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5月下旬，当义和团运动遍及直隶及京津地区时，帝国主义列强为了保全并扩大其在华利益，以保护使馆为借口，调遣大批军队侵入北京。
帝国主义列强调兵进京“保护使馆”，经过了一番谋划。5月20日，担任列强驻华公使首席代表的西班牙公使葛络干召集驻京公使团会议，英、美、俄、法、德、意、奥、西、葡、比、日等十一国使节全部出席。会上，法国公使毕盛正式建议调兵来京保护使馆和教堂。由于在华的经济利益不同，各列强在调兵入京及调兵入京的急切程度上口径不尽相同，因此这次会议没有获得一致意见，仅通过了一份对清政府总理衙门的联合照会。该照会要求严厉镇压义和团和惩罚对义和团镇压不力的中国官员及帮助指点义和团者。公使团会议并决定：如果骚乱得不到制止，或者在5天内得不到对上项照会的满意答复，便建议有约各国组织一次海军示威，向清政府施加压力。
在限期的最后一天，清总理衙门对联合照会作出答复，表示他们正在奏请朝廷发布一道更为严厉查禁义和团的上谕，清政府对待义和团所要采取的措施与公使建议的措施相一致。但是，列强公使们对此答复表示不满。5月26日晚，列强驻华公使再次召开公使团会议。会上，法、德、意等国公使一致认为北京即将爆发一场危及所有欧洲人的严重骚乱，强烈呼吁共同调来足够数量的使馆卫队，以防止发生暴动的可能性。但沙俄等国公使则认为危险并没有那么急迫。经过一番争执，公使团决定再次照会总理衙门，要求具体说明清政府准备采取哪些有效措施以镇压义和团，并委托次日去会见庆亲王的俄公使格尔思和英公使窦纳乐把整个公使团的看法进一步说明，要求得到满意的答复。否则，绝不再拖延，立即调兵进京。
5月27日，庆亲王奕劻和总理大臣们向格尔思和窦纳乐表示：义和团不仅反对友邦，也反对清政府，是国家的敌人，清政府正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保护使馆和教堂。兼任步军统领的总理大臣崇礼并表示：愿意亲自承担对所有外国人的保护。这番认敌为友的表示，安定了公使们的情绪，调兵进京问题没有作出最后决定。
5月28日，义和团焚烧丰台车站的消息传至北京。是日晚，公使团第三次举行会议。各国公使一致认为形势恶化，同意不失时机地调来卫队保护使馆。会后，葛络干代表列强向总理衙门提出照会，声称十一国公使已决定调集特遣部队立即前来北京，并要求清廷提供运输便利。实际上，在会议前法国公使已向其本国发出请兵电报;会后，美、日、意、俄等国也都开始行动，由大沽向天津调集海军陆战队。
5月29、30日两天，帝国主义列强加紧活动。先是法国驻天津总领事杜士兰致函直隶总督裕禄，要求协助各国所抽海军陆战队登岸，并备火车运送北京。接着，各国公使举行紧急会议决定：如果清政府总理衙门不答应列强调兵进京，即用武力强行调遣。同时委派英、俄、法、美四国公使为代表团，会后即赴总理衙门，宣布此意图。杜士兰29日致函裕禄后，又于30日亲自跑到直隶总督衙门，声称各国士兵今日均已到津，无论总署准否，定准明日赴都，若火车不载，亦自行起早前往。
在列强的步步威逼下，清政府除了一再申述其对列强的保护措施，企求列强稍缓几日调兵外，便是屈服退让。31日黎明前，总理衙门致函代表团，同意各国派兵来京，但其人数必须以1898年的数目，即30名为限(这里总理衙门所指以1898年的数目为限，是指戊戌变法失败后，列强借口驻京清军曾与他们发生冲突，迫使清政府允许每国调派不超过30人的海军卫队入京保护使馆)，并且一旦恢复平静之后即应撤退。31日上午，总理衙门电告裕禄，准用火车运送洋兵入京护馆，并把同情义和团、且扬言阻击侵略军进京的清军，从北京车站撤走，以防冲突。
