猎，但欣赏猎物的凶残。 1365 年，恭愍王的蒙古王后死于难产。恭愍王和蒙古王后伉俪情深，王后之死成为恭愍王人生的转折点。据说，当时恭愍王不胜悲伤，无心国事，将朝政交给肆无忌惮的佛僧，以年轻俊美男子填补亡妻造成的空虚。已故著名学者金庠基认为，恭愍王的这些行为加速了高丽王朝的灭亡。这样看来，恭愍王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非常浪漫的，甚至是悲剧性人物，是开始抓了一手好牌，却因丧妻之痛而没有赢到最后的人。
当时，宫廷不断发生血腥清洗，地方社会越来越军事化，而祸不单行的是，天灾不断，洪水、瘟疫和灾荒肆虐横行。面对时代的剧变，这两个男人都致力于维护皇（王）权。但红巾军战争改变了妥懽帖睦尔和恭愍王两人的统治世界，影响了他们对经济资源、社会政策、人事安排和军事战略等方面的决定。红巾军战争的进程也改变了这两个男人的百官和武将的命运，改变了这两个男人和他们的随侍之间的关系。总之，红巾军战争改变了元朝皇帝和高丽国王的关系，也改变了大元兀鲁思和高丽王朝的关系。
那么，女人的命运如何？奇皇后，是 14 世纪中叶欧亚大陆最有影响力的女人之一，她天生丽质，政治老练，有野心，善谋略，在赢得妥懽帖睦尔的宠爱、巩固其皇后地位后，编织了一张上至宫廷下至行省，从蒙古首都大都、上都到高丽首都开京的庞大裙带关系网。奇皇后对她儿子（即元皇太子）寄予很高期望，而这危及了她的皇帝丈夫和高丽恭愍王。据中国和朝鲜史料记载，奇皇后是一个诡计多端、放荡不羁的危险人物。但从奇氏的个案，我们发现女性在蒙古帝国普遍拥有较高地位，女人，甚至非蒙古女人，也能享有较大的政治权利。奇皇后的野心和才能以某种特殊的方式影响了元帝国和东北亚的国际关系。
为了讲好这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笔者大量搜集了不同学科、领域和年代（包括高丽末期、元朝末期和整个蒙古帝国时期）的研究成果，充分借鉴了正史、传记、奏章、书信、随笔、碑铭和汉诗（大元兀鲁思、高丽、明末、朝鲜王朝）。同时，为了深入了解蒙古帝国治下的东北亚地区，笔者还参考了大量英文、中文、日文和韩文优秀研究成果，这些全面而综合的研究成果，涉及艺术崇拜、宗教实践、政治改革、军事制度、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等方面。在此，谨向这些研究成果的作者表示由衷的谢意。
题图来自：needp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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