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五农潮”真相探究
笔者：陈治赠
上世纪二十年代，海丰曾发生“七五农潮”。有人说，这是“反动军阀陈炯明残酷镇压海陆丰农民运动的罪证”。有人说，将“七五农潮”的责任推在民族民主革命先驱陈炯明身上，是在造谣诬蔑。“七五农潮”真相如何？拙文既不照抄宣传资料，也不采纳民间说法，由当事人彭湃自己来说事。
一、“七五农潮”发生的原因
所谓“七五农潮”，是指1923年8月初，海丰县城发生一起佃农与官地承包商因早造减租发生争执，承包商被佃农殴打致伤，3位打人的佃农被捕的个案。8月15日，海丰农会发动2万农民进城集会。8月16日（农历七月初五）拂晓，海丰当局动用军、警包围海丰总农会，逮捕农会职员杨其珊等25人，宣布解散农会，“通缉彭湃” 的事件。后人以农历七月初五冠名，将农会与地方当局这次冲突称之为“七五农潮”。
“七五农潮” 的原因是什么？至今仍有不少人说：时因海陆丰遭受强台风袭击，农业失收，海丰农会农会提出减租“七成” 或“无租可交者免交”，反动政府不顾农民死，陈炯明派兵镇压，酿成“七五农潮”。事实是否如此？
1923年7月20日，即农历六历月初七，彭湃召开全县农民代表大会，作出了早造“至多三成交租”的决议。并来取了5项措施：
1、印发《为减租而告农民书》，派大批宣传员到各乡开会宣传并兼纠察之任务，动员全县农民执行农会关于“至多三成交租”、“无租可交者免交”的决议。
2、通函各区警察，谓农民与地主如发生减租纠葛，纯属民事，在警察权限只可劝止，不得滥加判决及逮捕农民。
3、通电全国各团体声请求援助。
4、将农民受灾苦况，函老隆陈炯明，使其勿轻信谣言而立于反动立场。
5、准备召开全县（农民）大会，开展一场“至多三成交租” 的减租运动【《不朽的丰碑》第149-151页，中共海丰县委宣传部、党史研究室编，主编刘林松、蔡洛，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版，下称《丰碑》】。
据《彭湃年谱》：海丰在夏收时节遭遇2次强台风，第1次是1923年7月26日，即农历六月十三日，第2次是同年8月5日，即农历六月二十三日【《丰碑》第783页】。非常清楚，海丰农会决定强行一律减租七成（或免租），是在天灾发生之前。无论是否遭遇台风，势在必行。
台风发生后，自耕农减半交租，体现海丰当局对民生的关注。至于佃农交租是否参照自耕农减半，由主佃双方依俗例协商解决。彭湃称：公平有位自耕农，因还租五成，被农会纠察队发现后“扭解至农会受纪律处分”【《丰碑》153页】。这位自耕农是否农会会员？无法肯定。自耕农减半交租，仍被“扭解至农会受纪律处分”，足以证明海丰农会关于早造“至多三成交租” 或免租的决定，是金科玉律，不论是佃农、自耕农还是地方政府，都必须无条件执行。
彭湃称：“6月27日（指农历，即新历8月9日，也就第二次台风后的第4天），县城保卫团局长林斗文之侄林某，为承批教育局租之商，租约百余担，林乃谓‘学租是官租，官租是无减的’ 。初向城西20余里某乡村收租，为农民所驱逐，乃向一个叫做北笏乡的去收租。此乡约30余户之小村，林乃虚张声势，谓官租无减以吓乡民，不料该乡人虽小而胆不小。乃将林围打伤数处。林不依法检验于分庭（海丰法庭），而检验于县长（王作新），县长亦不拒绝而受理，已可注意。林某入衙检验后，王作新乃借题发挥，即派武装游击队20余人到北笏乡围捕（凶手）”，“乃绑缚父老3人”。“我们就召集执行委员会讨论这问题，当时议决如下：减租一定是会发生纠葛，不是我们打他，便是他们打我，该乡父老3人被捕入狱乃意中事，且继续必有如是之事发生，农会应置之”。筹款十数元先慰被押之家属，供给狱内之伙食费用，并打理狱内事务，决定7月4日（指农历，即新历8月15日）召开全县农民大会详细报告，使各会员了解【《丰碑》第153-154页】。以支持因抗租打伤承包商而被捕的农民为切入点，发动全县农民进城。这是“七五农潮”的导火线。官租承包商与佃农因减租的纠纷转化为农会与地方当局的矛盾冲突。
