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小时前
（一）从《史记》说起
以前看《史记》里头关于夏商周三代的记载，差不多当神话传说看。
后来了解了一些三代考古方面的观点、结论以后，觉得这个认识很成问题。
司马迁写的三代东西，貌似神神叨叨，其实是有历史线索隐含其中。
比如三代的起源。
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
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適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
三代对比看，会有一个明显的结论，夏是知其父，而殷周是只知其母，换句话说，夏是父系社会，而殷周仍处于母系社会。
问题来了，按人类社会正常演化顺序，父系社会当在母系社会之后，为什么夏反而跑到了殷周的前面，是司马迁在胡编乱造吗？
也许并不是，也许这就是司马迁留下历史线索。
司马迁尽管不知道母系、父系的具体概念，但他一定认识到了二者的差异，因此才分别记之。
也许，司马迁写出这种差异，就是想告诉后人，夏的与众不同。
再看《五帝本纪》。
《五帝本纪》是夏的前传，《在五帝本纪》中，司马迁将夏的祖先讲的清清楚楚，近似于家谱。
夏的始祖轩辕黄帝代神农氏为天子，黄帝有两子，一个叫玄嚣，一个叫昌意。玄嚣这一支比较简单，玄嚣生蟜极，蟜极生喾，喾生尧，五帝中按时间顺序，2号帝喾和3号帝尧属于这一支；昌意的一支则比较复杂，昌意生颛顼，颛顼又生穷蝉和鲧两支，其中穷蝉一支是，穷蝉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桥牛，桥牛生瞽叟，瞽叟生舜；另外一支鲧讲的简单，鲧生禹。五帝中按顺序，1号帝颛顼、4号帝舜和5号帝禹属于昌意一支。
黄帝
∣
∣-------------------------------------------------------------- ∣
玄嚣 昌意
∣ ∣
蟜极 颛顼 ①
∣ ∣
喾 ② ∣-------------∣
∣ 穷蝉 鲧
尧 ③ ∣ ∣
敬康 禹 ⑤
∣
句望
∣
桥牛
∣
瞽叟
∣
舜 ④
司马迁极为认真地给夏修了家谱，表明他认为夏为正宗的原住民，并且这个原住民从夏禹“家天下”开始，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他为殷周编段子，只说其母，1号帝颛顼只挂名，无血脉关系，是在说殷周为外来户，并且这个外来户原本很落后。
那么，司马迁留下的这条历史线索，究竟有没有价值？
（二）至暗时刻的二里头
王国维先生提出纸上材料要和地下材料结合着看的“二重证据法”，被实践证明确实很伟大，比如人们顺着文献留下的历史线索，找到了殷墟，找到了二里头，然后研究考古遗存，发现以前认为不靠谱的文献记载，还真就是那么回事。
说一下王国维先生的死。
王国维先生的自杀有很多说法，大都不可信，其实真正原因就是他遗书里面的“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而这“辱”，很大程度上，应该是来自胡适、顾颉刚之流的疑古派。
一个人将学问视为生命，又凭借学问得到世人尊崇，可是忽然之间，其毕生研究的学问被一帮人讥贬为压根不存在的伪学，比如，疑古派考证出大禹只是条虫子，并且当时这种讥贬成为学术的新潮流，可以想见，其面临的羞辱与打击。
1926年疑古派的代表作《古史辨》第一册问世，1927年，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
说到疑古派，便要提顾颉刚的中国古史层累说，顾氏以层累说来说明文献中的上古史不可信，所谓“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朝有三皇，到汉朝以后有盘古”，顾氏以为很荒谬，到处讲。
其实，玩过游戏的人都知道，这种现象很自然，游戏刚玩的时候，玩家基本两眼一抹黑，然后随着探索，地图逐渐打开，知道的东西才越来越多，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倒是反过来，一开始啥都知道，就有上帝视角，只能开挂才可以。
言归正传。
前面说了，司马迁留下的历史线索之一，夏作为原住民，传承了黄帝始祖血脉。
这是王国维先生说的纸上材料，地下材料又怎样呢？
根据考古发现和研究，洛阳偃师附近的二里头，目前被国内大多数学者认为是夏的遗址。
为什么偏偏是二里头，二里头又是如何找到的？还得多亏司马迁为后人留下的线索。
