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舜帝传说及民俗研究
张泽槐
舜帝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他从一介平民成长为一代帝王。他创立的社会伦理道德，成为后世道德行为规范。他建立完善了远古时代的国家制度，为后世帝王所继承和发展。正因为如此，他被后世尊为中华民族远古时代的三王五帝之一，史圣司马迁赞誉“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但是，舜帝一生的情况到底如何，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都有着诸多不同的说法，出现了诸多不同派别与不同观点。如虞舜是历史人物还是传说人物，地望何处，瞽叟、壬女为何屡次谋杀舜，舜在被尧帝起用前到底是一介平民还是部落酋长，尧帝以女妻舜是考察舜还是政治联姻，历史上是否存在尧舜禅让之事，舜是主动禅位还是被逼让位等等，都有着不同的说法甚至完全相反的看法。笔者认为，舜帝应当是一位历史人物。舜帝地望为古代濮阳，即今之山东菏泽与河南濮阳一带。瞽叟、壬女多次谋杀舜帝，均属于比较正常的情况，壬女出于妒忌，瞽叟则出于无奈，为生存所迫。尧帝将娥皇、女英下嫁于舜，实际上是一种政治联姻，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桩有记载的政治联姻。相传几千年之久的尧舜禅让、舜禹禅让故事，在历史上并不存在。所谓的禅让，实际上只是一种原始民主制度的残余，是“公天下”向“家天下”转型时期的一种过渡形式。
（一）舜帝是历史人物还是传说人物
舜帝是一位历史人物，还是仅仅为一个传说人物？换句话说，在中国历史上是否实有舜帝其人？在舜帝研究中，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先秦两汉时期，上至帝王将相，中至士宦学人，下至黎民百姓，从来没有人怀疑过舜帝其人的真实存在。这一点，从以下史实完全可以证明。
从已经出土的甲骨文看，早在殷商时代，殷人就把舜帝作为自己的祖先来祭祀。
西周王朝建立后，大封诸侯，传说达八百之多。在所封诸侯中，除了周室宗亲和文臣武将外，还将前代三王朝的子孙给以王侯名号，称为“三恪”以示敬重。对于西周王朝分封前代三王朝的子孙，后人有着两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封虞、夏、商的后代于陈、杞、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后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诸陈，以备三恪。”杜预注：“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后，又封舜后，谓之恪，并二王后为三国。其礼转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第二种说法是封黄帝、尧、舜之后于蓟、祝、陈。《诗·陈风谱》唐孔颖达疏：“案《乐记》云：‘武王未及下车，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乃封夏后氏之后于杞，投殷之后于宋。’则陈与祝、蓟共为三恪，杞宋另为二王之后矣。”这两种说法虽然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这就是在西周时期，虞、夏、商是作为三个朝代来对待的。无论在哪种说法中，都把舜的后代列入分封范围之内。
春秋时期，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对尧舜禹的历史存在是充分肯定的。他依据周王朝和鲁国的档案，对上古时代的历史文献进行整理，最后修定《尚书》，成为我国第一部史书。在《尚书》中，开篇之作就是《尧典》，记述尧舜之事。而在《尧典》中，记述得最多的又是舜帝其人其事。这种谋篇布局和记述方式表明，在孔子那里，虽然还没有将炎黄等上古人物列入书中，或者说还没有将炎黄等上古人物作为历史人物来对待，但对于尧舜禹而言，孔子确实是将他们作为历史人物来对待的。特别是对于舜帝其人其事，在《尧典》中记述行非常详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的诸多人物，干脆将《尚书》中记述尧舜时期人与事的部分称为《虞书》，将记述夏王朝历史的部分称为《夏书》，将记述商王朝历史的部分称为《商书》。这表明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等诸子百家人物都是将虞作为一个朝代来对待的，而且也是将舜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来对待的。