二、“七五农潮”的经过
农历七月四日（新历8月15日），县长王作新贴出布告，“是日是匪首彭湃希图造反，四乡人民勿为所愚而自招重祸”。并派警察到各大路口把守，不准农民进城【《丰碑》第154页】。
布告原件，目前谁都无法看到。内容是否如此，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称彭湃为“匪首”，而且是毫不留情将其杀掉的，应该是1927年以后蒋介石的“反动政权”。海丰当局，只是称彭湃行为“过激”，指斥海丰农会“扰乱治安”。县府的布告称彭湃为匪首，那是地方当局的说法，陈炯明却待彭湃为上宾，从未视彭湃为匪首，更没有主张将被捕的25位农会职员当作匪徒课罪，而是主张立即释放（加上北笏乡3名因殴打承包商的农民共28人）。海丰地方当局虽曾将其中的3人（黄凤麟、杨其珊、洪廷惠），判了半年的监禁，最终还是由陈炯明施加影响，海丰当局同意“取保”释放。这绝非是陈炯明以及当时地方政府对“匪首”、“匪徒”所取的态度。
无论用当时或用现在的观点，不准农民大规模进城，遏制突发性事态发生，无疑是为求地方稳定和安宁的合理措施。套用现代语言，为了防止事态恶化，遏止突发性事件发生，海丰当局能够采取的防范措施，就是制止农民进城。
农历七月四日（新历8月15日）上午，把守各路口制止农民进城的“警察被农民驱逐，所贴的报告也被农民扯了”。蜂涌进城的农民终于在彭湃的家门口龙舌埔集会。海丰当局无法制止农民进城。“七五农潮”终于发生。
“王作新大惊，乃集中警察30余名，游击30余名于县署，分守四个城门，并于县暑门首首筑战壕，准备作战。到10点钟时，农民到会者已达四五千人，地主绅士都惊避，街巷的店户也关了，王作新惊恐无措，一面电告汕尾钟景棠派兵来县镇压土匪。钟起初以兵少不敢答应，后王作新力求之，并谓天下大事于我，事不关你，总是要派队来。王又使用全县绅士名义，飞呈汕尾钟景棠报告‘海丰发生土匪’，钟乃尽其所有兵力百余人派来县城”。途中闻报农民攻入县城，该军队乃不敢前进，后闻无其事乃到县城。
中午12时，聚集在龙舌埔的农民“宣布开会，到会者2万余人，首由彭湃报告后，再由劳工、林苏两同志及黄正当、杨其珊、彭汉垣相继演说，皆痛快淋漓，及说至农民痛苦，演说者与听众皆相感泣，最后三呼农民万岁，声如雷震，乃宣布散会。这个时候，县署以为农民来了，游击队警察乃相继逃跑一空，继而见无事，乃再集合。王作新这时也逃走了，地主也吃一大惊，市场也着惊。
是晚，县议会正议长黄琴轩“来侦探农会有多少人，及有无准备”。见农会开会后人已散了，回报王作新。“王乃即连夜召集绅士会议，应如何对付农会。绅士到会者四五十人。有一个叫做陈清照，这个地主兼劣绅，主张最为强烈，欲乘虚进攻我们，作一劳永逸之举，根本扑灭农会，以免将来更加滋蔓难图”，“乃决定了极秘密”的扑灭农会的计划。彭湃称：“我们相信既无请愿与他（县府）为难，彼不敢来惹祸”，“实在是没有准备作战，也料不到有如何危险，不过我们早把重要文件移开了”。
农历七月五日（新历8月16日）拂晓，王作新之弟王益三为县署游击队长，率领游击队并钟景棠部，及警察保卫团300余人【彭湃于1923年9月曾说是军警百余名——见《丰碑》第50页】，距桥东埔农会所在地（即天后官）不过300米左右，乃分两路，一包农会之后方，一包农会之前门，“枪声甚密，子弹已由前门飞入办公厅，此时农会内已知敌人进击，不能抵御，纷纷从瓦面逃走。有陈梦同志，打开大门用尖串向进入之敌兵一击，正中其身，敌由大门冲入，未及逃脱之职员及会员杨其珊、洪廷惠、黄凤麟、郑渭净、陈梦等共25人被捕”。除“杨其珊同志素长拳术，人人都晓，敌兵打了七拳踢了八脚，都不到身，故不敢摩他一下”外，其它被捕人员均被敌兵用枪头乱打一场。一切器物，抢掠一空，并复将会所封闭。“当农会同志25人被捕过街时，地主劣绅及其走狗打掌称贺”【《丰碑》第154—155页】。