5月31日下午，由英、美、意、日、法、俄等国调派的士兵组成的第一批“使馆卫队”，在沙俄驻天津军事代表沃加克上校带领下，冲入北京。侵略军根本不理会清政府对他们调兵人数的限制，各国共派出军官和士兵365名，其中英国75名，美国63名，意大利42名，日本26名，法国75名，俄国75名。各国卫队均携带机枪、大炮等军械。6月1日和3日，德国和奥国也分别有50名和30名侵略军入京。随后，各国不断增兵。至6月8日，以“使馆卫队”名义侵入北京的侵略军约有1000余人。这只不过是八国联军武装侵华的先头部队而已。
依据国际公法和惯例，保护使馆的安全，应是使馆所在国政府的责任，使馆所属国根本无权调兵自行保护。帝国主义列强调遣大批军队进京“保护使馆”，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是对清政府的极大蔑视，也是对国际公法的公然破坏。
八国联军攻占大沽炮台
大沽是天津的门户，东临渤海，北靠京山铁路，是北京通向海洋的东大门，又是天津的海防前哨，军事地位极为重要。
大沽共有四座炮台，以白河为界，分设在南北两岸。白河南岸是主炮台，共装置火炮56门;主炮台以南还有一座炮台，置火炮74门。北炮台的西北修有西北炮台，置火炮20门。白河北岸是北炮台，置火炮74门;北炮台的西北修有西北炮台，置火炮20门。当时由天津总兵罗荣光部防守大沽炮台，以副将韩照琦、右营卞长胜驻守南岸炮台，以左营封得胜守卫北岸炮台。另外还有叶祖珪统领的北洋海军巡洋舰1艘、鱼雷艇4艘守卫大沽海口。
八国联军为攻占大沽炮台，经过了周密的部署。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6月15日，先由300名日军占领塘沽火车站，250名俄、法两国军队占领军粮城火车站，16日，935名英、日、俄、德等国海军偷渡登陆，埋伏在炮台后侧，而停泊在大沽口内的10艘炮艇开进海河，其他28艘军舰开往拦江沙外炮台火力射程之外的地方停泊。当晚8时，侵略军借口大沽守军在海河口布设水雷，向大沽守军罗荣光发出最后通牒：限令于第二天凌晨2时前交出炮台营垒，由各国接管，否则届时以武力夺取。罗荣光断然拒绝，传令各炮台准备战斗，并一面派专差赴天津向裕禄告急，一面又通知叶祖珪统率巡洋舰和鱼雷艇前来助战。但在大沽战斗打响后，叶祖珪贪生怕死，命令舰队不准开炮，并且带领舰队仓皇逃命;裕禄则以兵力不足，“力顾津郡”为词，没有拨兵往援。
6月17日零点左右，10余艘联军舰艇在探照灯的照明下，用大炮猛烈轰击大沽炮台。防守南岸炮台的守台清军英勇还击，击毁敌舰5艘。至黎明时分，联军企图从左营登陆没有成功，便用大炮轰击清军防地，击中左营弹药库，管带封得胜阵亡，北岸两座炮台遂被联军占领。之后，联军舰队集中火力轰击南岸炮台，预先偷渡登陆的联军也从侧后抄袭南炮台。南岸守台清军临危不惧，奋力还击，当日7时，南炮台弹药库中炮炸毁。9时，守台清军在腹背受敌、弹药告匮而又无援兵的险情下，向新城方向撤退。大沽炮台全部陷落。
大沽炮台虽然陷落了，但广大的守台将士发扬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作战勇敢，共击毁敌舰6艘，打死打伤联军255人，日本海军大佐被击毙。守台清军将士阵亡七八百人，北洋海军最大的巡洋舰“海容”号和4艘鱼雷艇被联军掳走。
八国联军攻占大沽炮台之后，下一步便是气势汹汹地扑犯天津，进攻北京了。
八国联军攻占天津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6月17日，八国联军攻占大沽，随后立即进犯天津。
位于天津城东南的柴竹林租界，是各国侵略者的巢穴。由于侵略者在租界内外肆意挑衅，不断与义和团发生冲突，所以在大沽陷落前，柴竹林租界和老龙头火车站便已处在义和团的包围之中。联军攻占大沽后，便分批派出援兵，从大沽增援租界。因沿途受到义和团和清军的阻击，短短的路程，侵略军在付出惨重的代价后，于6月23日才全部到达。至此集结在天津城厢外的八国联军达1万余人。侵略军立刻组织力量，对天津城及外围发起攻击。