荀子、韩非子等人虽然对尧舜禅让与舜禹禅让之事有不同看法，但他们对舜帝是一个历史人物这一点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还有一部由战国时魏国史官编写的史书也可以说明这一点。这部史书，“其所纪始黄帝，终魏今（襄）王二十年（前299）”。但是，这部史书在当时并未面世，而是随魏襄王埋葬于地下。直到晋太康二年（281），“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这部史书才得以重见天日。因其以竹简写成，后人称之为《竹书纪年》。在这部史书中，以编年体形式，对黄帝至魏襄王二十年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记述。其中对舜帝的记述比较详尽。这说明，《竹书纪年》与《尚书》一样，也是将舜帝作为历史人物来对待的。可惜的是，这部史书在当时及以后一段时间内并未引起高度重视和妥善保护。至唐代，此书逐渐亡佚。到南宋时，仅存残杂本三卷。明嘉靖年间（1522－1564），有人搜集《竹书纪年》的佚文，凑合史传纪事，用《宋书·符瑞志》文章当作附注，托名南朝梁代沈约注，编出《竹书纪年》上、下卷，即今本《竹书纪年》，实际上是伪书。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伪《竹书纪年》中，对舜帝其人其事窥见一斑。
西汉史圣司马迁集前代史学之大成，写成了千古不朽之作《史记》。《史记》所记，上起黄帝，下至汉武，时间跨度近三千年之久。司马迁是一位非常严谨的史学大家，又是一位受过奇耻大辱的史学大家。《史记》是司马迁穷一生之力，用自己的血和泪写成的史学巨著。在这部伟大的著作中，司马迁对上古历史与传说进行了认真严肃的考证，最终对上古时期的五位帝王写下了传记，合称为《五帝本纪》。在《史记》中，《五帝本纪》是与《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等并列的。这充分说明，在司马迁那里是将五帝作为历史人物来对待的，是正式地为五帝立传。而对于燧人、伏羲、女娲、神农、炎帝等，司马迁则是作为传说人物来对待的，从而没有给他们立传。对于这一点，司马迁是分得非常清楚的。
上述说明，先秦两汉时期，对于将黄帝和尧舜作为历史人物，大家的看法都是一致的。既然在先秦两汉时期就已经将黄帝和尧舜等作为历史人物来对待，我们今天还有什么理由不将他们作为历史人物来对待呢？而且随着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开展，随着陶寺等上古遗址的发掘，将为此提供考古学方面的支持。
（二）舜帝地望何处
舜帝是哪里人？对于这个问题，先秦两汉以来一直存在着争议。春秋以前，关于舜帝的地望未见古籍记载。到了战国时期以后，才逐步有了舜帝地望的记载。最早记载舜帝地望的是《孟子》：“舜生于诸冯……东夷之人也。” 西汉史学大家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则说：“舜，冀州之人也。”这也是舜帝地望第二次见诸典籍。正是孟子与司马迁对舜帝地望的不同说法，导致了后世对舜帝地望的无休止的争论，形成了两种最主要的说法，即“东夷说”与“冀州说”。
“东夷说”依据孟子所说的“东夷之人”，肯定舜帝之地望在山东菏泽、河南濮阳一带。实际上，今山东菏泽、河南濮阳一带，古时均属濮州之地。因此，“东夷说”又可以称之为“濮州说”。另一种说法则依据司马迁说的“冀州之人”，肯定舜帝生于今山西南部的安邑，即今之永济蒲坂。因此，“冀州说”又可以称之为“蒲坂说”。“东夷说”与“冀州说”孰是孰非？乍看起来，两者之间好像有着很大的差别，一个在山东、河南一带，一个在山西南部。而深入研究下去，这两种说法实际上都是指同一个地方，即山东菏泽、河南濮阳一带。
舜帝的先祖曾活动于今河北燕山一带。有虞氏部落以驺虞为图腾。《说文》：“驺虞也，白虎黑文，尾长于身，仁兽也，食自死之肉。”《毛传》则说：“驺虞，义兽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则应之。”《诗经·召南》最后一首诗《驺虞》写道：“彼茁者葭，壹发五豝。于嗟乎驺虞！彼茁者蓬，壹发五 。于嗟乎驺虞！”这些描写表明，驺虞是一种似虎非虎、非常仁慈的动物。有虞氏部落以驺虞为图腾，也表明他们是以狩猎为生的氏族部落。相传虞舜的先祖幕还出任过颛顼的田猎之官。到句望时，有虞氏部落已经从燕山南麓一带到了雷泽（今山东菏泽至河南濮阳一带），定居下来，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其部落图腾也由驺虞转变为凤凰。雷泽又叫雷夏、雷夏泽，也叫濩泽。今山东菏泽则是濩泽这一古地名的转音。古代，在今山东菏泽与河南濮阳之间是一片湖泽之地。古代濮州辖区就是雷泽或濩泽周围地区。隋唐时期，这片湖泽之地尚未完全干涸。直到宋明时期，这片湖泽才完全干涸。无论是燕山南麓还是菏泽、濮阳一带，在上古时代均属于东夷范围。因此，孟子说舜帝是“东夷之人”是准确的。
