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旭 孙亮 鲁玲 牛振华 罗耀淦 汪荻 吴延普
科学合理的营养不仅是人生长发育和维持正常生理功能的基础，也是公认的减少心血管代谢性疾病负担和相关风险因素最为有效和经济的途径之一。通过在中国人群中开展一系列融合多组学技术、贯通宏观到微观的系统研究，将为构建符合中国人群特征的精准营养策略，进一步全面提升国民健康夯实基础。
作为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在过去几十年中我国居民经历了西方国家人群需要一二百年才完成的膳食结构和生活方式的转型，伴随而来的是心脑血管疾病、2型糖尿病和某些癌症等慢性疾病的快速攀升，严重威胁国民的健康。4次全国性营养调查显示：不健康的膳食因素是造成我国心血管代谢性疾病负担最重要的因素。如何借助“精准营养”理念和研究策略，优化国民营养，促进健康仍是巨大的挑战，同时也是国内外营养及相关研究领域的前沿热点。
近20年来，我们通过多组学队列和10余项营养干预研究，在探究中国人群营养需求和与心血管代谢性疾病相关的遗传和环境因素方面获得了一系列成果。
营养基因组学研究
食物中含有成千上万种营养素和生物活性成分，单种营养素对机体表型的影响有限。不同个体在遗传易感性、代谢表型和营养适应性方面的差异，都会影响个体化的营养需求和干预效能，《自然》(Nature)周刊曾以“餐桌上的大科学”来描述营养的复杂性。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多组学技术的发展和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使得营养基因组学能从基因组、表观基因组、转录组、蛋白组、代谢组以及宏基因组学等维度，探索膳食营养如何通过影响基因表达，进而对个体营养需求和人体当前及未来健康状况产生影响，并揭示相关代谢调控网络及机制。
近年来，国际上已有多个科研组织和机构相继开展营养基因组学研究。例如，由荷兰人类营养基因组学中心联合欧洲多国的营养研究中心，成立了欧洲营养基因组学组织(NuGO)，专注于分子营养学、个性化营养学、营养基因组学和营养系统生物学等领域。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也启动了“营养促进精准健康”(Nutrition for Precision Health)计划，开发能预测个人对食物和饮食模式反应的算法，其中也包括基因对个体营养代谢的影响。目前我国营养基因组学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过去十多年来，我们基于包括基因组在内的多组学人群队列，系统研究了营养代谢相关基因在欧美人群和中国人群遗传结构上的差异，同时探索了遗传风险因素与膳食的交互作用对代谢性疾病风险的影响，为制定适合中国人群和特定人群的精准营养干预策略，提供了重要的循证依据。
膳食与遗传交互作用对血液胆固醇水平的影响
在全球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血液胆固醇水平异常是心血管疾病、阿尔茨海默症和癌症等疾病的关键危险因素之一，主要表现为总胆固醇(TC)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水平较高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水平较低。大量研究表明，饮食和生活方式，遗传变异和药物可能会单独或共同影响血液胆固醇的水平。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已发现400多个与血液胆固醇水平相关的遗传位点，其中部分参与胆固醇的生物合成、吸收和外排。这些遗传位点有可能通过影响胆固醇调控进而影响血液胆固醇水平对膳食胆固醇摄入的应答效应。比如NPC1L1基因上的单核苷酸多态性位点(SNP)可通过影响胆固醇吸收，进而影响胆固醇摄入与血液胆固醇水平的关系[1]。
