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仇教灭洋，以致各国有所借口以保护侨民为名，调军队来华，组成八国联军(英、法、俄、德、日、意、美、奥),攻打天津。六月十八日破晓，天津城陷落。红了眼的侵略军杀烧抢掠无恶不作，九河下梢的天津卫陷入惨绝人寰的空前浩劫。
在敌人围攻时，城内各行政长官，如兵备道王仁保、天津知府林际康等先后弃任逃走，只剩下天津主将、直隶提督聂士成率领武卫军抵抗。
7月9日，前方传来噩耗：聂军门在城西八里台中炮牺牲，清军大败。这一下天津老百姓彻底慌了，纷纷向城外逃避，途中大人喊，孩子哭相互踩踏拥挤不堪。八国联军的洋兵们架起马克沁机关枪近距离扫射，没有多少时间，“自城内鼓楼迄北门外水阁，积尸数里，高数尺。海河中漂浮的死尸阻塞着河流。”大道上遍地尸体血流成河。
八国联军经常强指人说是义和团，不由分说就刀劈、枪刺、射杀。据记载说：“城破之日，洋人杀人无数；但闻枪炮轰击声，妇幼呼救声，街上尸体枕藉。”英国人记载说：“天津成了真正的坟场，到处都是死人，无人掩埋他们，任凭野狗去啃食躺着的尸体。”
杀人过后紧跟着便是抢掠，到处砸门搜敛，首当其冲的是当铺、金店、银号，然后再抢其他商店和大户人家。长芦盐运使署(当时在鼓楼南)、道衙门(在东门里)的银库存银都被抢掠一空。其余各衙署,如府衙(在北门里)、县衙(在鼓楼北)也都被捣毁。
当时的商业中心地带，如城北的估衣街、锅店街、竹竿巷、肉市口都遭到洗劫，只有针市街、缸店街等处，因为多是内局和客栈，没有门面，故遭洗劫的情况略轻些。城东的宫南、宫北、小洋货街一带，尽被抢光。城内住户，凡中等以上者无不遭殃。
日军从盐运使署抢走200万两纹银。美军从地下挖掘出几百万两纹银，可堆成一座30英尺高30英尺宽的银山。海防公所里珍藏的艺术珍品及造市厂里几百吨存银均被俄军抢劫一空。铸造局价值40万美元的白银被美军全部掠走。
俄军从火药库、东局子、营盘等处掠获300多门火炮和大量弹药。美军从南门军械所内掠获40门克虏伯炮和新式鲁登佛特炮，及数量可观的小武器、各种口径的炮弹。日军从水师营及海关道衙门等处抢掠各种枪支800多支、火炮8门和大批弹药，抢劫甚至到了最疯狂的地步，连装殓死人的棺材，也被联军挖刨出来劈碎砸烂。从中寻找金银首饰。
洋兵在抢劫中还大肆奸淫妇女，小到十一二岁的女童，大到七八十岁的老妪。据记载：“联军尝将其所获妇女，不分良曲老少，赶到河北望海楼后蓝家胡同，使列屋而居，作为官妓。其胡同西头，当经设法堵塞，以防逃逸。惟留东头为出入之路，使人监管，任联军人等入内游玩，随意奸宿。
八国联军中俄国兵的纪律最坏、日本兵杀人最狠。有些不安分的人也乘机出动,趁火打劫，被洋兵枪杀者不少。洋兵在杀戮抢动及奸淫妇女之后，便开始放火，当时虽有若干家水会，但谁也不敢舍命出来救火，只好瞪眼看着任其燃烧。
烧杀奸淫整整持续了好几天，偌大一个天津城内外尸体横陈，火光不熄，真是凄惨万状犹如人间地狱。拥有100万人口的天津居民，死走逃亡最后只剩下10万人。一个参加抢劫的美军说：“天津如一块肥肉，肉均刮尽，只余干枯之骨矣。千奇百怪，可惊可惧之，残害、凌辱皆公然出现于世。”
三天以后,各国军队才出榜安民，伪善地禁止洋兵抢夺，洋兵也都各自集合起来，安排宿营处所，这时除去贫苦人家以外，全城已经是十室九空了。
接着就是抓夫清街。洋兵们到处抓人，强派劳役，运死尸，清脏土，掏厕所，为洋兵搬运物品。居民们白天不敢在大街上露面，只好在小巷绕道而行,以免被抓去劳役。
联军安民以后，接着便在总督衙门设立“都统衙门”，地点设在三岔河口的直隶总督府。作为侵略军临时统治的政权机构，由各国军官共同管理地方行政。分五个行政区：城厢区、城北区、城南区、军粮城区、塘沽区。这也是天津最早的城市行政区划体制。
都统衙门还分设了诸多的下属管理单位：巡铺局、卫生局、库务局、公共工程局等，及总秘书处和中文秘书处。地方行政大权全部落入侵略军手中。
都统衙门成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搜捕义和团拳民，没有几天时间，天津街头到处悬挂着义和团弟兄的头颅，原来义和团活跃的地方，几乎被烧杀成了一片废墟。随后都统衙门又下令将已经被八国联军炮轰得残缺不堪的天津城墙强行拆毁，天津成了一座不设防的城市。
从此，天津成了实际意义上的殖民城市，八国联军成员国在占领天津之后，纷纷扩大他们在天津的租界地，英租界由原来的460亩扩大到2466亩。
联军对津城实行分区占领。法据西北区，英据西南区，美据东北区，日据东南区。北门外由俄、日两国军队占领。
