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尚书》详细记载了尧传舜、舜传禹之事。此后《史记·五帝本纪》更为详尽地描写了尧、舜、禹之间的禅让。至此，持有儒家思想的作品，谈及禅让都将贤能与禅让相联系。但想全面了解一段史实，就不能只听一家之言而杜百家之口。那么儒家之外的观点又是如何呢？
道家对于尧舜的看法集中于《庄子》。《庄子》中有一句：“吾语女，大乱本之，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存乎千世之后。”也有“尧不慈，舜不孝”。这两句话与我们接受的传统儒家对于尧舜的看法不符。还有一句：“尧舜有天下，子孙无置锥之地。”点出尧舜后人处境窘迫。至此禅让制的标准应该值得我们深思。
《韩非子·说疑》中有言：“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也。”这使尧舜禅让之事更为扑朔，甚至有弑君之说。法家的观点在暗示，禅让制究竟是自愿进行的，还是在武力逼迫下才有的？对此，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禅让制的标准不是选贤任能，也非自愿进行，那么它进行的过程到底是什么样呢？
应该参考先秦史书的记载，如《竹书纪年》，这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史书。《竹书纪年》记载：“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显然尧被舜囚，其子丹朱也被囚禁，这符合庄子所言：“子孙无立锥之地。”《史记》里也提到丹朱，却载其“顽凶，不用”，说尧是为了“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所以没有传位于丹朱。舜在尧死后曾让位于丹朱，但“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所以舜在感慨一句“天也”之后就成为首领了。再说舜的后事，《史记》中说他南巡，死于苍梧，极有可能是被流放至此的。将以上的线索重新连接起来，大胆地假设：尧舜禹是三个不同部落的首领，几个部落又为一个联盟，而尧又是这个部落联盟的领袖。随着尧的部落衰落、舜的崛起，舜凭借强大的武力逼迫各部落同意他为联盟领袖，然后，禹的强大又使历史重演。当然，这些血腥的过程可能都披上了禅让这个合法的外衣。这个逻辑或许更为我们能接受，因为它更贴合中国历史发展、朝代更替的规律。如此，先秦禅让之事就可能是一场政权角逐，其中大有成王败寇之意。
（摘编自周新楠《禅让之下，是光明还是黑暗》）
材料二：
《五帝本纪》的真实性长期遭到质疑。如欧阳修认为：司马迁所作本纪，尧、舜、夏、商、周，皆出于黄帝，“文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孙纣，何其缪哉”。梁玉绳指出，按五帝世系，鲧、禹历仕颛顼至舜四朝，实在过于长寿；“尧舜在位，几百五十年”，亦令人难以置信。
以上不同的观点，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司马迁为何如此书写。由司马迁“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看，他搜集的关于五帝事迹的文献中，除有“不雅驯”的内容外，可能还有不一致乃至相矛盾的内容。比如《五帝本纪》所载尧舜禅让一事、《竹书纪年》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由此记载，可知关于尧舜更替还另有说法：舜取代尧靠的不是和平禅让，而是血腥武力。但司马迁在写作中，选择了有助于表现美善政治的和平禅让，而对武力取代的说法予以忽视，体现了以雅求美的书写原则。
如果从历史真实的角度去要求《五帝本纪》，是无法理解司马迁对《竹书纪年》这类材料的忽视的。但如果从文化记忆理论去考量，就能理解《五帝本纪》书写的合理性。事实上，《五帝本纪》承载的乃是自孔子以来人们对“尽善尽美”德政的美好记忆，是建立在关于五帝时代回忆的基础上的文化书写。正如德国学者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所说：“回忆文化则着重于履行一种社会责任。它的对象是群体，其关键问题是：'什么是我们不可遗忘的？’”在司马迁看来，不可遗忘的是五帝时代的君明臣贤、关注民生、德政文化。因此，他选择了称颂五帝德政之美的文献。正如《太史公自序》中所云：“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唐尧逊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万世载之。”他强调的不是五帝的风教业绩，也不是帝位更迭的细节，而是黄帝开创的法天则地的政治秩序，以及颛顼等四帝遵序形成的可以万世效法的法度规范。
（摘编自龙文玲《〈五帝本纪〉的书写与司马迁的古史观》）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要想全面了解禅让的史实真相，不能仅看儒家的一家之言，也应该注重儒家以外百家的观点，例如道家与法家。
B．《庄子》一书不仅指出尧舜时代滋生了祸乱，并言及了尧舜后人的处境，也对尧舜做了道德评价，有些观点和儒家截然相反。