一项包含200多个国家1亿多成年人的研究报告指出，2017年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non-HDL-C)水平升高导致全球390万人死亡，其中一半发生在亚洲国家。人体内的胆固醇约有30%从食物获取，约70%由肝脏合成。由于许多研究发现膳食胆固醇与血液胆固醇的相关性较弱，美国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先后取消了每日胆固醇摄入不超过300毫克的限制。这是否意味着可以任意摄取肉类等富含胆固醇的动物性食物呢?然而，不同个体血液胆固醇水平对膳食胆固醇摄入的应答存在着差异。在对西方人群的研究中发现，包括血浆载脂蛋白E等基因在内的数个SNP位点，能独立影响血液胆固醇对膳食胆固醇摄入的应答。由于单个SNP位点的作用较弱，且体内胆固醇水平的调控又涉及多个基因，所以，目前国内外缺乏对多个基因位点协同作用的系统研究。
我们通过运用“中国老龄人口营养健康状况研究”2330名调查对象的数据，建立以多个SNP位点为基础的胆固醇遗传风险分数(genetic risk score, GRS)，研究中国人群的血液胆固醇水平对膳食胆固醇摄入的应答，是否受到多个基因累积效应的影响，同时探讨了高膳食胆固醇摄入能否强化易感基因对血液胆固醇的不良作用。通过分别构建TC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的GRSTC(57个SNP)和GRSLDL-C(45个SNP)，发现膳食胆固醇摄入与血液TC、LDL-C和non-HDL-C的水平显著正相关，GRSTC和GRSLDL-C的增加会显著升高血液TC和LDL-C的水平;在同等膳食胆固醇摄入下，高GRSTC和GRSLDL-C个体的血液TC、LDL-C和non-HDL-C水平显著高于低GRSTC和GRSLDL-C个体;在膳食胆固醇摄入较高的人群中，GRSTC和GRSLDL-C与血液TC和LDL-C的正相关关系尤为显著。
该研究首次揭示了由多个胆固醇易感基因位点组成的胆固醇GRS与膳食胆固醇的交互作用，及其对血液胆固醇水平的影响。提示胆固醇GRS较高即遗传易感性较高的个体对膳食胆固醇摄入较为敏感，更易引发血液TC和LDL-C水平升高，而膳食胆固醇摄入过多也会放大易感基因对血液TC和LDL-C的不良影响。这为个体化的膳食胆固醇推荐和需求提供了重要的循证依据。
红细胞膜脂肪酸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
2015版《美国膳食指南》取消了脂肪占总膳食摄入能量30%比例的说法，由于这与以往一直提倡的“低脂膳食”观点大相径庭，而引起广泛关注。该指南强调了优化膳食脂肪种类，推荐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植物油如大豆、玉米、橄榄油和菜油等，作为膳食脂肪主要来源。然而，由于中西方人群在饮食习惯和遗传背景方面的差异，美国健康膳食建议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我国居民的健康，仍有待研究。通过整合分析，我们建立了全基因组关联研究和脂肪酸谱两种组学及其他表型数据库，开展了(红细胞膜)脂肪酸全基因组关联研究，做了跨种族的荟萃分析。
在多不饱和脂肪酸研究方面，发现编码∆-5去饱和酶的FADS1基因位点在中国汉族人群中与多个多不饱和脂肪酸水平显著相关，且当红细胞膜上的必需脂肪酸亚油酸(18:2n-6)和十八碳三烯酸(18:3n-3)含量较低即摄入量较低时，FADS1-rs174550位点的多态性和低高密度脂蛋白水平呈强相关关系，提示这些脂肪酸的水平会影响基因变异与血脂的关系。在中国人群中首次发现两个新的与二十二碳四烯酸(22:4n-6)水平显著相关的遗传位点MYB-rs9399137和AGPAT4-rs729986，并观察到这两个位点在中西方人群间存在显著的异质性。还在中欧人群跨种族荟萃分析中发现两个新位点：DGAT2-rs10899123位点与γ-亚麻酸(18:3n-6)水平显著相关，PPT2-rs3134603位点与二十二碳五烯酸(22:5n-3)水平显著相关。还验证了之前在欧洲人群中报道的FADS1/2、ELOVL2、NTAN1、NRBF2和GCKR位点，并发现FADS1/2位点对相关多不饱和脂肪酸的作用效应大小在中欧人群间存在显著不同，而中国人群中ELOVL2上新发现的位点rs2281591与在欧洲人群中已报道的位点rs3734398对于22:5n-3水平的关联是相互独立的，提示中欧人群在脂肪酸相关遗传背景上存在显著差异。