司马迁说舜帝是“冀州之人”，与孟子所说的“东夷之人”并不矛盾。先秦时期，东夷是指今山东、河北、河南及安徽、江苏北部一带，这是非常明确的。今山东菏泽、河南濮阳一带正在东夷范围之内。孟子是战国时代之人，对于东夷范围当然是清楚的。他按照当时的地理观念说舜帝是“东夷之人”，当然是准确的。冀州为古“九州”之一。《尚书·禹贡》中的冀州，指今山西和陕西间黄河以东、河南和山西间黄河以北、河北东南地区。汉武帝时，全国设十三刺史部，冀州为其中之一。辖境相当于今河北中南部、山东西端及河南北端，地域较先秦时期大幅度缩小。但是，无论是先秦时期的冀州，还是两汉时期的冀州，今山东菏泽、河南濮阳一带都在冀州范围之内。特别是汉武帝设立冀州，司马迁对当时冀州的地理范围当然是非常清楚的。司马迁说舜帝是冀州之人，也就不可能指舜帝是山西蒲坂之人。如果认为司马迁说了舜帝是“冀州之人”，冀州就只能是指山西运城一带或者说只能是山西永济蒲坂一带，就认定舜帝地望只能在山西运城，甚至干脆就认为舜帝地望在山西永济之蒲坂，这是不准确的，是一种理解上的偏差。司马迁是西汉人。他说舜帝是“冀州之人”，并未说舜帝是山西人，也没有说舜帝是河南人或山东人。如果他所说的冀州是指先秦时期的冀州，那也不是确指山西南部地区；如果他所说的冀州是汉代的冀州，这时的冀州根本就不包括山西南部地区。因此，司马迁说舜帝是冀州之人，只是说冀州这样一个大地名。如果把司马迁的这句话，作为舜帝出生于山西垣曲或永济的依据，显然是没有多大说服力。
综上所述，我们基本可以认定，舜帝地望为古代濮州一带，即今之山东菏泽与河南濮阳一带。现在山东人争舜帝地望在今之菏泽，河南人争舜帝地望在今之濮阳，都是有一定道理的。实际上，他们争的都是同一个地方，即古之濮州。而今之山东菏泽与河南濮阳，在古代同属濮州之域。
（三）舜帝青少年时期的活动范围
舜帝所在有虞氏部落在古濮州一带活动了很长一段时间。少年儿童时期的舜，理所当然地也是在这一带长大的。然而，自从舜被父亲和继母赶出家门以后，直到舜被尧帝发现时止，对这一段时间舜的活动范围则有着多种不同说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说法认为，舜青少年时期主要活动于古之濮州一带，即今之河南濮阳、山东菏泽及济南一带。另一种说法认为，舜被赶出家门后，主要活动于古代河东地区，即今之山西运城一带，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活动在运城的安邑一带。笔者认为，前一种说法比较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舜被赶出家门后，到被尧帝发现为此，绝大多数古籍对其行迹与活动的描述都没有太大的差别。司马迁则在《史记·五帝本纪》中作了如下归纳：“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现在的问题是，在全国范围内，叫历山、雷泽、寿丘、负夏的地方很多。仅以历山而言，至少有六处之多，有的学者则考证有二十多处。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青少年时期的舜，不可能同时在全国范围这么多地方活动。还有一点，就是舜在青少年时期的任何活动，都是要受到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不可能为所欲为，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我们应当看到，舜被赶出家门时，还只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其名气也还不是很大。这样一个少年，他的活动能量和活动范围毕竟是有限的。我们还应当看到，尧舜时期氏族部落很多。从大的区域看，当时的氏族部落可以分为东夷、西戎、北狄、南蛮、百越、百濮。而在这些大的区域部落中，又可以分为众多小的氏族部落。无论大的区域性部落，还是小型的氏族部落，都有着自己相对固定的活动范围。在一般情况下，各氏族部落只能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开展各种活动，却不得随意到其他氏族部落的范围内开展各种活动。如果有必要到其他部落的势力范围内从事一些活动，必须征得所在氏族部落的同意。否则，就会被视为一种侵略行为，引起争斗直至发生战争。这种情况，无论在中国上古社会中，还是在当代世界各国尚存的氏族部落地区，都是司空见惯的。如果认为舜这样一个才十五六岁的离家的少年，他就可以走遍当时的东夷、西戎等部族地区，可以想到哪里就能够到哪里，并且还可以在那里发号施令，调处种类矛盾和纠纷，示范这示范那，这只是我们现代人的一厢情愿，是我们不了解当时的社会情况和部族习俗。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舜青少年时期的活动范围，不会超出有虞氏部落的势力范围。