C．作者引用《韩非子》的目的是要证明禅让在真实的历史中可能不像儒家所说的那么美善，禅让一方可能并非出于主动。
D．《竹书纪年》有丹朱“顽凶”的记载，这是舜不准丹朱与其父见面的原因，相关的内容可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找到印证。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材料一虽然引用了道家、法家等方面的资料，对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禅让制进行探究，但所得结论仍然只是可能性的结论。
B．司马迁在写作《史记》时，曾查阅过相关的文献，可能他看到过《竹书纪年》这一类的记载，但他舍弃了武力取代的说法。
C．司马迁在《史记》中，强调了法天则地的政治秩序和万事效法的法度规范，这恰恰是履行社会责任的具体表现。
D．材料一综合各种材料力求还原禅让的真相，材料二则综合各家对《史记·五帝本纪》的质疑，颠覆了《史记》的信史地位。
3．结合材料内容，下列选项中最能支持材料一观点的一项是（ ）
A．汉献帝无奈地禅位给魏文帝，文帝说：舜禹受禅，我今方知。
B．推位让国，有虞陶唐。吊民伐罪，周发殷汤。
C．战国时期，燕王哙崇信儒家禅让学说，禅位于国相子之，自己北面称臣。
D．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
4．材料一为得出结论，是如何质疑禅让制并加以求证的？请结合材料简要梳理。
5．范仲淹死后，欧阳修在写神道碑铭文时写道：“于是两公（指范仲淹及其政敌吕夷简）欢然相约戮力平贼”。范纯仁（范仲淹之子）看后说“无是，吾翁未尝与吕公平（和好）也，请易之”。但欧阳修不顾范家人的反对，执意把此句话写了进去。请结合材料二，简要分析欧阳修此举的合理性。
【参考答案】
1．D2．D 3．A
4．①质疑儒家有关禅让制的观点和标准，并借助《庄子》《韩非子》等相关著作加以求证。②质疑禅让制的过程，并借助《竹书纪年》《史记》等史书的相关记载加以求证。
5．①欧阳修舍敌对而求和解的做法，体现了以雅求美的书写原则，有助于表现美善政治。②从文化记忆的角度说，欧阳修此举是建立在尽善尽美的德政基础上的文化书写。③欧阳修想要后人记住当时的臣子们能够在国家大事上做到同心协力，而不是彼此间互有芥蒂且持续久远，此举是在用文字履行行社会责任。
【解析】
1．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筛选并整合文中信息的能力。
D.“《竹书纪年》有丹朱'顽凶’的记载”错误。由原文“《史记》里也提到丹朱，却载其'顽凶，不用’”可知，丹朱“顽凶”只见于《史记》的记载，并未见于《竹书纪年》。
2．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的能力。
D.“颠覆了《史记》的信史地位”错误。材料二并未颠覆《史记》的信史地位，只是在探求司马迁的历史观。
3．本题考查学生分析论点、论据和论证方法的能力。
A.魏文帝强迫汉献帝将皇帝之位禅让给自己，这句话揭示了禅让的本质是实力逼迫，所以能够充当论据，证明材料一的观点。
B.唐尧、虞舜英明无私，主动把君位禅让给功臣贤人，体现的是对禅让制度的歌颂，是传统的儒家观点，不能支持材料一的观点。
C.燕王哙将王位禅让给子之，因为其崇信儒家禅让学说，相信禅让制的美善，不能支持材料一的观点。
D.尧帝、舜帝他们的风范及他们教化天下的方法，最根本的就是在孝悌，也是在歌颂禅让下的美善政治，不能支持材料一的观点。
4．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文章结构和思路的能力。
材料一第一段说到“但想全面了解一段史实，就不能只听一家之言而杜百家之口。那么儒家之外的观点又是如何呢？”，也就是文本对儒家有关禅让制的观点和标准进行了质疑，第二段借助《庄子》加以求证，第三段借助《韩非子》加以求证。
第三段结尾说到“对此，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禅让制的标准不是选贤任能，也非自愿进行，那么它进行的过程到底是什么样呢？”，第四段就对禅让制的过程进行质疑，并且说到“应该参考先秦史书的记载”，而这里面所列举到的先秦文献有《竹书纪年》《史记》。所以质疑禅让制的过程，并借助《竹书纪年》《史记》等史书的相关记载加以求证。
5．本题考查学生分析论点、论据和论证方法的能力。
由原文“但司马迁在写作中，选择了有助于表现美善政治的和平禅让，而对武力取代的说法予以忽视，体现了以雅求美的书写原则”可知，欧阳修舍敌对而求和解的做法，体现了以雅求美的书写原则，有助于表现美善政治。
由原文“但如果从文化记忆理论去考量，就能理解《五帝本纪》书写的合理性。事实上，《五帝本纪》承载的乃是自孔子以来人们对'尽善尽美’德政的美好记忆，是建立在关于五帝时代回忆的基础上的文化书写”可知，从文化记忆的角度说，欧阳修此举是建立在尽善尽美的德政基础上的文化书写。
由原文“在司马迁看来，不可遗忘的是五帝时代的君明臣贤、关注民生、德政文化。因此，他选择了称颂五帝德政之美的文献”可知，欧阳修想要后人记住当时的臣子们能够在国家大事上做到同心协力，而不是彼此间互有芥蒂且持续久远，此举是在用文字履行行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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