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你会看到什么？
经济上积贫积弱工业化水平极低，政治上军阀混战处处弥漫着白色恐怖，西方列强虎视眈眈，通过诸多不平等条约瓜分中国领土，人们生活在无知愚昧的麻木状态中，而若干觉醒的学生又很快被吞噬扼杀。
一百年前的美国纽约和中国北京
《觉醒年代》的热播让我们看到了那代知识分子的担当，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创办的杂志《青年杂志》在发刊词中声明，“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四年后，在《新青年》6卷1号里，陈独秀有力地回击了当时旧势力的阻隔，高呼要拥护“德莫克拉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三个月后，“五四运动”爆发。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民主”和“科学”日益深入人心。
这样一个时代也是思想碰撞与启蒙的时代，知识分子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中国的前途与未来展开了激烈的论辩。
论辩的核心就落在“民主”上，科学的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开启民智，最终还是为了实现“民主”，而这里的“民主”（德先生），何为“民主”、何为“民”、如何得以“主”，却并没有简单的答案。
对“民主”的讨论和辨析，背后是知识分子争夺话语权的历程。在中国本土的语境里，他们把Democracy翻译为平民主义，甚至可以这么说，“平民”这个词汇承载了“五四”知识分子几乎所有希望。
通过把Democracy从它原有的语境剥离出来，赋予“中国欲求”的新含义，这样Democracy就从政治概念转变为社会概念，知识分子方便表达各种社会欲求。
“平民”的价值不是由Democracy决定的，相反正是因为“平民”，所以Democracy才有意义。知识分子看到了劳动者、底层人民的重要性。这些取向与英文本意不同，也与清末民初“民主”的含义不同。
马克思曾说，“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从清末西方传教士引入“民主”概念，到李大钊、陈独秀等政治知识精英高呼关注“庶民”、“劳动阶级”，人民的话语权在语言的演变中逐渐被关注。
01
“民主”的引入以及激活
我们已习惯了“现代民主生活”，习惯了对我们这种生活的表达方式，而对这个表征着“庶民的胜利”的“民主”词语却似乎忘记了它还有出生史的事实。
自19世纪真正遭遇西方以来，中国的历史就再也无法自足地展开。“戊戌变法”“立宪改革”“共和革命”“新文化运动”等事件的发生，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民主”相关，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那些人干脆用“德先生”（民主）来表达他们活动的意义和诉求的目标。
早在80多年前李大钊就对祈福于中国的“Democracy”（民主）作了整体性的描述：“现代生活的种种方面，都带有Democracy的颜色，都沿着Democracy的轨辙……简单之一句话，Democracy就是现代惟一的权威，现在的时代就是Democracy的时代。”
民主无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还是作为现代中国的政治象征，都与中国的现代性话语密切相关。而后者本身所不断显现出的某些特征，又与早期中国人对英语的“Republic”“Democracy”的翻译有关，与中国经典所构成的传统民主话语有关。
我们可以思考，“民主”这个中国传统词语为何以及如何被等同于西方的“Republic”“Democracy”？在翻译过程中发生了哪些意义的丢失和意义的创造？背后有哪些隐秘社会文化目的与背景？
《觉醒年代》截图
就中西的复杂关系而言，与其说现代汉语的“民主”概念是西方的“Republic”“Democracy”在中国“旅行”的结果，倒不如说是两者艳遇后的必然结局。
无论是Republic还是Democracy，与中文的“民主”之间透明地互译是不可能的，中西文化以这些词汇所构成的语言为媒介进行透明的交流也是不可能的。
词语的对应是历史地、人为地建构起来的，我们也需要加以历史性的理解和研究。
“民主”一词在古汉语中就有，《尚书·多方》中就有这样的话：“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代夏作民主”，这里的“民”与“主”是修饰关系，即民的主宰者的意思，多指帝王或官吏。
中国古典民主从字面上看，指的是民的统治者，但它也隐含着一种价值评判。就《尚书》来看，“桀”显然不能为民主，也就是说，古典的民主一词包含着对统治者的一种基于道德的合法性要求。