而当时的有虞氏的势力范围，是在今之山东、河南一带，讲得具体一点就是在今之山东菏泽、济南、河南濮阳一带。超过有虞氏势力范围，舜将寸步难行，甚至有性命之忧。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说到的舜青少年时期的几个活动地点。历山，几乎是所有涉舜古籍中都提到的一个地名。现在全国很多地方有历山，其中较著名的有：山东济南、菏泽，山西垣曲、永济，浙江余姚、永康等。河滨，是一个不确定的地名。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古代所说的河均特指黄河，河滨理所当然就是指黄河之滨。雷泽，先秦时期是一个面积很大的湖泽，地跨今山东荷泽与河南濮阳。隋代还在这一带设立了雷泽县。宋明以后，雷泽逐渐干涸。此外，山西垣曲、永济也有雷泽这一地名。负夏，又名负瑕，也作瑕丘，为古邑名，春秋鲁地，在今山东兖州北。从这些地名看，位于山东境内及河南濮阳一带的，为舜青少年时期活动过的地方。其他地方的同类地名，则是舜被尧帝起用后活动过的地方，或者是舜帝后裔用以纪念舜帝而取的地名。
现在有的学者认为，舜青少年时期活动过的历山、河滨、雷泽，应当在山西境内，而不是在山东、河南境内。持这种看法的学者，是因为将舜被尧帝起用前与起用后的活动范围混为一谈。必须看到，舜在离家时还只有十五六岁，其活动区域不会超出有虞氏部落的势力范围。随着舜的年纪增长，他在有虞氏部落内的声望不断提高，最后成为有虞氏部落的首领。即使如此，他的活动区域也还是只能在有虞氏部落的势力范围之内。在此期间，舜及有虞氏部落不可能贸然迁徙到今山西南部。因为这里当时是势力最强大的尧部落的势力范围，不会容许其他氏族部落到这里活动。当然，后来舜及有虞氏部落从今之山东菏泽、河南濮阳一带，迁徙到了今之山西南部。但是，这次迁徙是在舜被尧帝起用后，而不是在舜被起用之前。对于尧帝及其部落来说，舜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外族人。既然舜被尧帝起用，尧帝还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舜为妻，舜也就成了尧帝部落联盟的核心成员。这样，在得到尧帝允许的情况下，有虞氏部落才有可能由东夷部族地区迁至中央之国境内。有虞氏最先迁入山西南部的地区，在今永济蒲坂一带，这里也因此成为舜的主要活动地区。舜继天子之位后，改国号虞，蒲坂也就成了虞国之都。有虞氏迁入蒲坂一带后，随着人口的增长，其中一部分又先后向垣曲、洪洞一带迁徙。在以后的历史长河中，舜的后裔陆续迁往全国各地。舜执政后，有虞氏部落为了褒扬舜之功绩，将舜在东夷部族区域活动过的一些地名，移植到有虞氏的迁入地。后来，舜的后裔又将这些地名带入新的迁徙地区，如山西垣曲、洪洞、浙江余姚、永康等。这样，在全国范围内，就有了很多诸如历山、雷泽之类的地名。
（四）舜被尧帝起用前已经不是一介平民
舜被尧帝起用，这是尧帝及其部落作出的一项重大政治抉择。这一重大政治抉择，至今仍然为人们所传诵。有的认为，舜被尧帝起用前，还只是一介平民。尧帝起用舜，主要是看重舜的品德与才干。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尧之所以能够称帝，他所建立的唐国曾经强盛一时，那么在他的手下，在他的部落里，品德与才干出众者必然不乏其人。否则，他就做不到这一点。他为什么不在自己的部族中挑选自己的接班人？为什么偏偏看重一个外族中的一介平民？对此，历来有着多种不同说法。但是，归根结底，都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舜在被尧帝起用前，其身份到底如何，或者说舜当时到底是不是一介平民。据笔者研究，舜当时不仅不是一介平民，而且已经是有虞氏部落的首领；不仅是有虞氏部落首领，而且已经是一位声望很高的强势氏族首领。只有这样，舜的事迹与声望才会传到尧帝那里，尧帝才会做出起用舜的决定。
《史记·五帝本纪》：“虞舜者，名重华。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颛顼，颛顼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从穷蝉以至帝舜，皆微为庶人。”按照司马迁的说法，舜的先祖在还是很有名气的。但是，到了穷蝉以后，在有虞氏部落中，舜先祖的势力已经衰落了，不再是部落贵族，而只能一般平民百姓了。舜的父亲瞽叟，为有虞氏部落中的一位乐师，地位虽然不是很低，却也很难得称为贵族了。舜出生后不久，他的母亲握登就去世了。后来，父亲瞽叟续弦，继母壬女不断虐待舜，使舜的过得非常艰难。在这种情况下，少年儿童时期的舜，不仅不可能在有虞氏部落中有多高的地位，就是在家庭里也毫无地位可言。理所当然，这一时期的舜，在有虞氏部落中，充其量也就是一介平民而已。即使在舜被赶出家门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仍然只能算是一介平民。