6月27日，俄、英、美等国军队从三面进攻位于海河东岸贾家沽的北洋机器局即东局子。因遭到由清军和义和团预先埋好的地雷的伏击，改用连环排弹向东局子轰炸。炮弹击中东局子弹药库，顿时引爆，四面火起，弹片碎砖腾空飞散。义和团和清军被迫撤出东局子，联军遂以死伤200余人的代价占领东局子。
东局子失守后，义和团首领张德成率领静海独流镇义和团7000多人到天津参战。与此同时，驻扎在山海关内外的清军马玉 部也陆续开到天津。7月5日，裕禄、聂士成、马玉崑等人同义和团首领商议，决定组织一次较大规模的联合作战，从北、西、南三面向八国联军发起进攻。以张德成率领的义和团和聂士成统领的武卫前军，从西南面进攻租界;以曹福成带领的义和团和马玉崑率领的武卫左军，从北向南进攻老龙头火车站;以武前军后路统领胡殿甲部清军反击东局子。
7月6日，围攻租界的清军从天津城南迂回到租界西南面，在城西南围墙上设置两门大炮，轰击租界，并挑选勇士，乘船渡河进驻跑马场和八里台。接着，又攻至租界边缘的小营门一带。张德成则率领义和团利用“火牛阵”，在靠近租界的马家口同联军激战，直抵柴竹林租界。与此同时，进攻老龙头火车站的战斗也十分激烈。义和团曾多次冲进车站，用刺刀劈刺八国联军，使敌人胆战心寒。胡殿甲率部对东局子发动五次反攻，虽未夺回，但杀伤八国联军甚多。7月9日，联军分路向天津城南八里台进攻。聂士成率部迎战，与敌激战数小时。聂士成腿上、两腮、脑门、腹部多处受伤，仍带伤指挥作战，后因伤势过重阵亡。联军遂趁机攻占海光寺的西机器局，兵临天津城下。
聂士成战死后，所部马步三十营溃散，削弱了抗击八国联军的战斗力。再加上宋庆到天津主持战局后，下令屠杀义和团，又进一步削弱了抗击八国联军的力量。八国联军则通过大沽口源源不断地输送援军和军火。7月13日，八国联军分兵两路，一路由俄德两国军队组成，沙俄海军中将阿列克谢耶夫任指挥，从火车站沿河直攻东北角、三叉河口黑炮台一带;另一路由英、日、美、法、奥军组成，日本福岛少将任指挥，从海光寺直扑天津南门。南门外原是一片沼泽和水塘，义和团挖开河堤，放水淹灌，造成一片汪洋，阻挡敌人的进攻。当日、美、英、法、奥等国军队推进到城墙下时，驻守南门的马玉 部和练军何永盛部凭城反击，义和团在城外濠沟里和芦苇丛中向联军射击，内外结合，阻敌前进。南门一战，打死包括美军步兵团上校团长、日军少佐在内的军官多名，毙伤敌军800余人。是日晚，裕禄、宋庆和马玉 率部撤至北仓。
7月14日，日军渡过护城河，炸塌南城门，英、日、美、法等军队从缺口冲入城内。这一路联军入城后，配合另一路俄德军占领东北角、黑炮台。城内义和团和部分清军与侵略者经过激烈巷战后，撤出天津。八国联军遂占领天津。
八国联军在天津的殖民统治机构——都统衙门
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城的第二天，即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7月16日，沙俄远东司令阿列克谢耶夫召集联军各国高级军官会议，提议成立一个临时行政机构来管理天津，并由俄国派人担任该机构的行政首脑。由于俄国企图独霸大权之野心显露，受到其他各国的反对，此案未能议定。7月18日，阿列克谢耶夫再次召集联军指挥官会议，经过讨价还价，决定由俄、英、日三国各派军官一名，组成“管理政府事务小组委员会”，并把这一机构定名为“暂时管理津郡城厢内外地方事务都统衙门”。日后都统衙门的统治区扩大，天津都统衙门改称为“天津市城厢临时政府”。但中国人仍习惯简称为“天津都统衙门”。