在现代中国，伴随西方民主的翻译过程而得到复活的民主概念，与西方的Democracy有着不可分的联系，同时也与中国传统的民主语词有着某种语义上的粘连。
古汉语的“民主”与西方的Democracy的对等关系的设定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但“民主”始终与Republic和President两个概念之间有着某种粘连。这三个西方概念都无法割断与中国传统“民主”语义的那种相斥相纳的复杂关系。
然而，传统的民主词汇毕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被重新激活，其语义和意义自然会发生变化。
它意味着中国传统的民主话语与西方的现代民主话语接轨，意味着中国从此被纳入了由西方宰制的民主文明进程。
“民主”语词不仅能唤起对中国古代“纯风美俗”的美好回忆，而且也预示了现代西方所能带来的令人心醉的远景。
02
“南陈北李”都参与了“民主”的再造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将传教士的“民主”重新“翻译”成自己的激情创作，成为中国现代民主话语的重要设计师。
他们不愿意把“Democracy”仅仅理解为国家政制中的一种“民主”，而期望在Democracy身上要求更多的东西。他们把Democracy叫作“德谟克拉西”，为了显得亲切也叫它“德先生”。
据考计，民主一词出现在《新青年》中有305次，加上“德谟克拉西”和“德先生”出现的次数共有513次。事实上，当时有上百种刊物、不同立场的知识分子都关涉民主这个话域。
“民主”一词在“五四”时代被重新激活，取代“民权”一词而成为中国精英阶层的流行词汇，可能是由张勋复辟这个事件所导引。它清楚地宣告了中国仿行西方政治体制的最终失败，也激化了不同知识分子对“民主”的争辩。
“五四”新文化的反君主主义的特质之一，就是既反对立宪体制下的虚君制，也反对与君主制相关涉的儒家文化。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他们不是以公民理论反对身份制度，而是以儒家所提供的“人民”的道德价值武器去批判儒家。
儒家对民的德性的赞扬，成了“五四”新文化论证人民合法性的根据：人民既是水，也是船，也应成为驾驭船的船长。儒家的错误不是对人民的价值估计过高，而是不够。
由中国古典文化提供的“人民价值”，成为“五四”新文化平民主义创作的活力之源。这预示着，民主一词需要添加新的语义，Democracy需要重新翻译。
1919年前后，中国的知识界大都用“平民主义”或者与之相近的词汇翻译Democracy。这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传教士的知识传统，而与中国古典的“民主”语词更为接近。
当时的李大钊敏锐地注意到了Democracy可能对中国具有的新价值：“我们要求Democracy，不是单求一没有君主的国体就算了事，必要把那受屈枉的个性，都解放了，把那逞强的势力，都摧除了，把那不正当的制度，都改正了，一步一步的向前奋斗，直到世界大同，才算贯彻了Democracy的真义。”
1919年以后，李大钊把Democracy概念进一步推进，凸显出来“平等”的价值：“因为Democracy的意义，就是人类生活上一切福利的机会均等。……在政治上要求普通选举，在经济上要求分配平均，在教育上、文学上也要求一个人人均等的机会。”
1921年，李大钊明确地将Democracy翻译为“平民主义”，他还把苏俄的“工人政治”看作一种新的德谟克拉西。
显然，李大钊是受到“平等”的召唤，把他体认的苏俄式政制与中国古典“民主”所隐含的“人民价值”加以整合，来填充Democracy这个概念。他把这种填充的成果命名为“平民主义”。
“平民主义”的诞生是中国政治话语实践的一个重要事件，它是中国平民知识分子对Democracy的一次“再翻译”，使得中国平民知识分子能够便捷地表达对社会各方面的欲求，而“德谟克拉西”这样的直译也就逐渐从中国的政治话语中退却了。
几乎在同一个时期，陈独秀把Democracy译为“民主主义”，并依据林肯的“by people”（由民)而不是“for people”（为民)，来解释民主主义，强调Democracy一词中的人民主体性。他明确反对“民本主义”这样的译法，认为它容易与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相混淆。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成为后来的一段佳话
他通过诊脉已确知中国的问题所在，并确信自己找到了疗治病痛的剂药。他富有创造性地认为，民治主义是工具，而“社会生活向上”才是目的，并一再告诫，生怕他的读者忘了这一点。
总体而言，陈独秀的“民治主义”与李大钊的“平民主义”除了译名的不同之外，其含义是同大异小的。
03
平民是知识分子笔下的主角
“平民”不是由身份决定的，而是就社会地位的一种判断。在不同的语境下，它所指涉的对象并不完全一致。
譬如，政治上主要指向的是那些无权势的人；经济上言指的是那些穷人；若在社会意义上使用，指的就是那些地位相对低下的民众。
青年毛泽东对Democracy所作的那个“平民主义”表达最为激昂和典型：