然而，自己舜被赶出家门，直到被尧帝起用前，舜的身份与地位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当时刚出家门的舜相比，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了。舜离家后，不再有家庭可以依靠。尽管他当时在农时并没有什么地位，总还是可以衣食无忧，只不过吃得差一点而已。他孤身一人离家后，就必须靠着自己的双手来谋生，来养活自己。古人有云，祸兮福所倚。正是舜在家时的地位低下，造就了他在逆境中生存的本领，使他在离家后能够迅速自立。他先是一个人跑到历山开荒种地，收获的粮食不仅可以养活自己，而且还可以支持父母，帮助其他生活困难的人。这样，舜儿时的朋友，部落里的其他人，也效法舜到山上开荒种地，他在氏族部落中的声望无形中也在不断提高。后来，他又烧制过陶器，打过鱼，搞过贩运，等等。正是在这各种活动中，舜靠着自己的技术、勤劳、诚信，赢得了有虞氏部落以及周边部落的信任与好评。也正是因为如此，舜最后成了有虞氏部落的首领，或者说从有虞氏部落分离出来的一个新的部落的首领。
有的认为，在春秋战国以来的文献典籍中，并没有关于舜是有虞氏部落首领的记载，因此说舜是有虞氏首领是不可信的。笔者认为，古籍中虽然没有关于舜为有虞氏部落首领的直接记载，但是间接记载却是很多的。《管子·治国》：“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三徙成国。舜非严刑罚，重禁令，而民归之矣；善为民除害兴利，而天下之民归之。”《韩非子·难一》：“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甽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史记·五帝本纪》：“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之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古籍中诸如此类的记载还很多，大同小异而已。在这些记载中，有两点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第一点，舜所到之处，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这些说明，舜在离家自立以后，在他身边聚集了大批的人。“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这虽是后世史家的溢美之词，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到，舜的部落规模像滚雪球一样，迅速扩大。随之而来的，当然是舜势力范围也在迅速地扩大，舜的个人声望也在不断地提高。可以想像，舜是十五六岁离家的，到尧帝发现并起用舜时，舜已经到了三十岁。在此前的十四五年中，除了开头几年主要是谋生外，舜用来拓展自己势力范围的时间，起码有十年之久。在这十年乃至十多年的时间里，按照三年一个轮回计算，舜的势力范围可以说已经相当可观了。这样，到舜三十岁时，他还只是一介平民吗？他难道不是已经成为一个势力范围很大的部落首领了吗？除此以外，我们能做何解释呢？
第二点，舜所到之处，可以发号施令，处理纠纷，协调矛盾，指导生产。这说明，舜当时已经是一个可以发号施令的人，是一个氏族部落成员愿意接受他发号施令和矛盾的人。在一个氏族部落中，有谁能够具备这样的资格？只有部落首领才能具有这样的资格。我们可以看看，在历山开荒种粮的人为争土地发生纠纷，舜前去调解，纠纷立即得到解决；在雷泽打鱼的人争夺渔场，舜就到雷泽去处理，经过一段时间，打鱼的秩序得到恢复；在黄河之滨烧制陶器的人，所烧陶器质量不高，舜就前去指导，从此以后，陶器的质量迅速得到提高。通过这些事情可以看出，舜不仅是一个处理部落内部事务的高手，而且还是一个专家型领导。在当时的有虞氏部落中，谁还比舜更有资格成为部落首领呢？
综上所述，到尧帝发现并起用舜的时候，舜已经不是一介平民了，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有着很强能力和势力范围的部落首领。这个部落，有可能就是有虞氏部落，也有可能是从有虞氏部落中分离出来的一个新的部落。只有这样，舜其人其事才能反映到尧帝那里去。也只有这样，舜才能受到尧帝的赏识，并最终为尧帝所起用。
（五）尧以女妻舜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桩政治联姻
