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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一种名为“现代型抑郁”（modern type depression，MTD）的新型抑郁症开始在日本流行。这种症状的患者多以年轻人居多，表现出明显的抑郁情绪，比如失眠、心情低落，一旦离开职场这种症状就会恢复。最近的一项研究也表明，这种症状不仅存在于日本，也存在于其他具有多种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的国家中。本文译自The Athletic中原标题为“A ‘Modern’ Depression Is Creeping Into Japanese Workplaces”的文章，原作者为SUSHMA SUBRAMANIAN。
图片来源：https://www.pexels.com
当一名市政府工作人员刚开始进入平稳的工作状态，一个新雇员就能把一切都搞砸了。组织上安排这名公务员带一下信任，于是她成了他的“学员”。由于完全不熟悉工作流程，新员工便问他是否能编一本关于工作流程的手册。老员工虽然嘴上答应了，但心里其实很不情愿。尽管编撰手册在理论上是个好主意，但老员工太忙了，比起这个，他更希望她能像他一样通过日常观察来学习。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因为无数个项目的截止日期在背后鞭笞着他，老员工只能无限延长制作手册的时间。然而，新同事也因此越来越沮丧。“她整天早晚不停地问我‘手册什么时候准备好？’我都快失去耐心了。”老员工如是说。
尽管在外界看来，制作规范流程只是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事情，但这件事却让老员工感到困惑和无能为力。他不知道如何与新同事沟通，不仅因为他没有时间，也因为工作难度大加大着实令人焦虑。新员工又在人屁股后面一遍又一遍地催着，和叫魂一样。
说实话，他不愿把工作交给这位新人，因为这可能意味着他的工作量不仅没减少多少，反而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在这样的压力下，他的睡眠和饮食都开始出现问题了。
最后，老员工想主动约一下老板，借着和老板吃午饭的机会讨论一下该怎么办。席间老板向他保证这不是他的错，并要求他尽可能地编写手册。
不过，当他回到办公室时，明显能感觉到新同事的不悦，新同事开口便问，为什么她也没被邀请去一起吃午饭？
那天晚上，老员工回家后瘫倒在客厅沙发上。他觉得自己已经不适合再去工作了。第二天，他的妻子带他去了医院，在那里他被诊断出患有抑郁症，并且要暂时离职几个月。
就这样，从一所著名的国立大学毕业后，他甚至不敢相信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名老员工的情况是日本九州大学（kyushu university）神经心理学教授加藤（takahiro kato）介绍给我的少数处于类似情况的病人之一（加藤要求病人匿名，以维护他们的隐私，并保护他们在工作中不受影响）。加藤认为，这些病人的情况是一种新型疾病，他称之为“现代型抑郁症”。这种症状的患者多以年轻人居多，表现出明显的抑郁情绪，比如失眠、心情低落，一旦离开职场这种症状就会恢复。该状况主要是由于一些缺乏社会经验的员工在社会环境中努力学习如何维护自己而导致的认知失调。目前来看，其影响范围可能远远超出日本。
除了一些研究人员外，日本的大多数心理健康专家不使用“现代型抑郁症”这个词，因为这并不是一个临床诊断词汇。它的“现代”标签也表明，这种症状的某些情况可能一直存在于其他形式的抑郁症当中。
事实上，这个词最早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当时日本媒体抓住这个机会，把因心理健康原因请假的年轻员工描绘成不成熟、懒惰的人。虽然这个词在现在的日本社会仍然带有污名化的趋势，但加藤认为，将其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现象来审视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此方面，东、西方还是有一些文化差异的。在西方社会，抑郁症通常被视为一种高度个人化的，带有负面情绪的疾病。但在日本，它一直被认为是一种由过度工作引起的疲劳疾病。在大众眼中，传统的抑郁症患者一直是一个“唯唯诺诺的人”，他总是默许以牺牲社会生活和健康为代价来完成额外的工作任务。而加藤认为，现代型抑郁症的不同之处在于，患者有维护个人权利的愿望，但他们没有清晰地交流，反而因此变得孤僻和蔑视。