7月30日，天津都统衙门在原直隶总督衙门的旧址正式成立。根据各国在对中国的军事行动中所投入的力量的多少，都统衙门最初的3名委员由俄国的沃加克上校、日本的青木宣纯中佐、英国的鲍维尔中校担任。随着各国军事力量的消长变化，同年11月7日，根据联军新任统师瓦德西的建议，又加入了3名委员，即德国的法海根少校、法国的阿拉伯西上校和美国的福脱上校。委员人数由3人增至6人。具体分工是：司法局福脱，汉文秘书处青木大佐，公共工程局、卫生局阿拉伯西，巡捕局法海根，库务司鲍维尔，秘书处沃罗诺沃。俄国对都统衙门之权力核心及整个天津占领区的控制权，因瓦德西的到来而被德国取代。
天津都统衙门成立后，从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在天津城乡实行残酷的军事殖民统治，对天津人民犯下了累累罪行。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都统衙门设区管辖天津城厢内外事务，实行殖民统治。都统衙门成立之初，便规定管辖范围为：天津城内及城外直到土围子一带的地方，但不包括外国租界和兵械厂、营盘、铁路、电报局和联军已经占领的其它军事机构。1902年2月，都统衙门又发布告谕，扩大统治辖区，即东至海边，西到天津西和西北约25公里处，分划为天津城区(原管辖区)、塘沽区(沿北塘西北的宁城沽至葛沽，然后至塔城和上沽屯)、军粮城区(自楚庄、中刘庄至杨家庄、小孙庄)、天津北区、天津南区五个区进行管理。同时还规定除天津城区保留组织机构外，其它四个区各委派一名军官担任区长官。各区长官享有独立处理区内事务的行政权、用人权、治安权、司法权、征税权和开支权。
第二，搜捕义和团，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天津都统衙门为了保障权益的安全，将天津城区划分八个地段，每个地段中，由洋巡捕、华巡捕和6名绅商组成巡捕队，负责搜查义和团民。后来又成立了海河巡捕房，负责海河、白河以及运河地段，从事搜剿船户中的义和团民，天津城厢内外，一片白色恐怖。巡捕队一方面按照从直隶总督衙门查抄出来的天津及其周围村镇义和团民的名单进行搜捕，另一方面又以搜捕义和团为名，肆行淫威，滥杀无辜。在河东区，一对正在结拜天地的新婚夫妇，因穿红衣披红纱被巡捕队认为是红灯照和“拳匪”，惨遭杀害。据统计，经都统衙门布告斩首的中国人有66人，其中有李四辈、郝树常等义和团首领，也有镇压义和团不力的天津道台谭义焕。
都统衙门还不断地派兵到天津四郊搜捕，凡有义和团坚持斗争的乡镇，都遭到了残酷的剿洗。尤其是“天下第一团”的根据地独流镇，焚杀尤惨，镇周围数里以内全被“一炬焚之”，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不可数计。
第三，都统衙门以中国政府的“太上皇”自居，肆意干涉中国内政，侮辱中国官员。1900年9月，钦命大臣李鸿章抵天津接任直隶总督时，都统衙门不承认清廷对他的委任，而只是把李鸿章作为一个特殊的私人看待。对于李鸿章所任命的天津地方官吏也一概不承认，任命一个赶一个。例如：1901年5月张莲芬奉命就任天津、河间两府道台时，都统衙门不予认可，声明天津都统衙门的辖区不在他的管辖之下，责令张莲芬必须在24小时内离开天津都统衙门的辖区。中国政府在自己的领土上任命中国官员，受到天津都统衙门的严重干涉和阻挠。
第四，对天津人民实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天津都统衙门成立后，首先颁布了一系列限制当地人民的法令。诸如：持有武器的华人必须在3天内把武器交到巡捕房，否则将受到严厉惩处;华人不准与洋兵斗殴，不准在铁路沿线种高秸作物，不准燃放爆竹;每晚10点钟至黎明5点钟，华人在城内行走须持灯笼;埋葬灵柩，须先赴都统衙门领取准照，并持街邻所具保结。尤有甚者，居住在某国管辖地段的居民，必须插挂某国国旗，市民还须持有某国顺民的小白旗才能在街市行走。天津市民几不啻亡国之民。天津都统衙门除征收重要的关税和厘金外，还向天津人民征收几十种苛捐杂税，诸如房租捐、当铺捐、店铺捐、茶馆捐、饭馆捐、客店捐、澡塘捐、烟馆捐、船捐、车捐、戏院捐、烧锅捐、建房捐、煤捐、盐捐等等，巧立名目，肆意盘剥。都统衙门在锅店街庆善银号设立官银号作为收捐处，在陈家沟、三岔河口、西码头、北浮桥等水陆交通要道，建立关卡，强迫征税。据统计，都统衙门前后共收入捐税银2758651.18两，其中一大部分用来发放各国委员及其雇员的工资，一部分用于修建供侵略者享乐的游乐厅、跑马场、妓院等，只有极少部分用于疏河、修桥、修路等市政工程。