据说由于俄国兵军纪太坏，日本兵不准俄国兵随意出入，于是有些俄国兵便隔着墙头向墙外用金银首饰换鸡蛋吃。当时很多小孩都去这种生章。一帮小孩在衙门的围墙外守候着,时常有俄国兵从墙头上偷着用绳子吊下个小篮子，用他们抢来的金银首饰换鸡蛋，如一副耳环换两个鸡蛋，一个戒指换10个鸡蛋，然后孩子们再把这些首饰卖给收旧货的。这些小孩子不懂行，当然斗不过旧货商，实际上孩子们赚不了多少，却肥了那些无良的奸商。
各国军队分治各区，各订有不同的规章。如街道卫生，由各住户负责打扫，洋兵每天沿街巡逻,，挨户踹大门喝令出来扫街，出来晚了就拳打脚踢，有时还要罚款。
有的男人不在家，少妇怕受辱不敢露面，多由老妇出来应承。街上不得任意大小便，违者罚洋一元。在夜间各户门外都要装设一盏门灯，每晚必须点燃，如果夜晚不着，就要罚洋一元。那时门灯点的大多是蜡烛，风吹雨淋，免不了熄灭，住户怕罚，夜晚总要出来察看几次。后来多改用煤油灯，比较好些。但是偏偏有些民族败类，勾结洋兵迫害同胞，这些坏人把住户的门灯偷走或者吹灭，然后领来洋兵敲门诈索罚款，然后分钱。当时不知有多少人为此遭到打骂及罚款。
后来，有些人家把墙挖一个洞，前面装上玻璃，从后面放灯，才不至于被坏人吹灭。那时路上行人在夜间必须提着灯笼，否则也要处罚，就是月明如昼,外出时也得提灯。
转年《辛丑条约》缔结后，联军还政与清，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门灯制度仍继续保持。后来改设路灯，由住户分摊费用，才免除了各家设门灯的麻烦。
侵略军为了管理卫生，雇用了一些中国人充当卫生巡捕，因为他们穿的制服袖口上有一段黄布，大家便称他们为“黄袖头儿”。“黄袖头儿”倚仗洋人势力，任意挑剔诈索，作恶不在洋人之下。
当时法国兵管理城西一带，他们还有一条规定，就是夜间禁止晚睡，各商店住户10时以前必须熄灯，否则罚款。凡逾时未熄灯者，洋兵立即敲门质问，就是遇有婚丧大事也不能破例。
各国军队勒令民间供应鸡、鸭、鱼、肉、鸡蛋等物，每天规定一定的数额，由商会筹措提供。洋人并不直接索取，派出中国巡捕代为办理，巡捕们借机加码，商老百姓苦不堪言。
后来有些绅商向都统衙门请求，由绅商出资设立“支应局”，统一向联军提供所需物品，才免去巡捕们的任意骚扰。支应局的承办者当然也免不了额外苛求，但总不像巡捕那样难于应付了。
洋兵多有饮酒之癖，喝醉以后就在街头胡闹，晚间尤甚。行人躲避不及，即遭踢打，有时甚至拔出刺刀乱刺，街上顿时大乱，洋兵鼓掌大笑以资取乐。有时洋兵乘醉闯入商店，任意索要东西，商人们也无可奈何。
过去在旧历春节时，熟人相遇彼此作揖拜年，这是多年沿袭下来的风俗，却不料遭到洋兵之忌。洋兵误认为作揖是义和团作法的仪式，见到街上有作揖的人，立刻捉了起来，虽然百般哀求解释，也无济于事。最后有通外语的人，说明这是民间风俗，才消除误会，但是还要罚一笔款才能释放。
当时有人编了几句顺口溜：“大年初一别作揖，一碰碰见法兰西，洋钱罚了两块一，你说点儿低不点儿低。”
庚子之乱，有人由富变穷，有人由穷变富。凡是遭到洗劫的人家，家破人亡由富变穷；而那些趁火打劫的人则由穷变富了。
趁火打劫的有两种人：一种是在洋行混事由的大小买办们，在外国洋行勒索赔款时，他们也开具失单附在其中凭空索取一大笔赔款；另一种是乱中行抢的，人称之为“抢哥儿”铤而走险，大发横财。
这些因为抢劫而暴富的人，有的开了买卖。但“抢哥儿”中的大多数，外财到手，尽情挥霍，不出一两年又变成穷光蛋。
此外，还有一些投机商人也发了财。在侵略军撤离中国时，洋兵们纷纷处理他们抢劫来的赃物，因而出现了许多临时收购旧物的铺子，多在估衣街一带。洋兵不熟悉行情，也不懂中国话，他们把东西往柜台上一放，就用手势和中国商人讨价还价，好在东西是抢来的，卖多卖少也不计较，因此商人们大发其财。
上述这些暴发户，人们通称用“六月十八的财主”（阴历6月18，天津陷落）加以讽刺。这个名词一直到二三十年后尚被人经常提起，意思是发国难财的家伙。
没有人统计过1900年庚子之乱，到底有多少天津人死在帝国主义枪炮之下，更没有人统计过八国联军一场劫掠，又使天津蒙受了多大的损失。但老人们回忆那些亲历过庚子之乱的天津人说起当年的灾难时，他们依然谈虎色变，目光中还残留着惊恐和伤痛。
血淋淋的“庚子之痛”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唯有富国强兵才能不让人家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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