在单不饱和脂肪酸方面，首次发现FADS1/2和PKD2L1基因与异油酸、FADS1/2和GCKR基因与二十碳-11-烯酸(20:1n-9)的水平关联关系，并验证了在西方人群中发现的FADS1/2、PKD2L1、GCKR、HIF1AN和LPCAT3基因与棕榈油酸和(或)油酸的关联关系。通过跨种族精细定位大幅缩小了GCKR基因上功能性位点的范围，提示错义突变位点rs1260326可能是真正的作用位点。通过顺式表达数量性状位点分析，发现PKD2L1-rs603424位点可能通过影响硬脂酰辅酶A去饱和酶基因的表达，调控单不饱和脂肪酸水平。经过通路分析，发现上述显著位点分别位于不饱和脂肪酸代谢和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信号通路上。
这些研究不仅为研究血液脂肪酸水平相关基因的结构、功能和潜在机理提供了重要线索，也为制定适合中国人群的营养推荐和开展“精准营养”提供了循证依据。
心血管代谢性疾病的新兴生物标记物——脂质
脂质是脂肪和类脂的总称，包括数千种脂质分子，可归为几大类，如鞘脂、甘油磷脂、甘油酯、固醇脂和游离脂肪酸等[2]。脂质分子结构复杂，在细胞发育、能量储备、信号传导、物质运输等生命活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脂质组学是代谢组学的一大分支，它通过检测各种生物样本(如血液等)，来对生物体组织或细胞中的脂质代谢相关分子及不同代谢分子间的相互作用进行全面系统分析、鉴定，揭示脂质代谢与细胞、器官乃至机体的生理病理过程间的相互关系和代谢网络。它为发现疾病早期生物标记物、干预靶标、疾病精准分型，以及阐释疾病发生发展相关代谢通路和调控因素提供了新契机。
我们基于“中国老龄人口营养健康状况研究”前瞻性队列研究，通过与其他团队合作，运用高通量靶向液相色谱——电喷雾串联质谱法，对2248名志愿者的血浆脂质进行定量检测，建立了包括728种脂质分子的数据库，结合膳食问卷、红细胞膜脂肪酸谱和全基因组关联研究数据，系统探讨了多种脂质分子与2型糖尿病、代谢综合征、高血压等心血管代谢性疾病的风险关联，以及基因、膳食摄入、体力活动水平等对这些关联的调控作用和主要的代谢调控网络和通路。研究填补了脂质组与心血管代谢性疾病方面的多项空白，发现多个心血管代谢性疾病早期诊断、精准分型的生物标记物，以及可精准干预的潜在靶标和调控因素，为相关疾病的精准防诊治提供了新思路。
鞘脂与心血管代谢性疾病
鞘脂是一类含有鞘氨醇骨架的两性脂，广泛分布于细胞膜或血浆脂蛋白上，分为神经酰胺、鞘磷脂和鞘糖脂等。神经酰胺参与胰岛素抵抗、胰岛β细胞功能紊乱、线粒体及内质网功能紊乱、炎症等重要生理过程，而鞘磷脂和鞘糖脂与炎症和胰岛素敏感性相关。
有关鞘脂与2型糖尿病、代谢综合征的前瞻性队列研究仍较为缺乏，已有研究仅包括有限的几种鞘脂。我们发现，14种血浆鞘脂(4种神经酰胺、9种鞘磷脂和1种鞘糖脂)水平的升高，能显著增加6年后2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其中11种鞘脂为首次发现。不同于西方人群以饱和神经酰胺为主，中国人群中与糖尿病相关的神经酰胺主要为单不饱和神经酰胺，并与高碳水化合物膳食摄入有关的从头合成脂肪酸途径相关。通过中介分析发现，在与2型糖尿病风险相关的14种鞘脂中，有13种主要由胰岛β细胞功能受损介导。孟德尔随机化分析发现，特定神经酰胺(d18:1/20:1)与2型糖尿病风险可能存在因果关系。还首次发现8种超长链(碳原子数>20)神经酰胺、鞘磷脂，能显著增加6年后代谢综合征的发病风险;另外13种鞘脂分子包括9种羟基鞘磷脂[SM(OH)]，能显著降低6年后代谢综合征的发病风险。分层分析进一步显示，神经酰胺与代谢综合征的关系仅在炎性因子水平高的人群中显著，提示慢性炎症状态会增强神经酰胺与代谢综合征的风险关系。