第五，拆除天津城墙和破坏军事设施。城墙和军事设施都曾在反抗八国联军的战斗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侵略者既恨之入骨，又担心其威胁租界的安全，必欲毁之而后快。1901年1月21日，都统衙门出示告谕，下令将天津周围城墙全部拆除。接着又秉承联军司令官的旨意，将天津黑炮台、北塘的6座炮台、山海关的4座炮台、大沽的7座炮台，以及其他地区的25座炮台，尽行拆毁。清军驻屯天津、芦台运河、新河的几座兵营，也被毁环。经此一举，天津附近以及环绕渤海的军事要塞和炮台被破坏殆尽。
天津都统衙门是帝国主义践踏中国主权，残害、奴役中国人民的工具，是列强联合侵华的重要组成部分。天津都统衙门自1900年7月30日建立起，至1902年8月15日将天津交还清直隶总督袁世凯止，对天津实行了长达两年多的殖民统治。
八国联军肆虐独流镇
天津城沦陷后，八国联军成立的军事殖民机构天津都统衙门，不仅在天津城内残酷地搜剿义和团，还不断派兵到天津四郊进行搜捕和剿洗。其中“天下第一团”的根据地独流镇被焚杀得尤为惨酷。
独流镇属静海县(今属天津市)。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兴起时，直隶新城人张德成在独流镇设立拳坛，团民个个红巾包头，红带缠腰，刀矛林立，声势极盛，号称“天下第一团。”6月底，大沽口失守，天津危急。独流镇的义和团民及其它坛口的团民在张德成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开赴天津助战。在保卫天津的战斗中，义和团主攻紫竹林租界，张德成在此次战斗中负伤。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后，独流镇的义和团民在张德成的带领下返回原地，继续寻机打击侵略军。
侵略军为了报复独流镇的义和团。并解除威胁，天津都统衙门于9月8日，派兵直扑独流镇。侵略军放火焚烧房屋，大火几天不熄，致使独流镇及其周围地区的房舍民居全被烧毁，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不可胜计。事后，都统衙门张贴告示，谓独流镇系“拳匪”聚集之所，因此各国统兵大员立将该村剿除净尽，俾他处村庄知儆云云，借以恫吓天津城乡人民。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7月14日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在进军北京的日期和统帅人选问题上经一番争吵后，联军决定8月4日为进攻北京的日期，由各国司令官每晚例会来决定军事行动。
8月4日，日军8000名、俄军4800名、英军3000名、美军2000余名、法军400名、意大利和奥地利军100多名，共约2万名联军，从天津出发，分两路沿运河两岸北犯。一路由日、英、美三国军队担任右翼，沿运河西岸前进;一路由俄、法、意、奥四国军队担任左翼，沿运河东岸行进。
