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为何会被顺治挫骨扬灰，看看他给清廷留下了多大的经济包袱
明朝末年，由于吏治严重腐败，从皇帝到基层官吏一心搜刮享乐，加上自然灾害频仍，各种弊政丛生，国家财政长期处于严重入不敷出的窘境，各地人民的负担也沉重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曾有人描述称有些城市当明之盛时，繁华拟于广陵，姑苏，到了这个时候，已经门内蓬蒿丈余，狼狐之类白昼纵横，……土人拾瓜蒌以充饥，鸽面而鸠形，不忍正视。
明朝征收“三饷”，民怨沸腾
即便面临这样的惨境，由于要抵抗后金八旗大军侵略，又要镇压李自成、张献忠等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军，从万历年间开始，明王朝不得不开始增征“三饷”。万历末年，明政府借口辽东用兵，兵饷不足，于田赋中每亩加征9厘银。到崇祯三年，辽东军事更为吃紧，每亩再加派1分2厘银，全国共加征660万两银，即所谓“辽饷”。
崇祯十年，为镇压农民起义又增加了“剿饷”，每年增收田赋银280万两。崇祯十二年，又因军费依旧不足，每亩加“练饷”银1分，约银730万两。这样，三饷加派每年达到了1670万两左右，超过正常年收入的1倍以上。实际上，由于各级官吏在征收过程中的盘剥，三饷数额并不止于此数。“三饷”之外，赋税加派还有多种。赋税加派之外，还有临时的私派、暗派等，致使民不堪命，怨声四起。
李自成追赃助饷，败退西北
公元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军政权后，靠着“三年免征赋税”，获得了全国百姓支持，两个月内即率领大顺军成功攻入北京，崇祯皇帝在景山上吊自杀，延续270余年的大明王朝从此灭亡。但入主北京的大顺政权依然面临财政上的困境，又不能自食其言，破坏“三年免征”的承诺，只好向城内的众多贪官和豪绅开刀，一番“追赃助饷”之后，原本投降大顺政权的明朝文武大臣纷纷倒戈，投靠了刚刚入关的满清政权。
在摄政王多尔衮的力挺下，满清政权将都城从盛京（今辽宁省沈阳市）迁往北京，使其成为全国性政权。为了尽快获得全国百姓的支持，减轻入主中原的阻力，多尔衮在入主北京后不久就下令免除了“三饷”等一系列苛捐杂税。“取消明末加派，如有官吏通同朦胧混征暗派者，察实纠参，必杀无赦。倘纵容不举，即与同坐。各巡按御史作速叱驭登途，亲自问民疾苦。凡境内贪官污吏加耗受赇等事，朝闻夕奏，不得少稽。”
多尔衮减免杂税，严惩贪腐
多尔衮宣布免除各项杂税加派，并不意味着满清政权不需要钱。相反，由于追剿李自成大顺军和张献忠大西军的战斗还在延续，各地叛乱也不断发生，清政府的财政状况也十分困难，形成“边疆未靖，师旅尚兴，需用粮饷为数甚多，一家所入，不足当一家所出的局面。”但是，当时的情况又实在不允许任何政权增加人民负担，清王朝任命的山东巡抚方大猷甚至上奏称：“有的农民回来复业，一听‘开征’二字，立即掉头就走，投奔农民军去。这‘开征’二字，求之104州县，不过十几处能成。贼不能不剿，兵不能不招，饷不能不备，但饷怎么备呢?我束手无策……”
然而不管财政状况如何窘迫，地方官员如何无奈，英明睿智的多尔衮始终没有进行全国性的赋税加派，而是不断地在入不敷出的泥沼里挣扎，最后把这一沉重的包袱甩给了他死后立即亲政的顺治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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