通过前瞻性队列和另一项独立干预人群脂质组的相互验证，发现4种鞘磷脂与奶制品摄入有强相关。奶制品摄入及其相关的脂质分子还与血压、空腹血糖的6年变化呈显著负相关，且鞘磷脂还能部分介导奶制品摄入与血压、血糖变化的关系。通过整合全基因组数据和两样本的孟德尔随机化分析，发现SM(OH)C32:2与血压水平可能存在因果关系。奶制品是健康膳食模式的组成部分之一，明确奶制品摄入与心血管健康的关系，有助于预防或延缓心血管疾病发生。然而，传统的膳食问卷由于调查对象的回忆偏差等原因，难以获得准确的奶制品摄入数据，而该研究提示，特定血浆鞘磷脂分子有可能成为客观和敏感的奶制品摄入的生物标志物，而被运用于大规模流行病学研究，为更精确评估奶制品摄入与疾病关系提供新路径。
甘油磷脂与代谢性疾病
作为哺乳动物细胞膜含量最丰富的磷脂成分，甘油磷脂参与多种生理功能，如细胞信号传导、脂蛋白分泌和代谢，以及参与内质网、线粒体的功能等。甘油磷脂代谢紊乱会引发内质网应激、代谢紊乱，如肥胖、胰岛素抵抗和血脂异常等。
迄今有关甘油磷脂与糖尿病、代谢综合征等的前瞻性队列研究非常有限，对亚洲人群的研究尤为缺乏。我们发现有11种甘油磷脂[1种磷脂酰胆碱(PC)、9种磷脂酰乙醇胺(PE)和1种磷脂酰丝氨酸]水平的升高，能显著增加6年后代谢综合征的发病风险，且这些脂质分子的sn-2位置大部分含有长链或超长链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些正相关性在总红细胞膜n-3多不饱和脂肪酸浓度较低的志愿者中更为显著，提示增加n-3多不饱和脂肪酸摄入，可能有助于降低甘油磷脂对心血管健康的不良影响。同时，首次发现8种甘油磷脂[1种溶血磷脂酰胆碱(LPC)、6种磷脂酰胆碱和1种磷脂酰乙醇胺]，尤其是与从头合成脂肪酸途径相关的磷脂酰胆碱水平的升高，会显著增加6年后糖尿病发病风险。
甘油磷脂与2型糖尿病风险的关系 发现4种仅包含饱和、单不饱和脂肪酸酰基链的甘油磷脂[PC(16:0/16:1,16:0/18:1,18:0/16:1)和PE(16:0/16:1)]，与精制谷物（如大米、面条）摄入显著正相关。并且，8种甘油磷脂与糖尿病风险之间的正相关性在体力活动水平较低的个体中更显著，提示增加体力活动有助于降低甘油磷脂对糖尿病风险的不良影响。
甘油酯与2型糖尿病
甘油酯是人体内一种主要脂质和最多的能量储存物质，包括单酰基甘油(MAG)、二酰基甘油(DAG)和三酰基甘油(TAG)。细胞内DAG是一种生物活性脂质，可充当诱导胰岛素抵抗的第二信使，TAG在脂肪酸氧化和脂质合成中起重要调节作用。
有关甘油酯与2型糖尿病的前瞻性研究仍较匮乏。我们共发现9种甘油酯 (2种DAG和7种TAG)水平升高，会显著增加6年后2型糖尿病发病风险，其中TAG的特征为短链(碳链长度46~52)、高饱和(碳-碳双键数0~2)。分析发现，作为肝脏脂肪累积指标的脂肪肝指数(fatty liver index, FLI)升高，也会显著增加6年后2型糖尿病发病风险，且甘油酯与6年后FLI升高风险也呈正相关。通过中介分析，发现甘油酯与2型糖尿病的风险关系主要经FLI介导，提示肝脏脂肪累积在甘油酯代谢失衡增加糖尿病发病风险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脂质组与高血压
高血压和血脂异常往往同时存在，现有证据也支持血脂异常在高血压发病机制中至关重要。现有一些队列研究发现了甘油三酯、总胆固醇或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与高血压发病的相关性。机制研究提示了相关的病理生理机制，如内皮功能障碍、血管紧张素过表达、胰岛素抵抗和脂肪细胞因子失调等。然而，由于脂质代谢的复杂性，常规的临床血脂指标无法解释特定脂质种类或亚类的紊乱与高血压风险之间的联系。通过系统分析血液靶向脂质组中的不同亚类和高血压患病风险的关联关系，我们发现与高血压风险显著相关的多种脂质分子，以及不同脂质亚类与高血压患病风险的不同关联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脂质亚类相比，磷脂酰乙醇胺的关联性信号特征尤为显著。同时发现特定结构的磷脂酰乙醇胺结构(sn-2位置含有长链或超长链多不饱和脂肪酸)与高血压风险显著正相关，提示磷脂酰乙醇胺相关代谢通路可能在高血压发病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单食物组分与代谢健康的改善——花生