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司马迁顺口有那么一说，即“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
于是人们顺着这条线索，找来找去，找到了洛阳盆地。
二里头就位于洛阳盆地东部的一块高地之上，这块高地又位于两条河，伊河与洛河交汇形成的三角区域，北边背靠邙山，是妥妥的风水宝地。
更为独特的是，它还是中国两大水系的临界区以及两大农耕区的交汇区。
可是，尽管二里头考古有很多惊人的发现，这些发现又与文献记载极为相符，但还是有很多人不承认二里头是夏，甚至不承认有夏。
因为二里头不像殷墟那样有文字的实锤。
没发现文字，也就是说夏在二里头没有身份证，怎么能断定二里头就是夏呢？证明“我是我”太难了。
还有一个途径，就是看传承。
所谓传承，总有点独一份的意思，或者说以前很多份，到他这，就剩他一独苗。
二里头时期横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如果能够确认二里头时期之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国有很多文化区域如群星闪耀，但到了二里头时期，这许多文化区域逐渐消失或者衰落了，只剩二里头一枝独秀，那么，它不是夏也必须是，因为找不出别人了。
是不是这样呢？还真是的。
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也可以说是两河文化，黄河与长江。
在二里头时期之前，黄河、长江的中下游地区分布着很多牛叉文化，比如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中原龙山文化，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等等（参见下图）。
然而，考古学家发现，在接近二里头时期的时候，这些新石器时代发出璀璨光芒的区域文化，从长江中下游开始，自南向北，持续衰落。
何以得出此结论？
考古学家的方法是调查比较同一区域，不同时期的遗址数量，比如良渚文化最繁荣时，有遗址点200多处，可到二里头时期，则仅有8处，几近消失。
且不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考古学家发现洛阳盆地的二里头是个例外，表现很坚挺：
至二里头文化时期 (二期至四期 )，传统新石器时代核心区域中仅剩下洛阳盆地一块唯一持续发展的地方，更像是一处文化孤岛，外围聚落则渐次减少，临近地区郑州、晋南乃至嵩山东南侧尚好。再往四周的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关中地区则人烟稀少，无一不是衰败的景象。龙山晚期至二里头文化时期乃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传统文化核心区史上最黑暗的时段。
------ 摘自《龙山—二里头——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改变与青铜时代全球化的形成》（作者北大张弛）
这就是二里头被公认为夏遗址的原因所在，因为没有别的地方了。如果司马迁讲的夏存在的话，那么这个夏只能是二里头，反过来说，如果司马迁讲的夏不存在，那么就不应该有二里头遗址存在。
结合考古，进一步看《五帝本纪》，如果将黄河、长江对应为黄帝的两个儿子，司马迁原话为， “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玄嚣则可理解成代表新石器时代的长江中下游文化，昌意代表黄河中下游文化，按时间轴对应五帝家谱，1号帝颛顼可代表距今5300年的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2号帝喾和3号帝尧代表距今4300年的长江中下游的石家河文化和良渚文化，4号帝舜代表距今3800年的黄河中下游的龙山文化，5号帝禹则代表最后的黄河中游的二里头文化，这种对应可以说顺理成章，更神奇的是，五帝中著名的尧舜禹，其各自代表的文化区域，考古发现也最为亮眼。
我们不知道司马迁是如何做到的，他对距自己有2000多年的上古史，在脉络的总体把握上与后世考古发现基本一致，令人吃惊。
（三）吃货的传承
通过文献线索，结合考古发现，初步可以确定二里头的夏文化为中国原住民文化的唯一传承。
但是还要解决一个问题，如前所述，中国原住民文化在新石器时代，是多元的，那么，夏是传承了其中的一元？还是多元当中有共性，夏传承了这个共性？
完美的答案当然是后者。
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探究新石器时代，中国不同区域的文化是否存在共性，这个共性是什么？