临床上，这种行为最初以某种频率出现在九州大学加藤的同事Shin Tarumi的工作中。在21世纪初，Tarumi注意到他的一些年轻的抑郁症患者，特别是那些1970年后出生的患者，与传统抑郁症患者有着完全不同的个性特征。他们不以牺牲自己为代价来维持和谐，对社会结构的忠诚度也较低。相反，他们逃避责任，也往往因为自己的不快乐而责怪旁人。
Tarumi去世后几年，加藤根据自己的临床观察接手了这项研究。他发现，这类病人的患病率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调查表明具有这些特征的患者往往是中产且大多数是男性，因为男性在日本更倾向于寻求专业帮助。研究也发现，该症状与特定的职业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患者面临的问题大多是人际关系，他们的共同点就是相似的性格特征和社会条件。
加藤将他对这些病人的发现与日本围绕现代型抑郁症引发的公共语境联系起来，因为他发现这个词有助于阐释现代的文化变迁。加藤认为，现代型抑郁症患者处于一种令人不安的边缘状态，由于缺乏独立，他们依赖家庭和社会生活，不清楚如何适应快速发展的公司文化，而这种文化又恰恰要求他们更加自信。虽然他们想为自己说话，但他们的处理方式却是无效和不成熟的。
例如，加藤介绍给我的其中一位病人是一位34岁的工程师。起初，这位工程师很高兴受雇于一家政府办公室，但他说，他是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被调到另一家以工作时间长著称的公司工作的。他再三询问他是否可以再搬一次，但他的上司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这让他失去了动力。
然而，在他开始提出要求的几个月后，他终于得到了调职的许可，但现在他要想摆脱孤立无援的状态已经太迟了。就我们讨论这个案例时，这位工程师还处于长时间的工作间歇期。
加藤发现，从童年到职场，日本文化的各种颠覆性变化，使得许多员工越来越难以适应以西方个人主义为基础的企业精神。他在《精神病学与临床神经科学（ Psychiatry and Clinical Neurosciences）》和《美国精神病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两篇论文中阐述了这些原因。
之所以会这样，和原生家庭的影响是离不开的，日本父母就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因素。加藤观察到，日本在二战战败后致力于经济重建，男性忙于工作，大多缺席家庭建设，因此日本文化开始提倡母亲养育、甚至溺爱的理想家庭氛围。母子关系成了日本“amae文化”的象征（指一种类似儿童对母亲撒娇的特殊的依赖感情或行为。这种心理普遍反映在日本人的人际关系的各个方面，如在家里孩子对母亲的依赖、在公司下级对上司的依赖、学校里学生对老师以及低年级学生对高年级学生的依赖）。这是孩子们渴望被爱的愿望，并在成年后表现出自我放纵的现象。虽然一些心理学家提倡这种养育关系的重要性，但也有人说，这种关系走到了极端，会阻碍孩子们成为独立自主的成年人。
加藤认为，日本的教育结构又加剧了这种依赖问题。上世纪70年代，政府教育系统不再强调竞争，而是更注重让学生发展自己的兴趣。这种被称为“ yutori kyōiku”的方法，与过去导致日本人成功的严格教育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如今，由于降低了日本教育的整体严谨性，这种教育文化受到广泛的批评。一些人指责这个想法本身就you问题，另一些人则认为它只是执行得不正确。无论是哪种方式，更宽松的制度都提供了更少的机会来与要求严格的权威人物或同行竞争。
正如加藤所解释的那样，当日本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陷入停滞时期时，许多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人都很快开始面临他们的困境，在工作中，他们面临着一种更古老的家长式领导模式，不得不忍受老板们的严厉批评。