低坚果摄入(<114克/周)是我国居民心血管代谢性疾病死亡的重要风险因素之一[3]。《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11岁及以上人群坚果摄入在50~70克/周，但目前我国居民坚果摄入量仍远低于这一推荐量。世界范围内的人群研究中，也发现低坚果和种子摄入量(<21克/天)与较高的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相关[4]。我国是全球花生产量第一的大国，花生在我国有长期食用史，作为零食和食物组成已很好地融入我国的饮食文化中。相对其他坚果，花生具有价格便宜、受众广泛的优势。花生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植物来源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植物甾醇等生物活性物质，这些成分均可能改善心血管代谢疾病风险因素，被认为是具有心血管保护作用的营养成分。另一方面，精白米是东亚国家最重要的主食之一，以精白米为原料制作的零食在我国也较为常见。此前在综合了东西方多个流行病学队列人群的荟萃分析提示，频繁的精制谷物摄入(包括精白米)与更高的2型糖尿病风险相关，且因亚洲人群的精白米摄入量比西方人群高，这一相关性也更强[5]。因此，用花生替代精白米制品或许是一种经济有效的改善代谢的膳食干预措施。
代谢综合征是心血管代谢疾病多种风险因素的集合，也是重要的疾病预防窗口。我们通过开展一项为期12周的平行设计随机对照营养干预研究，纳入224名代谢综合征或代谢综合征高风险的志愿者，将其随机分为花生干预组和对照组，前者每日午餐和晚餐前分别食用1包轻盐烤花生，后者每日午餐和晚餐前分别食用1包等能量的精白米棒。结果发现，花生干预组比对照组显著增加了代谢综合征的逆转率，即在干预后代谢情况得到改善，不再符合代谢综合征诊断标准。有趣的是，由于花生的高能量密度和高脂肪含量，人们往往担心摄入花生可能会增加体重，但在该项研究中，花生干预组志愿者的平均体重和腰围非但没有增加，甚至还比干预前显著降低。这提示在用花生替代精制碳水化合物时，并不会增加体重，首次证实花生作为零食替代等能量精白米，能降低心血管代谢风险。这有望为制定符合中国人群特点的营养推荐和健康膳食模式提供新的循证依据。
本土健康膳食模式蓝本——传统江南膳食
膳食模式是指长时间形成的饮食组成方式，包括食物品种、数量及比例。相比单一食物或营养素，膳食模式的整体作用对于指导日常膳食更具参考价值。以蔬菜水果、全谷物、坚果、海鱼与橄榄油为核心组成的地中海膳食，近年来广受国外科研人员和公众推崇，并连续多年被誉为最佳综合膳食模式，但该膳食模式能否被亚洲人接受并有效改善代谢健康，尚缺乏亚洲人群干预研究的数据。
另一方面，我国江南地区在传统上以植物性膳食模式为主导，富含蔬菜水果和全谷物，并有较多豆制品和淡水鱼，采用油菜籽、葵花籽、花生油等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植物油进行烹饪，这与国外推崇的健康膳食模式存在异曲同工之妙。虽然全国性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肥胖、糖尿病患病率均呈现“北高南低”的特点[6]，但作为广为国人接受的本土化膳食模式，传统江南膳食能否发挥与地中海膳食相媲美的健康效能，是一个值得探索的科学问题。近30年来，我国膳食模式逐渐向精加工、高动物性食物和高脂肪摄入的特点转变，不健康的膳食模式也成为当前慢性代谢性疾病快速攀升的重要原因之一[3]。
为探究在适当能量限制下传统江南膳食与地中海膳食对国人健康的影响，我们与其他团队合作开展了一项基于中国人群膳食模式的干预研究。共招募了253名年龄25~60岁超重或肥胖，且空腹血糖偏高的志愿者。所有志愿者被随机分配到3个等能量限制(相比日常能量摄入减少25%)膳食组：地中海膳食组(84人)，传统江南膳食组(85人)，高精米和红肉摄入的对照膳食组(84人)。在为期6个月的供餐干预期间，志愿者每周在5个工作日接受研究者精心设计制作的早中晚三餐，周末和节假日允许他们与家人一起自由进食。在干预的6个月中，研究者借助连接志愿者手机的体重秤和智能手环，动态监测其体重和运动步数变化。