尧发现并起用舜，是尧帝一生中最重大的政治抉择之一。与此同时，尧帝还做出了另一项重大的政治抉择，就是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舜。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桩政治联姻。这一政治联姻的意义，丝毫不亚于对舜的发现与起用。正是由于这一政治联姻，使得尧部落与舜部落紧密地在一起，实现了尧帝重新振兴尧部落的愿望与目的。
后世史家与学者，往往忽视尧帝种政治联姻的政治意义，而只注重舜与娥皇、女英的浪漫爱情。特别是舜帝南巡，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后，娥皇、女英千里迢迢从中原赶到九疑山寻找舜帝葬身之地，泪染荆竹，并在返回途中双双殉情于洞庭湖。娥皇、女英的这一事迹，为历朝历代所传诵，并成为历代文人客笔下的永不枯竭的浪漫题材。汉代刘向的《列女传》，将娥皇、女英列在首位。一代传人毛泽东《七律·答友人》：“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其诗中用的就是这一典故。实际上，尧帝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与女英嫁给舜做妻子，并非我们想像中的那么浪漫与高尚，而是一场实实在在的政治交易。
尧帝是一位很有作为的上古帝王。在尧帝一生中，可圈可点者甚多。但是，到了尧帝晚年，尧帝对唐的统治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尧部落的势力也因此有所削弱。这也就是古代文献中所称的“尧德衰”。与此同时，尧帝周边一些部落的势力正在逐步强大起来，其中发展最快、势力的当属有虞氏部落与夏后氏部落。特别是有虞氏部落，在舜的率领下，势力范围日渐扩大，在各部落中的影响与日俱增。在这种情况下，尧帝部落特别是精明的尧帝当然感到了危机的存在。相对于势力日增的有虞氏部落和夏后氏部落，如果不采取措施，尧部落就有被消灭的危险。作为唐的统治者，作为一个精明能干的上古帝王，尧帝当然不会对危机熟视无睹，束手就擒。发现并起用舜，将舜引入唐国，成为统治集团的核心之一，是尧帝采取的第一步重要措施。这一措施，消除了来自新兴的有虞氏部落的威胁，争取到了有虞氏部落的支持，也找到了一位可使唐复兴的德才兼备的人才。有了有虞氏部落与尧帝的合作，来自夏后氏等部落的威胁也就缓解了，也可以说暂时消除了。这大概是尧帝发现并起用舜的主要目的，而且这一主要目的基本达到。
尧舜联盟，打破了当时的势力平衡，形成了一种新的势力格局。这种新的势力格局，当然有利于尧部落的稳定与发展。但是，这种新的势力格局的平衡只是暂时的。随着有虞氏部落的进一步强大，这种势力格局总有被打破的一天。正由于如此，尧帝想到了与政治联盟更有效更持久的另一种措施，即政治联姻。在人类社会的所有关系中，血缘关系是最为稳定、最为持久、也最为有效的社会关系。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在起用舜的同时，尧帝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舜，就实现了与有虞氏部落的联姻。两个部落联姻后，就有了共同的血缘关系。特别是到了舜的后裔，这种血缘关系将是两个部落良好关系的长效机制。
政治联盟加政治联姻，这确实是尧帝的高明之举。这种政治联姻，成为中国历史上政治联姻之开端，并为以后诸多王朝所使用。其中最有名的如春秋时期的秦晋联姻，西汉时期的汉匈联姻，唐代的文成公主嫁吐蕃王松赞干布等等。所有这些，追根溯源，都是尧舜政治联姻在后世的应用。
（六）尧舜禹禅让并非历史之真实
尧禅让于舜，舜禅让于禹，这是古往今来称道尧舜之德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尧舜时期是否真的有过禅让之事呢？对于这个问题，自春秋战国以来，就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
儒墨两家是极力主张禅让之事的。《尚书》是最早记载禅让之事的古籍。《尚书·舜典》：“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厎可绩，三载。汝陟帝位！’”《尚书·大禹谟》则有“舜禹禅让”的记载。《尚书》是孔子编定的。因此，孔子是认可“尧舜禅让”和“舜禹禅让”之事的。在《论语》中，也有尧禅帝位于舜的记载。孔子之后的墨子，也说过尧舜禅让之事。他出身于下层社会，于是他从下层社会的利益出发，主张贤人执政，不仅是三公，就是天子，也可选天下贤者而立之，反映了一般庶民参与政治的要求。为此，墨子在《尚贤》中说：“古者舜耕于历山，陶河滨，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然而，墨子只说过尧舜禅让，而没有说过舜禹禅让。到了孟子，也对禅让之事予以认可，但态度比较暧昧。在《孟子·万章》中，当万章询问关于尧舜禅让之事时，孟子说：“天子能荐人于上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昔者，尧荐舜于人，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对舜禹禅让，孟子也有类似说法。战国以后，墨家衰落，禅让之说为儒家所专有。汉代以后，随着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尧舜禅让与舜禹禅让之说，被奉为帝王开明的典范。