新石器时代的标志之一是陶器，也许可以从陶器当中寻找答案。
原来人们有个错觉，以为人类是在农业革命之后，进入农业社会才学会烧制陶器的，比如世界上最早的，距今1.1万就开始驯化山羊、小麦等动植物的西亚地区，学会制陶是在2000年以后。
但中国是个例外。
在江西仙人洞，考古学家们发现了距今2万年的烧制陶片，而且陶片上有火烧痕迹，表明这些陶器是做饭烧水用的。这个发现简直太神奇了，意味着我们的祖先还没学会驯化动植物之前，在采集狩猎时代就学会了吃火锅（参见《江西仙人洞遗址两万年前陶器的年代研究》《南方文物2012.3》）。
这大概是中西文化的最早分叉。当食物出现匮乏的时候，中国通过使用陶器炊煮扩大了食物来源，而西方则是在现有食物当中，通过栽培和驯养，扩大和稳定供给量。这种分叉导致世界上出现了两大文化圈，即筷子文化圈和刀叉（手）文化圈。
印度人不理解中国人吃东西要用筷子，明明可以用手好不好，直到他们看到了火锅。这个段子告诉我们，人类当初为了生存形成的一些习惯，如同基因遗传一样，也会长期的保留下来。
有了原始炊具，中国人开启了吃货之旅，体现在对炊具的改进方面，最早发现是一些烟熏的石块，支在陶罐下面形成一定空间，以便于烧火，后来又发现很多专门烧制的陶土支架，又称陶支脚，陶支脚底面大，比较稳定，上身细高，上端歪头造型，便于安放陶罐，再后来，干脆支架和陶罐合为一体，直接烧制陶鼎（三足两耳）、鬲（音立，三足皆空）、甑（音憎，可蒸食物）、鬶（音规，上部有流口，便于烧水煮汤煮酒后直接倒出）等等，进入青铜时代以后，别的民族一般都用青铜做武器和切割用具，唯独中国人喜欢拿青铜做炊具，如大名鼎鼎的司母戊大方鼎（后母戊鼎）。
关于新石器时代陶支脚和陶鼎的考古分布，大体范围是蒙古高原以南，黄土高原和云贵高原以东的平原和丘陵地带，覆盖了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的各种文化。
因此可以说，使用陶器做炊具是中国原住民文化不同区域的共性，也是有别于世界其它文化的独一无二的技能，而代表着夏的二里头，通过大量出土文物，证明其继承了这个共性。
（四）青铜王者
本以为是青铜，没想到是王者。
用这句话的表面意思来看二里头的夏，其实很贴切。
根据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在中原地区，真正掌握青铜技术最早的是二里头，而按照司马迁的理解，夏在中国又是第一个进入王朝时代的。
这当然不是巧合。
相同的例子是春秋末期，中国人掌握了铁器冶炼技术，更直观的例子是清代末期，中国人搞起了工业。
为什么都是在末期出现划时代的新技术？
其实这是因果倒置的历史叙述让人产生的错觉。
真正的因果关系是划时代的新技术来了，于是旧时代进入末期并终结。
近代中国如此，春秋战国如此，横跨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时代的二里头也是如此。
《越绝书》中记载春秋时，有个叫风胡子的人对楚王有言，“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断树木为宫室，死而龙臧。夫神圣主使然。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圣主使然，死而龙臧。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以凿伊阙，通龙门，决江导河，东注于东海。天下通平，治为宫室，岂非圣主之力哉？当此之时，作铁兵，威服三军”。
风胡子讲的石、玉、铜、铁时期，对应今天的考古学划分，就是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
从黄帝到禹，也就是司马迁说的五帝时期，是“以玉为兵”，但玉还是石头，按现在旧石器与新石器的区分，前者主要采用打制石器，而后者为磨制石器，因此，玉只是比一般石头更高级一点的石头而已。
因此，无论是“以石为兵”，还是“以玉为兵”，对于原始部落而言，大家手中比划都是石头，而石头遍地皆是，没法垄断，于是部落武力值相对均等，导致的结果就是谁也灭不了谁，部落林立，相互之间很民主，部落联盟首脑搞禅让制。
但是进入“以铜为兵”时期，形势逆转，原因就在于青铜不是唾手可得，而是稀缺的、可抢夺可生产可垄断的，加上金属武器对于石头武器的碾压效应，谁拥有的青铜多，谁就可以拉开武力值的差距，谁就可以成为真正的王者。
于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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