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兑莫克拉西。一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宗教上的强权，文学上的强权，政治上的强权，社会上的强权，教育上的强权，经济上的强权，思想上的强权，国际上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们打倒。
事实上，对于“五四”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平民”与“庶民”语词主要被运用于“下层民众”这层意义上，指涉的主要是劳工与农民。
知识分子从劳工与农民身上看到了美德的化身，这使得智识阶级产生了觉悟。
其中，“人力车夫”是无数知识分子笔下的“劳工”形象代表，从老舍的《骆驼祥子》对人力车夫的塑造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要把劳工概念对象化为一个“人力车夫”形象的线索。
“人力车”又称“洋车”。这两个词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中性的，而“洋”字却带有情感评价，它体现了一个中国言说者对于此类舶来品所表明的从敌意到钦慕的主体姿态。
洋车是舶来品，与现代的都市文化、半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一同被带入中国。当祥子梦想通过占有一辆洋车来掌握自身的命运时，作为奴役和剥削的舶来之象征的洋车，便与祥子赋予它的地方的、农民的象征主义相冲突。
小说戏剧性的展开，以祥子把奴役的象征完全误认为自由的许诺为转移。资本主义，同一切有效的意识形态一样，恰恰依赖于这一类误认，即让个体错误地以为能够成为一个自由的主体，能够选择自己的从属（bondage)形式。
《骆驼祥子》既解释了人力车所造就的苦难，也揭橥了造就这种苦难的原因。而有些中国知识分子最终发现“无产阶级”的Democracy或“人民民主专政”，并从负面的意义上体认“资产阶级”Democracy并进行批判，可能都是对这种原因进一步追寻的结果。
当然，从平民主义的Democracy过渡到“人民民主专政”，在思想逻辑上还有许多环节。譬如，还依赖于中国的智识阶级对从人力车夫到一般农民的美德的进一步发现，问题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怎样证明只有种地与做工才是最有意义、最符合美德的行为？
这里起关键作用的，应该是劳动概念。平民主义语境下的“劳动”一词往往特指“做工”与“耕种”，所以用“劳作”一词更为恰切。“劳作”会让人产生诗性的联想：诸如“大地”“麦田”“收获”等。
另一方面，富有诗意的生活方式的背后，却是劳作与所得并不成比例。对于那些对“饥饿”有着刻骨铭心体验的农家出身的知识分子来讲，世事的怪诞不平，很容易使他们把问题的解决方案判定在“平等”的身上。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平民主义最推尚平等价值。
只要把“平等”作为译释Democracy的关键词，就会促使这类知识分子最终把目光投向社会制度，衍生出“阶级”的概念。早在1920年，陈独秀凭借阶级概念就能发现资产阶级掺了假的“德谟克拉西”，并对那些“瞎了眼”的中国德谟克拉西主义者进行了严厉批评：
“他们只有眼睛看见劳动阶级底特权不合乎德谟克拉西，他们却没眼睛看见戴著德谟克拉西假面的资产阶级底特权是怎样……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
传教士的西方背景最终证明了他们在中国的Democracy事业的失败。而从“庶民”“平民”“劳工”“农民”到“劳动阶级”“无产阶级”，从“平民主义”到“无产阶级狄克推多”，中国自己的民主话语最终定格在中国式的完成时态。
在本文行将结束之际，让我们重温一下李大钊在1918年向中国知识分子发出的吁请：“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世界上当一个工人。诸位呀！快去做工啊！”
这个讲演的题目叫《庶民的胜利》。也就是说，他或许真的相信，协约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就是民主主义的胜利，庶民的胜利。而且他也相信庶民照样也会在中国取得胜利。
打这以后，“庶民”“平民”这些概念就极具象征意义地成了重构中国“民主—德谟克拉西”（Democracy）这一语境的有用工具。
《庶民的胜利》标题本身就是一个标志，象征着一个“庶民时代”的开始，一个“庶民”重新被发现的历史的到来。而“庶民的胜利”也就成了中国的民主概念自身的标识。
-End-
编辑：孙嘉婧、黄泓
观点资料参考：《洋为中用：中国法政知识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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