天津陷落后，清政府为阻止八国联军沿北运河北上进攻北京，命令清军各防营在北仓、杨村等地设防，进入临战状态。防守北仓的清军主要是从天津撤退的马玉崑部1万余人。马玉崑在北仓以南构筑了两道防御阵地，在要隘处埋设地雷，构筑火炮阵地，并决堤放水，淹没西沽、北仓间的广阔地段。防守杨村的是宋庆率领的清军5000人。宋庆命其部下跨北运河构筑5公里长的墙垒，并在运河中沉大船，以堵塞水道。
8月5日凌晨，联军左翼以日军为主力进攻北仓，清军和义和团奋起抵抗。战斗4个小时，终因力量悬殊，清军溃败撤退，第一道防线被联军突破。接着，联军一部进攻第二道防线，一部绕道十余里从侧翼进攻。义和团和清军遭受腹背夹击，且战且退，北仓失守。6日，联军从东、西、南三路进攻杨村，宋庆率部稍事抵抗即便溃散，杨村失守。驻扎在蔡村的直隶总督裕禄以兵败引咎自尽。8日，原山东巡抚李秉衡率领清军和义和团民抵达河西务御敌。李是在北仓、杨村失陷前被清政府任命为帮办武卫军军务大臣的。北仓、杨村失陷后，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议和大臣，向侵略者乞求议和。9日，联军进犯河西务，李秉衡督军阻击。但由于清军刚刚抵达，防御尚未就绪，再加上清政府乞和停战，军心涣散，清军不战自逃，河西务失守。10日，李秉衡退往通州张家湾。11日，联军逼近张家湾，李秉衡吞金自杀。12日，联军占领通州，直抵北京城下。
联军各国军队分别由各个城门攻打北京。其时，驻集在北京城内的清军和义和团有七八万人，以董福祥率领武卫后军25营驻守广渠门、朝阳门和东直门;荣禄率武卫中军30营驻守西华门和棋盘街;八旗绿营2万余人驻守内城九门和外城七门;奕劻率神机营25营、载漪率虎神营14营，分守各门城楼;八旗前锋和护军守卫紫禁城;义和团主要守卫东西河沿、东西珠市口、菜市口等六大区。8月13日晚，俄军首先向东便门进攻，遭到清军和义和团的英勇抵抗，直至次日下午2点钟始占领东便门。俄军为此亦付出沉重的代价，伤亡120余人，参谋长华醒也夫斯基也被击伤。
14日上午，日军攻打朝阳门、东直门，遭到清军密集的步枪和火炮的还击，双方激战十几个小时。最后日军以伤毙200余人的代价占领了这两处城门。俄、日两军发动进攻后，董福祥遂抽调广渠门守军前往增援，英军便乘隙攻击广渠门，于14日下2时最先进入城内。随后，英军又通过崇文门西边城墙下面的御河水闸爬入内城，窜入东交民巷英国使馆。15日凌晨，联军攻打紫禁城，慈禧挟持光绪皇帝仓皇西逃，北京陷落。16日，联军占领了皇宫，并打败了围困北堂的义和团和清军。至此。北京全城被八国联军占领，古老的都城，再次蒙受列强的残酷蹂躏。
八国联军在北京的烧杀劫掠
北京在春秋战国时代，就被燕国定为都城。至19世纪末已有两千年的历史。由于它是数代王朝的都所，不仅雄伟壮丽、金碧辉煌，而且集中了稀世文物、珍本图籍和金银珠宝之精粹。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对北京城和北京人民进行了疯狂的烧杀淫掠。古老的都城陷入旷古未有的浩劫之中。
入城之初，八国联军为进行报复，首先疯狂地屠杀义和团民。他们包围各坛口，搜捕义和团，将被捕获者统统斩首或枪毙。仅在庄王府一处，就杀害团民1700多名。之后，不管什么时候，也不论在什么地方，凡是遇到中国人就放枪击杀。例如，法军将一群中国人逼到一条死胡同里，用机枪扫射15分钟，直到没有一个活着的人为止。侵略者杀人杀红了眼，使馆人员也以杀人为快事，进行杀人竞赛，以杀人数目的多少来炫耀自己。更有甚者，当侵略军驱逐华人清理毕满街的死尸后，又把这些清理者全部击毙。
在侵略军的血腥屠杀下，无数的中国人被逼上了自殒的绝路，有闭门自焚的，有全家自殉的，有被逐无处投依自尽的，还有被污辱后羞忿捐生的。其中包括不少王公大臣及其眷属。体仁阁大学士户部右待郎徐桐自缢身死;逃亡在保定的户部尚书崇绮，当听说其妻不忍受辱，率全家阖门自毙消息后亦自缢;三品衔兼袭骑都尉侯选员外郎陈銮，一家男女共31人，同时殉难;还有前礼部左侍郎景善，国子监祭酒熙元、王懿荣，工科给事中恩顺，掌江西道监察史韩培森等等在京满汉官吏，含愤自裁。据不完全统计，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之初，仅王公职官阵亡将校640人，阖家引火自焚、仰药以殉、投井而殁者1798人。至于平民百姓的死难数字，根本无法统计，不可胜数。城里居民，百家之中，所全不过十室，街巷尸首堆积如山。
