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呼电话消失在上海街头巷尾已有10多个年头了，本来不想再提旧话，但一想到当年电话（宅电）就像住房一样的稀缺，而如今不要说宅电，连手机都是人人标配的工具，真有恍如隔世之感叹。这种记忆太深太深，想忘记真难，还是在此唠叨几句，与读者一起再聊聊旧话往事。
传呼电话是公用电话的一种，主要服务对象为城镇居民。1949年，上海城内仅有公用电话436部（大多分布在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城镇居民，除高干等特殊家庭外，没有宅电，打电话实在太难。为了让老百姓用上电话，自1952年8月起，上海试行传呼电话服务，1953年年底在市区全面推广。不过，除了速度的快慢，当年打电话难并没有妨碍我们相互传递信息，因为还有书信，她更能全面、人性地表达信息。那年代识字能写几行的普通人，一辈子写得最多的便是家书，而不是什么“思想汇报”、“工作总结”之类新八股文。那些在街头路旁摆测字摊的老先生，尽管打着“测字算命”的招牌，其主要的生意却是代写书信。笔者和内人原先是同学，读书时天天见面，且是同城的，却更钟情尺素传递……不敢想象人们要是从来就是像现在习惯于用互联网或手机交流信息，还会有《二地书》（鲁迅）、《爱眉小札》（徐志摩）和《傅雷家书》吗？！
说起传呼电话就不能不提传呼电话亭，还有那些为居民传呼服务的爷叔阿姨（大伯大妈）们。电话亭一般设在弄堂口过街楼下，透过一扇小窗就能拿到放在搁板上的电话，狭小的亭子（约三平米）里一般坐着两位服务员，他们大多由退休的爷叔阿姨担任。居民要跟啥人通话，就先打电话到对方所在地的传呼电话亭，由电话亭服务员记下来电号码或简单内容后，上门通知被叫户。被叫户接到话单，再到传呼电话亭回电。叫一次3分钱，打电话每三分钟4分钱。生意好的辰光，排队打电话，但不会等很长时间，因为那时老百姓没有那么多闲钱来泡电话粥。最忙的还是叫电话的阿姨爷叔,忙的辰光伊拉来不及叫唤，嗓门大的走出电话亭，就扯开嗓子叫了起来：“张家姆妈，拿（nǎ上海方言：你们）伲子（儿子）夜饭勿回来吃勒，勿要回电了。”叫唤声从弄堂口直送后弄堂，整个弄堂（大家）晓得伊拉伲子（她儿子）有女朋友了，因为那时根本没有公款吃喝之类的应酬。电话亭传呼的阿姨不但信息灵通，而且对弄堂里情况了如指掌。若探亲访友忘了门牌号头，到电话亭一问就晓得了。那时候，住在一条弄堂里的人，大家没有什么事好隐瞒的，街坊邻居有点矛盾，吵过算数，还是不忘相互关照，那种情同一家的温馨是弄堂生活一道独到风景，令人刻骨铭心、回味无穷。
上海传呼电话的服务时间一般为早7时至晚7时。为解决市民半夜里应急通信的需要，1991年，全市安装了2000多部“夜间应急电话”，服务时间为晚10时至翌晨7时，基本遍布上海市区，满足了市民夜间紧急通信的需求。
曾记得，住宅电话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小时候住的怡始里后弄堂的陆家就有宅电，文革当中陆家在复旦上学的儿子带领一帮同学抄了自己的家，革了他老子的命，我们趁乱混进陆家大宅，惊叹陆家金银财宝之余，还第一次见识了私人电话，很是羡慕，因为那时你即便有钱也未必能装上宅电。八十年代之后，宅电渐渐走入百姓家里，市民排队申请安装，三四千元的安装费仍然挡不住人们申请的热情，真的有点像如今申请轿车牌照（一张牌照最高达4万多元）。进入九十年代，住宅电话大扩容，记得我家是在1990年安装宅电的，当时安装费已降至一千元。阿园有福，她一出生家里就有电话，没过几年家里又多了一部爱立信手机。1997年，全市一年就安装了住宅电话70万门。自该年起，全市的传呼电话业务量开始逐年下降。截止2000年底，上海全市共有传呼电话服务站近4000个，电话1.2万部。随着住宅电话的普及和移动通信的发展，上海的传呼电话自21世纪初开始逐渐退出市民生活。（ 2011/6/10）
注：文章中部分数据资料取自网络新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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