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惠崇春江晚景》（其一），我从前一直是把它当作美食诗来读的。作为自小生长在长江边的土人，我不大认那什么题画诗的账，只是觉得自己是会意东坡老人家的。
我一直疑心，那句“蒌蒿满地芦芽短”是苏轼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尤其是美食经验，来推测或联想的。试想，在这幅春江晚景图的画面下方，那些一粒粒细小的墨点子，天知道是草还是苗。可是，苏轼说，是蒌蒿，是芦芽。因为在江边生活过，甚至因为，他还吃过，且喜欢吃。
这个美食家，于大宋元丰三年被贬谪到黄州。养家艰难，于是，放下书卷，开荒种地。自古以来，都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住在水边的人，自有水里的鱼虾和岸边的菜蔬。每年春上，穿过开着桃花的人家门前，下到江滩上采摘野菜时，我就会想起苏轼的《惠崇春江晚景》（其一）；就会觉得，有才有识有情有调的东坡，和我，隔着时空，共饮一江水，共食一道菜，那春光也变得分外有纵深感。
春日里，蒌蒿和河豚，都是时鲜。烹制河豚时，里面不要放杂物，以求其味醇正。好的食材，仪态万方，是根本不需要配角来起哄的。但是，河豚是有毒的，要清除干净它的肝脏、眼睛等有毒部位。如此，吃河豚，其实是担着一分危险的。但是，上天安排万物生长，常常会有完美的构思。据说，蒌蒿有解河豚毒的功效。所以，水里有河豚，岸上便有了蒌蒿。
苏轼写此诗时，是元丰八年，刚离了贬谪之地黄州，正在归京途中。人的情绪表现有时真是一个悖论。就像苏轼在黄州，身为大宋第一才子，在荒冷之地，开田地自度日月。可是，也正是在黄州，他写了《赤壁赋》和《后赤壁赋》，写了《念奴娇·赤壁怀古》。他低到泥土稼禾之间，忽然心地广大了。他与天地对话，问日月古今。江水有多无穷，他就有多无穷；月光有多辽阔，他就有多辽阔。
可是，有一天，忽然一只大手从高空伸来，将匍匐在地的人往上一拎。这时，往往万千委屈齐上心头。刘禹锡写“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那些身为沉舟病树的光阴，只有自己知道其中的幽暗潮湿。阳光乍现，一定会刺眼，一定会流泪。我想，苏轼此番回京路上，内心的感受一定不是只有喜悦一种。在返京的路上，苏轼一定把他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在内心再次演绎一遍。
前几天，读到李少君的两行诗：我们总是迷恋着现代的晕眩感，又深深依恋着故乡的宁静。我想，这大约是我们这个时代大多数人的写照。
每个周末，我从合肥返回我的江边小镇后，常常在黄昏和家人来到江边，看船，看水，看乡野人家那种默片一样安静从容的生活。这时，我常常在心底问自己：我要的，到底是什么？
我日夜凿着自己，想要凿去对寻常烟火的享受，凿去固守乡土的安逸，我把自己捻成一根箭了，嗖的一声放出去。我以为，只要自己足够努力，就可以抵达我的站台。可是，慢慢发现，我多么天真。
好在，还有苏轼。
我有苏轼，就像中了河豚之毒的人之有蒌蒿。蒌蒿来搭救那些因为追求美味而受伤的肠胃和脏腑；而苏轼的“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则在循循教我。
我问自己：你的才华有苏轼那么高吗？你的人生，有苏轼那么颠簸吗？然后我就仿佛听见苏轼的讥笑：那你还委屈什么呢？虽然，我一路泥泞一肩风霜地赶路，想要抵达我风烟中长久遥望的站台，可是临到跟前，才惊觉站台早已被人捷足先登。我和苏轼，隔着时空，面对一桌蒌蒿和河豚，会意一笑。
这一首《惠崇春江晚景》（其一），中年之后再读，真是感慨良多。从前只以为它是美食诗，现在，则暗自认定那是一首哲理诗。
“正是河豚欲上时”，每每再读这一句时，我常常会想，可否把这一句里的“上”换了？如果仅仅是表达河豚作为时令食物，正是河豚将捕时，正是河豚洄游时，意思都还能到吧？可是，总还是觉得这“上”实在是好，实在是无词可替。
每年春季，河豚从深冷的大海出发，一路沿江而上，去寻找适宜的水域来繁衍生命。江水滔滔东流，小小的鱼类，要用自己单薄的身体克服江水巨大的阻力，才能逆流而上，抵达它的目的地。
向上的旅程，从来都是艰险的、是辛苦的。可是，生之意义，似乎也就在于这“向上”之中。
在水里的河豚艰难上行的同时，几尺之遥的江边沼泽和沙滩上，蒌蒿也从地底探出身子。它们会长高、长壮，极尽所有的力气，来完成一棵植物所能抵达的最大高度。它们在秋冬凋零，生的一口气全沉潜在泥土里。它们匍匐在泥土深处，熬过深冬，等冰雪消融，等风日和暖，然后启程，向着天空去攀登。
苏轼写此诗时，正在北上的途中。这是一段地理上的向上之路，更是他仕途上的一段谪后升迁之途。那流落于黄州的五年，恰似一尾鱼沉潜于幽暗水底，恰似蒌蒿落了翠叶，朽了茎秆，埋在土里。
河豚逆江而上，完成了一年的使命，然后便是顺流而下，回到低处的大海。当秋风肃杀，茂密的蒌蒿便开启了生命向下的旅程，叶子回到根边，茎秆摧折，慢慢和腐叶一起化为泥土。
苏轼也要在他的生命里，把“上——下——上——下”这样的节奏不断地演绎。演绎得频繁了，那“上”的喜悦，便是来也来得朦胧徘徊，来也来得滋味万千。
我实在喜欢“正是河豚欲上时”里那遥遥传来的喜气。
【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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