与此同时，八国联军对北京的官邸府院、寺庙民宅，城垣宫苑、档案图书等进行焚烧和破坏。庄王府、端王府、户部以及凡是设过拳坛的地方，联军一律纵火焚之。没有设坛的会馆、府街、寺庙和民宅，联军也以种种借口放火烧之。如翰林院、弘仁寺、仁寿寺、大光明殿、天元阁，以及东、西长安门外的四帅庙，都被联军焚烧。京城一连三天三夜火光冲天。京城北部，从地安门内以西至西安门以北，房屋焚毁无存;从地安门内以东至东安门内以北的房屋，“十之尚有三”。京城南部，从前门以北至东四牌楼以南，亦尽是破墙残垣。
许多未遭火焚的建筑物也被八国联军破坏殆尽。永定门城墙被英军拆毁，西便门以北的城墙被法军用大炮轰塌，古刹报国寺的殿堂被德军用大炮轰毁。驻扎在天坛的英军、先农坛的美军、内务府大高殿的法军、吏部衙署的俄军，以及驻扎在社稷坛、太庙等处的联军，将所扎营的各殿堂衙门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拆毁改建，破坏严重。颐和园内的龙王庙，先后被驻守在北庙的俄军和英军破坏，修复时仅工料银就需费1.8万两。龙王庙只是颐和园中的小小一区，由此可以推断出其它地方破坏的严重情形。总之，在八国联军的焚烧破坏下，昔日殿宇巍峨、金碧辉煌的北京城，变成了处处颓垣断壁的荒城。
八国联军在烧杀同时，还大肆劫掠北京城。城陷之后，各帝国主义侵略者曾特许军队抢劫3日，而事实上是公开抢了8天。而后更继以私人抢劫活动，军官、士兵、外交官、传教士，甚至连一部分侨民都参加了对北京的洗劫。直到八国联军撤出北京之后，此种野蛮行为才终止。皇宫、颐和园、三海、坛庙、陵寝、王公府第、各部衙署直至民居商店，无一例外地遭到侵略者的抢劫。典章册籍、珍本书图、国宝珍奇、字画碑帖，甚至妇女的簪花耳佩首饰，无一不遭到抢劫。据内务府奏折称：宫内失去秘籍《长白龙兴纪念》4册，《历圣图像》4轴，《历圣翰墨真迹》31册，《玉牒》草稿76册， 《穆宗实录》74册， 《今上起居注》45册，《今上御翰》8册，慈禧太后御笔《今上御容》1帧，《丙夜乙览》135册，《满洲碑碣》6册，《历朝帝王后妃图像》120轴。又《宁寿鉴古》18册，《皇华一览》4册，《发逆歼灭实录》48册。古籍如宋版《后汉书》、《六一居士大全集》，元仇运《唐百家诗选》，辽金似孙《诸政典制》等宫外未见之各种古版善本图书20种。又据内务府奏：失去宝物2000余件，内有碧玉弹24颗、四库藏书47506本、金时辰钟2具、李廷珪墨1合、琬珽大屏4扇、玉马1匹、《发逆玺印》1本、真墨晶珠1串、发逆林凤翔、洪宣娇牙齿1合。显然，这个记载极不完全。宫内被劫的各种珍藏的数目是无法查实的，其价值是无法估量的。至于民居、商号、店铺所受损失更无从估计。
各国侵略者通过对北京的大洗劫，掠夺了无数的赃物。对于掠夺来的赃物，侵略者无一人视为非法所得，它们按照各自的方便和需要，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处理方式。
赃物上交本国政府。日本基本以这种方式为主。日本侵略者将劫掠的银两、武器、粮食大部分上缴日本政府。其中仅银两一项，交给日本中央金库1928571两，占总数的66%。其他各国也有把一些异常珍贵的物品上缴本国政府的。例如英军把北京喇嘛庙中最好的古钟，以及数十尊精美的古铜佛像寄给英国女王;德军和法军把瓜分古观象台的古天文仪归于各自的国家博物馆私藏。