在肯定禅让之说的同时，诸子百家中反对禅让之说者也不乏其人。最早对禅让之说提出质疑的是荀子。《孟子·正论》：“夫曰尧舜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战国末期的韩非，不仅不认同历史曾有过禅让之事，而且说舜和禹之所以能够继承帝位，完全是一种“臣弑君”地结果。《韩非子·说疑》：“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纠，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这对于禅让之说，确实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在晋代出土的战国时期魏襄王墓中的竹简，后人称之为《竹书纪年》。这部竹简所记之事，上始五帝，下讫魏襄王，为魏国史官所记。其中，也没有关于尧舜禅让和舜禹禅让的记载，但却有关于舜囚尧的记载。唐代刘知己在其所著《史通》中，曾引《汲冢琐语》（即《竹书纪年》）： “舜放尧于平阳。”刘知已还说，舜是被禹赶到苍梧而死的。稍后，司马贞在《史记正义》中，引用《竹书纪年》说：“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丹朱，使父子不得相见也。”有的可能会认为，我们现在见到的《竹书纪年》中并没有记载刘知己、司马贞所说的那些内容。现在的《竹书纪年》，确实没有这方面的内容。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现在的《竹书纪年》并非晋代出土《竹书纪年》之原貌。晋代在汲县魏襄王墓出土的《竹书纪年》，到唐代已经开始散佚，到宋代时只留下三篇残卷。我们现在看到的《竹书纪年》，是明代人根据搜集的残卷，凑合史传纪事，用《宋书·符瑞志》文章当作附注，托名南朝梁代沈约注，实际上是伪书。这部《竹书纪年》虽然仍保留了不少史料，对研究中国上古史有着重要参考价值，但它至少在在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今本《竹书纪年》塞进了很多伪造的史料。如古本《竹书纪年》述史时间上起五帝，下讫战国时的魏襄王，与《尚书》大体一致。但今本《竹书纪年》却增加了一个《前编》，记述伏羲、炎帝之事。又如《竹书纪年·帝舜有虞氏》：“鸣条有苍梧之山，帝崩，遂葬焉，今海州。”这显然也是后人加进去的，因为战国时期海州这一地名尚未出现，最早出现海州的时间是在东魏武定七年（549）。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第二，今本《竹书纪年》删除了古本《竹书纪年》中与儒家思想相悖的诸多内容。古本《竹书纪年》否定尧舜禅让、舜禹禅让，说舜、禹继帝位都是通过逼迫前任来实现的，这显然与儒家思想是相悖的。特别是在唐代以后，儒家经典成为金科玉律，《竹书纪年》的上述内容都是大逆不道的。这也是我们看到的今本《竹书纪年》中没有上述内容的根本原因。而在刘知己、司马贞那里，很可能见到了古本《竹书纪年》。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引出“舜逼尧，禹逼舜”等语。
现在，我们还可以从今本《竹书纪年》中看到一些“禹逼舜”的影子。在《竹书纪年·帝舜有虞氏》中有这样一段描写：“舜在位十有四年，奏钟石笙筦未罢而天大靁雨，疾风登屋拔木，桴鼓播地，钟磬乱行，舞人顿伏，乐正狂走。舜乃拥堵持衡而笑，曰：‘明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亦未见于钟石笙筦乎！’乃荐禹于天，使行天子事。于时，和气普应，庆云兴焉，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囷，百工和而歌《卿云》。帝乃介之曰：‘卿云爛兮，礼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群臣咸进，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陈。日月光华，弘予一人。’帝乃再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时从经，万姓允诚。于予论乐，配天之灵。迁于圣贤，莫不咸听。 乎鼓之，轩乎舞之。精华以竭，褰裳去之。’于是八循通，庆云丛聚，蟠龙奋迅于其葳，蛟鱼踊跃于其渊，龟鳖咸出其穴，迁虞而事夏。舜乃设坛于河，依尧故事。