王作新随着封闭农会会所，贴出报告，宣布取缔农会，通缉彭湃等。
被前后包围的农会会员能在“枪声甚密”的环境下，“纷纷从瓦面逃走”，竟然没有人员伤亡的记录，说明军警即使有开枪也是在朝天鸣枪。
军警“抢掠”了些什么？有两种说法：据王作新事后给陈炯明的电报称：“搜获铁串尖刀数十枚，旗帜印章委任状手令等甚多”【《丰碑》第165页】彭湃称：“会中所有文卷、器具以及会金900余元，用马两匹，皆被没收”【《丰碑》第50页】。抢掠中除 “印章委任状手令” 等“所有文卷” 与“早把重要文件移开了”自相矛盾之外，“器物”、“器具”与“铁串尖刀”倒是一致。
三、“七五农潮”与陈炯明无关
1923年7月20日即农历六历月初七，农会决定减粗起，到8月23日即农历七月十二日，彭湃抵达老隆止，陈炯明已不在海丰。
彭湃在《海丰农民运动》第八节：“七五农潮始未” 中，清楚而又明确的澄清了三个重要问题：
第1、北笏乡的佃户与承包商的纠份，涉及的是佃户、承包商、及教育局（教育经费）三方的利益。是一个较为特殊的个案，所反映的不是佃农与田主的利益冲突。“七五农潮”是国共合时期，海丰地方当局为维护地方稳定、安宁的政府行为与农会组织偏激行为的冲突。
第2、“七五农潮”发生的原因，与陈炯明没有任何关系，也与陈炯明的任何亲属无关。
第3、时在担负保卫粤军汕尾造弹厂重责的钟景棠，没有直接带兵到海丰，而是将手上仅有的百余兵借给县长王作新去“肃清土匪” ，更不是陈炯明“派兵将农会解散，捉拿农会职员”【《丰碑》第90-91页】。
“七五农潮”发生当天拂晓，彭湃、林苏、彭汉垣（时为县议会副议长）、蓝镜渭、莫水夹、林沛妈、安洪垂、李劳工等数十人逃至大嶂山边的小庵寺。何去何从，面临抉择。彭湃“主张招集大队农民起来反攻，痛快淋漓的混杀一场再作道理”。彭汉垣则以为不然，认为“杀之是很痛快的，但杀后他们必杀农民，那么农会是不再做就可以，如仍要继续努力下去则不应如此”。他主张到老隆找陈炯明，以求得到陈的支持。理由是：
1、陈炯明“对于这次解散农会拘押农民或者他是不主张的”。
2、曾表示“佩服海丰农会，且很佩服阿湃”，“暗叫林晋亭（又称林树声，陈炯明至交，彭湃亲密战友林铁史之父）写信邀请彭湃到香港，后湃到香港来，他竟在政治失意的时期捐出百元的港纸”（时折值200大洋）。
3、曾对彭汉垣说过“我回去海丰一定要减租，你们可努力进行”。证明陈炯明“已对农会降服了”。彭汉垣还主张，应着重向陈炯明提出四个要求：
1、即时释放被捕农民。
2、减租照会农会决定收纳。
3、恢复农会。
4、惩办粮业维持会王作新等。如他能够办到1、2两条算胜利，3条我们可以在秘密中去做，不必挂起招牌，4条明知做不到的，也不妨提出，倘1、2条都做不到，那就可暴动了”。众皆赞成，乃决定彭湃、林苏、蓝陈润三人即日起行赴老隆，并由“乃日同志拔出手枪送他们过海丰境”【《丰碑》第157页—158页】。
由此可证，“七五农潮” 发生的原因和经过，陈炯明不知情。“七五农潮” 的结果，陈炯明知情，但反对海丰当局的处置。可以从彭湃的陈述得到证明。
老隆距海丰500余里，一路皆高山，步行要六七天才能跑得到。旧历七月五日下午（新历8月16日），也就是“七五农潮”发生的当天下午，彭湃等3人换上“污烂不堪”的衣服，“如乞丐状”，带上10块钱出发，直奔老隆找陈炯明。当晚到了惠阳高潭墟的东埔寨乡。再坐轿到紫金。然后又穿山越岭步行，农历七月十二日（新历8月23日）抵达老隆。“即以海丰农民代表之资格去见陈炯明”。双方有过一场争论，摘录几段如下【《丰碑》第163—166页】：
陈炯明认为：彭湃在海丰“弄出了乱子”，灾年的损失，“应当照旧例主佃来分割，不能任你们提三成就三成，难道你们是皇帝”？