赃物归掠夺者占有。归侵略者个人占有的赃物，由他们自己或委托别人直接携带回国。俄军司令利涅维奇回国时，除行李外，从北京带回10大箱贵重物品。法国司令福里曾将40箱珍贵文物寄往法国。日本联队长栗屋大佐从中国带回的行李有31件之多，除去变卖部分外，至1902年2月，在他家还搜查出重500两、100两、50两及1两的银元宝共80个，银块大小27块，文徵明绘画1卷，明代铜制香炉1个，玉器10件，以及香炉、手箱等。
将赃物就地拍卖。大多数赃物被侵略者就地售卖。英军和意军将所抢之物一齐堆在公使馆大屋内，集体拍卖，按照官阶高低分配赃款。法军将掠夺物卖给西什库教堂，领取银行取款支票。其他各国任凭士兵自由拍卖，以至拍卖场遍布于北京城内的各个角落。拍卖之物大都是不便携带的。侵略军拍卖掠夺赃物，直接导致了中国大批宝贵文物外流。
八国联军对北京的大烧杀大劫掠，使古老的都城蒙受到空前的浩劫，使中华民族蒙受了极大的耻辱。而北京城的劫难同时也是中国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场灾难。
北京城沦陷后，城门神坛寺庙的祭器和家具、官署部衙内的金银财物、王公府第的金银和古玩珍宝，是各国侵略军重点抢劫的对象。其抢劫的详细数目是无法查实的。虽有部分文字记载，但极不完全。不过，由此一斑，可以概见八国联军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累累罪行。
在天坛，损失金、银、铜、瓷、锦等祭器1148件。社稷坛损失银、玉、铜、瓷、竹等祭器168件。嵩祝寺内祭器被俄军抢劫如洗，共丢失镀金佛3000余尊、铜佛50余尊、磁佛13尊、磁瓶12对、镀金器物40件、银器7件、铜器4300余件、锡器58堂件、幢旙70堂首、锦缎绣品1400余件、竹木器110余堂份、墨刻珍品1600余轴、乐器100余件。
六部九卿等各衙署，其中如吏部、兵部、工部、内务府、钦天监、鸿胪寺、太医院、詹事府、銮仪卫、銮驾库、理藩院、顺天府、光禄寺、国子监、税课司等处，以及神机营和八旗各衙门，俱被各国军队占为营房。他们建意拆改破环堂库房屋，疯狂洗劫库存各物例典案卷。如銮驾库丢失辇乘21乘(包括皇太后万寿金辇1乘，皇帝金、玉辇各1乘)、銮驾1373件、车轿12件、五宝2件、皇妃仪杖282件、皇嫔彩杖84件、新旧云盘伞各1件、香垫拜褥9铺、锦缎旗面133件、小团扇1把、珐瑯轿杆1件、广郎木轿杆1件、妆奁棹盘1件、象牙9只、象鞍2盘、战鼓2面、更钟2架、静鞭2件以及随什物若干。翰林院的数万册经史典籍(包括《永乐大典》又失去307册，钱法堂的数万串新铸铜钱、太常寺的金银祭器、光禄寺的金银餐具，均被洗劫一空。损失最为惨重的是户部和内务府。仅日本军队就从户部银库抢走300万两银子，从户部的缎匹库和颜料库抢走无数的绫罗锦缎，从内务府的官三仓、恩丰仓和官租库抢走所存32万石仓米和全部银两。据不完全统计，仅各处库款所失约计银6000万两，其它所失典章文物、国宝奇珍的价值更是难以用数字计算。
各王公大臣官绅由于在清朝的特殊地位，其府第便吸引了众多的联军。法军从礼王府抢走银子200余万两和无数古玩珍宝，又从户部尚书立山家里抢走365串朝珠和约值300万两白银的古玩。日军从前武英殿学士、军机大臣宝鋆府第中抢走藏在井中的30万两白银。甚至连北堂教主樊国梁也从立山府中抢走价值100万两白银的财物珍宝。经过这次抢劫，各王公大臣官绅府第，所有银库存银及各项珍宝，无不被劫一空。
很显然，上述的一切，只不过是挂一漏万的记载。所有神坛寺庙、官署部衙及王公府第的损失，其价值是无法估量的。而这无法估量的损失，又仅仅是八国联军大肆抢劫北京的一部分。它无情而深刻地暴露了帝国主义列强残暴野蛮和贪婪无耻的丑恶嘴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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