至于下昃，荣光休气至，黄龙负图长三十二尺，广九尺，出于坛畔，赤文绿错其文言：‘当禅禹。’”长期以来，一些史家与学者都将这段文字，作为舜与大臣共乐，庆云出现，瑞祥之至。殊不知，只要我们仔细阅读，就能从字里行间看出其未必祥和。实际上，这完全是大禹发动的一次政变。在一次突如其来的灾害性天气中，大禹及其支持者向舜帝起哄发难。舜帝无奈之下，表明“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自己愿意交出象征权力的衡。此后，这场风波平息。以龙、蛟、龟、鳖等为图腾的部落首领，纷纷离开舜帝，站到了大禹一边。舜帝依照尧帝的办法，在河边设坛，举行交权仪式。在仪式上，以龙为图腾的部落首领，还打出了写有“当禅禹”的条幅。在这中间，还有祥和之气吗？如果这不是一场政变，难道还有更好的解释吗？
综上所述，关于尧舜禅让、舜禹禅让之事，虽有墨、儒诸子坚持，但终有底气不足之感。而否定尧舜禅让、舜禹禅让之事者，可以说言之凿凿。孰是孰非，实在难以定论。笔者认为，尧舜时代，正值“公天下”向“家天下”转型之际，旧有的氏族公社的民主选举制度处于消亡，新的世袭制度尚未产生。于是乎，就出现了一种介于选举制与世袭制之间的权力移交形式。这种权力移交形式的具体情况如何，现在尚难以定论，但是所谓的禅让，只不过是墨、儒诸子理想中的做法。
（七）瞽叟、壬女屡次谋杀舜的原因
在舜帝的一生中，有一个问题使大家百思不得其解，这就是瞽叟与壬女为何要三番五次地谋杀舜。一般地讲，壬女作为舜的继母，在平时虐待舜，特别是在生下儿子象以后，必欲除舜而后快，还不致大出人之意料。对于舜的同父异母兄弟象来说，舜在各方面都胜象一筹，象感到不顺眼，在壬女的怂恿之下，生出除舜之心，也还可以说在情理之中。而对于瞽叟来说，舜是他的亲生儿子，他为何也三番五次地参与到谋杀舜的行动中来，这确实让人费解，让人不可理解。古往今来，无人对此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最近，笔者在与一位学者讨论这个问题时，这位学者对我讲，瞽叟参与谋杀舜的终极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舜并非瞽叟的亲生儿子。舜不是瞽叟亲生儿子，亦即不是有虞氏的血脉。真是石破天惊！在中国上古社会已经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后，当然会非常看重父系血统。如果舜真的不是瞽叟的亲生儿子，瞽叟参与对舜的谋杀活动，那倒也是情有可原了。但是，有何证据证明舜不是瞽叟的亲生儿子呢？这位学者给我说了一个理由：众所周知，有虞氏部落的图腾是驺虞，即一种似虎非虎的动物。而《竹书纪年》等古籍记载，舜的母亲握登是在见了天上之虹后意感怀孕，也有的说握登是感凤凰而怀孕的。在尧舜时代，人类社会的性关系还远不像商周以后规范。所谓的感虹而孕或感凤凰而孕，就是与以虹为图腾的部落或以凤凰为图腾的部落之男性发生性关系而怀孕。只是因为舜后来飞黄腾达了，舜的后裔才以这种方式来处理舜的血统问题。正因为如此，在舜自立后，特别是在舜继后，有虞氏部落的图腾由过去的驺虞改成了凤凰。
这位学者的看法并非没有道理。如果这一看法成立，那么瞽叟在知道真实情况后，当然会对舜另眼相看，千方百计把舜除掉。但是，笔者认为，这一看法的理由并不充分。从各种涉及舜帝的古籍看，舜母握登在世时，瞽叟、握登、舜这一家非常和睦，瞽叟与握登之间关系融洽，瞽叟对舜也是爱护有加。握登去世后，瞽叟续弦，娶了壬女。壬女脾气暴躁，将舜视为累赘，处处为难舜，甚至对舜施加各种虐待行为，这些都只不过一般情况而已，并未超出可以接受的范围。而瞽叟续弦后，碍于面子，对壬女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是可以理解的。壬女对舜的态度发生根本性转变，是在有了儿子象以后。这时的壬女，不顾一切的维护着自己的儿子象，而对舜则像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当她看到舜被尧帝起用，尧帝还将两个女儿嫁与舜为妻，而自己的儿子象还是一无所有时，妒火中烧，企图将舜得到的妻子与财产据为象所有。因此，她与象设计了焚烧仓廩、淘井下石等谋杀手段。而这时的瞽叟，由于眼睛已经失明，生活不能处理，全靠壬女照顾，只好听任壬女摆布，参与到谋杀舜的活动中来。对于瞽叟来说，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因壬女与象胁迫而为之。除此之外，瞽叟还能怎么样呢？
因此，笔者认为，在瞽叟、壬女与象谋杀舜的过程中，壬女是主谋，瞽叟充其量是一个协从而已。至于瞽叟参与谋杀舜，是否因为怀疑舜的血统，笔者没有考证，不敢妄加推断，只好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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