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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来源：《上海故事·传呼电话亭轶事》
1876年，美国科学家贝尔发明了电话，仅仅六年后，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就在上海外滩7号开通了人工电话交换所，经营租界内的电话业务，这就是上海最早的市内电话。只是在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电话都是少数人的通讯工具。
新中国成立后，电话一度主要作为单位工作的办公工具存在。1951年，上海仅有公用电话1512部，大多安装在弄堂口的烟杂店里，由卖杂货的老板代为看管，不负责传呼。1952年，上海开始试行传呼公用电话， 到1960年，全市的公用电话达到了3293部，遍布于上海城区的每一个角落。
传呼公用电话亭一般只有2、3个平方，大多设在弄堂口的过街楼下，站在窗外很容易就能拿到放在搁板上的电话。电话间里有好几只电话，打出和接听各司其职，你再急也不能拿接听的电话打出去，因为很多人都守在这些电话旁等着回电。
当年的传呼公用电话，是维系人与人之间联系的一个重要通道。传呼站里准备有一张小小的传呼单，上面写有被传呼人的姓名地址和来电人的姓名和电话号码。传呼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请传呼人转达某件事情，不用回电；一种是告诉回电号码，请转告对方及时回电。传呼人每天接听各种各样的人、不同方言的电话，还要把事情听明白，传达清楚，非常不容易。
一个电话亭一般配有2-3位传呼员，基本就是住在附近的老阿姨或者老爷叔，他们对这一块居民情况非常熟悉，甚至可以知道某个人家里三代、四代的人。正因为如此，选择电话传呼员也是一件极为慎重的事情，里弄居委会一般都选择为人和蔼、善于和人打交道的中老年人担任。他们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非常“拎得清”，又会“看山水”，传呼电话亭是一个信息的集散地，万千隐秘、万千悲喜、事无巨细都在这里汇集，他们听到的隐私不会传东传西，不好的消息也懂得隐晦地表达。
比如家里人来电话通知老父亲过世了，他们不会直截了当地告诉对方，而是会说“快点去医院一趟，倷爸爸病重了。”这样不会突如其来给对方一个噩耗，而是让别人有个心理准备。
这小小的传呼电话亭，有时还关乎人的生命，每当附近有居民突然生病或者发生意外，都是靠这个电话亭第一时间叫来救护车救人，一旦有了喜事丧事，也是通过电话亭在第一个时间发出通知的，小小的电话亭记录着普通百姓家的家长里短，喜怒哀乐。
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上海几乎每一条弄堂口都出现了公用传呼电话亭，这些神经末梢连通着全上海的市井街坊，造就了这座城市的神经脉络，当时给人留联系方式必留一个公用电话号码。
当时打电话先要在电话亭排队，打完了，要等对方“叫电话”，然后再回拨过来。那时上海人打一只传呼电话花半个小时是常见的，逢节假日，还要排长队。电话打一次每3分钟收4分钱，传呼一趟3分钱，在传呼电话的“全盛时期”，传呼电话的老伯伯、老妈妈从早上7点叫到晚上7点，几乎没有停过。
上世纪90年代初，上海开放私人电话安装业务，市民排队申请安装，三四千元的初装费仍然挡不住人们申请的热情，盛况一如现在申购轿车牌照。进入九十年代后，住宅电话大扩容，1997年，全市一年就安装了住宅电话70万门，从这年起，全市的传呼电话业务量开始逐年下降。
虽然BP机的兴起，促成了传呼电话亭的再度兴盛，但是好景只是昙花一现，“大哥大”横空出世，使得单向通信的寻呼机相形见绌，移动电话主宰通讯的时代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到来，传呼电话亭的历史终于要划上句号了。电话传呼员集体“下岗”，难以为继的传呼电话亭被逐渐拆除，光2001年就拆除了1000多家，超过了总量的三分之一。
如今，在几乎人手一个手机的时代，劳苦功高的传呼电话亭，终于带着无数人的回忆功成身退，躲进了博物馆。但是传呼电话作为弄堂生活的一道独特风景，却留在大多数上海人的记忆里，回味无穷。
“15号两楼王家姆妈，有电话！”“哦！来咯！”在小编小时候，这种传呼电话的呼喊声是再熟悉不过了，那是一代上海人的记忆，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声音已经在耳边渐行渐远，乃至彻底消失。
—本周故事讲完了 下期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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