在过去，在这样的压力下，坚持不懈的努力至少会导致高级职位的升迁，毕竟随着日本经历了多年经济的稳步发展，就业稳定几乎是有保障的。但泡沫经济的破裂意味着这一线希望已经消失。
为了保住一份工作，仅仅遵守基本的命令是不够的。现在，员工们必须证明自己是个人，而许多人从未开发过这种技能。对于那些性格孤僻或社交能力较差的人来说，这尤其困难，因为他们在过去可能会被忽视，有些人干脆就放弃了。
加藤说：“现代型抑郁症患者正承受着一个国家从集体主义文化向资本主义工作场所过渡的后果，在这种文化中，他们必须接受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在那里他们必须开创自己的道路。”
现代型的情绪大萧条似乎并不止是日本的独有现象。在2011年的一项研究中，加藤调查了247名精神病医生，其中一半来自日本，一半来自澳大利亚、孟加拉国和韩国等8个国家。他给精神病医生提供了两个类似传统型和现代型抑郁症的片段，发现这两种描述对许多参与者来说都很熟悉。
根据这些医生的回答，现代型抑郁症似乎是那些正在经历集体主义文化向社会经济变化过度的城市及地区最为普遍的现象之一。例如，孟加拉国和泰国的发病率就非常高。随着世界各地的文化正在适应全球化的工作氛围，这种在心理调整上要求很高的状态可能会出现在更多的员工身上，并可能会导致一波心理健康问题的集中爆发，然而心理学家们至今不知道该如何治疗。当然，同样的模式也可能出现在移民人口中，他们从一个有集体主义文化的国家移居到西方，尽管加藤还没有看到这样的例子。
在日本，一些研究人员仍然担心继续使用“现代型抑郁症”一词会带来不良影响。庆应大学（keio university）医学人类学家北冈俊子（junko kitanaka）担心，这一标签带来的历史污名无形中将年轻人在工作中的不满情绪病态化，而这种疾病的救助将更有助于建立一种让他们能够茁壮成长的工作文化。她认为：“如果用它来更好地了解工人的心理和抑郁症的成因，那么它是好的。但我不认为在一般的语境中这个词是这样使用的。它的使用方式不必要地将责任归咎于员工个人的个性，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
到目前为止，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治疗和干预都不存在医学共识。虽然日本为使抑郁症正常化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且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寻求治疗的重要性，但北冈说，日本仍需要教育人们：抑郁症的表现可能是多种不同的形式，一定要超越目前自我牺牲的陈规定型观念。加藤提出，心理社会干预，如团体治疗和改变公司工作环境，应该是主要的治疗策略，因为药物治疗已经显示出对现代型抑郁症的疗效较低。
目前，加藤正在对400名患者进行长期观察及治疗，以了解哪些治疗方案最有效，他推荐的一种治疗方法是重做。与此同时，东京医疗中心的精神病学家秋山聪（tsuyoshi akiyama）开始了一个治疗传统工作场所抑郁症的项目，目前日本有超过220家诊所使用它。该项目是作为一个模拟工作场所运行的，参与者在那里阅读，讨论，运动，并与其他人一起解决难题。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会观察并告诉他们人际问题可能在哪里，以及如何更有效地工作。
与我交谈过的那位为新员工编写手册而苦苦挣扎的市政府工作人员是返工的受益者之一。回到工作岗位后，他很难适应，因为他觉得每个人都在对他虎视眈眈。他找不到办法让他们放心，尽管他并没有什么危机，但他对形势的过度思考使他焦虑，故态复萌。通过重做，他开始意识到他需要开始简单地做工作，而不是陷入被动的社会洪流中。
今天，他说，如果一个同事让他做一本手册，如果他做不好，他也不会责怪自己，而是会简单地说明他的极限在哪里。他表示：“我之前很犹豫是否要和一个我不想与之交流的人谈谈。但现在如果我有一个难缠的同事，我可以应付。”
译者：小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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