彭湃辩称：乱子是王作新、钟景棠弄的。田主与佃户的关系，“是业主出田，佃户出本钱”，就象合股做生意一样是合作关系，地主与农民都是合作的股东。“地主一次过买一丘田”为股本，“农民就年年春春要用种子肥料，农具工食的费用” 也为股本。遇着风灾水祸的时候，地主的田（股本）是不会消灭的，农民投在地面上的股本就没有了。“这个时候农民应向地主算帐，叫地主补回他的损失，不应该由地主倒来迫农民赔偿他的利息”。田主要佃农纳租，这岂不是不公平到了极点！“农会主张三成缴纳，还是昧着良心与地主妥协的，所以农民大会把他加上 ‘至多’二个字，说‘至多三成交纳’这是革去几千年来地主苛刻农民的恶例，和先生赶走满清皇帝同一个道理”。
陈炯明问彭湃，“他们说你们在海丰造反，搜出很多尖刀铁串和旗帜等，有其事吗”？
彭湃答曰：“近今科学如此进步的时代，尖刀铁串等可以造反吗？农会有刀也有铁串，可不是来造反，是来自卫的。刀固是可以杀人，同时也可以保护人，农会有刀，非但没有杀人，更没有造反”！
陈炯明让彭湃看海丰发来的二份电报：
1、钟景棠电称：“彭湃在海丰召集农民土匪和买军器，希图谋乱，殊非总座发祥地之福也，应如何办法，速电只遵景棠叩”。
2、王作新电称：“彭湃林苏余创之等，招集农民勾通土匪，私藏军器，约于5日（即新历8月16）早暴动，扑攻县城，作新负有地方之责，乃于5日拂晓合同钟师长部队进攻匪巢，初匪犹开枪顽抗，幸士兵奋勇冲锋，将匪击败，匪首彭湃已逸，当场捕获匪徒杨其珊黄凤麟洪庭惠等25人，并搜获铁串尖刀数十枚，旗帜印章委任状手令等甚多，除将逃匪彭湃、林苏、余创之等通缉外，特此奉闻，余容续报，王作新叩”。
从电报的内容看，钟景棠、王作新是在“七五农潮”发生当天或稍后才致电陈炯明。至今没有发现陈炯明有复电。这为陈炯明事前毫不知情提供了可信的依据。但陈炯明不相信彭湃是“勾结土匪”造反的“匪首”，更不相信被捕的农会职员是匪徒，反对海丰当局的处置是不争的事实。陈炯明指责彭湃是“皇帝”，无疑是对彭湃偏激行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彭湃提出了4个要求：
1、释放被捕之农民。
2、电业主须照农会减租办理。
3、恢复农会。
4、赔偿损失。
陈炯明根据彭湃所述情况，当即起草给王作新的电报，并让彭湃过目。彭湃非常满意，仅在电报内容上增加了“海丰农会”四个字，于当日发出。1923年8月24日，香港《华字日报》刊载了这份电报，全文如下：
“铣电悉，此次风灾，农民失收，要求减租势所使然，虽旧例业佃可分割，但事实上多难做到之处。体念农民，业佃双方应酬得其中。该农会不分丰歉定减成一律还租，殊属齿（卤）莾，转滋争端。现应由该县组设农租公判会议，业佃各出代表三人，由该县请公正乡绅一人为会长，布告业佃周知，遇有收租争执事宜，应报告该会公判，业主不得苛勒，佃户不得借灾图免，均照实地情形，期于两得其平。查有吕铁槎先生老诚公正，堪以称职。所有会中应需费用由县作正开销，限月办完即行撤止。至黄木（黄凤麟）杨其珊等，查期聚众扰乱治安，现经拘押有日，应予省释，以免滋事。乞谕知海丰农会、业户维持会遵照办理可也。炯明。敬。印”【《陈炯明集》増订本下卷第1020页】。
彭湃的目的达到，决定次日与陈润先回海丰。林苏因大便放血甚多，陈炯明将其留在老隆治病。
王作新接到陈炯明的电报，即释放了被捕的农民25人（22位是农会职员，3位是殴打承批商的北笏乡农民），其中黄凤麟、杨其珊、洪廷惠三人，因坚持“要求王作新恢复农会后始愿出狱，否则惟有农会头（指彭湃）命令叫我们出始愿出”的态度不愿出狱，被判处了半年监禁。
陈炯明支持减租的鲜明态度以及解决减租的切实方法，为主佃双方所拥护，海丰在解散农会后的一个月内实现了田主与佃民协商或主动减租，不仅没有发生偏激的纠纷，而且还出现了田主“发还往日批田的押金，及减轻明年的租额”的感人场面。
七五农潮”的前因后果，摘录于《不朽的丰碑》彭湃烈士生前的原话。白纸黒字，相信编者不可能编错，笔者也不敢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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