志愿者分别在干预开始前、3个月末和6个月干预结束时，再进行包括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连续血糖监测、腹部脂肪检测在内的体检。通过对6个月的数据进行系统分析发现，尽管志愿者普遍在周末及节假日有一定程度的体重反弹，但并不影响在干预6个月后取得可观的减重效果(3组均减重约7%且无显著组间差异)。基于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的空腹血糖、胰岛素、胰岛素敏感性指标、血脂等指标与干预起始相比，3种膳食组均有显著改善，但无显著组间差异。值得注意的是，与对照膳食组相比，干预6个月后，地中海膳食组和传统江南膳食组均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低血糖的发生风险。这提示尽管摄入更高比例的碳水化合物，注重全谷物摄入的传统江南膳食在减重与血糖稳态控制方面，均表现出与地中海膳食类似的效果。这也与《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中推荐的更关注“全谷物”而非“谷物”的建议不谋而合。同时，研究结果也强调了“食不过量”的重要性，尤其是对于超重肥胖群体或者代谢高危个体来说，进行适当的能量控制就能取得可观的代谢获益。
全新代谢健康评估手段——内稳态评估体系
早在1948年，世界卫生组织就将健康定义为：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或羸弱，而是生理、心理和社会功能等方面的完满健全状态[7]。但该定义难以对健康进行精准的量化，日常生活中往往将未达到临床疾病诊断标准的状态定义为“健康”。有些学者提出，通过机体在应对各种外界压力时(如应激、饥饿、或进食等)重获内稳态平衡的能力来定义和量化健康，这种定义将健康视为一种动态、连续可量化的状态，为健康的量化提供了新思路[8]。
近年来，在欧盟资助的NutriTech(营养技术)项目的框架下，研究人员通过开展内稳态研究进行了各种尝试。荷兰科学家最早建立了“表型可塑性”(phenotypic flexibility, PhenFlex)试验[9]。通过对志愿者在标准混合餐干预前后多个时间点的血液代谢组学和多器官功能相关指标动态改变水平，以及恢复平衡所需时间的系统评估，运用内稳态指数计算模型，对不同个体在维持和重获代谢内稳态方面的能力和健康状况，进行量化评估。在对100多位糖尿病高危患者开展每季度的临床实验室指标和多组学检测分析研究发现，长期、多时间点的多组学谱和临床检测能更全面、有效地评估健康，并对疾病进行早期预测和早期诊断[10]。
目前国际上有关内稳态的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国内类似研究更为缺乏。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外的许多研究均发现，中国人群和西方人群在遗传背景和营养代谢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基于西方人群建立的内稳态评估系统，未必适用于中国人群，建立基于中国人群的内稳态评估体系尤为必要。我们已完成2期代谢内稳态研究，旨在探索并建立适合中国人群遗传和代谢特点的内稳态评估体系，为精准健康评估、精准疾病预测和精准干预方案提供循证依据。
作者简介
林旭，研究员1,2;孙亮，研究员3;鲁玲：副研究员2;牛振华，博士1;罗耀淦，博士1;汪荻，博士1;吴延普，博士1：1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上海 200031;2国科大杭州高等研究院生命与健康科学学院，杭州310024;3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上海 200032。xlin@sibs.ac.cn
Lin Xu, Professor1,2; Sun Liang, Professor3; Lu Ling, Associate Professor2; Niu Zhenhua, Ph D1; Luo Yaogan, Ph D1; Wang Di, Ph D1; Wu Yanpu, Ph D1: 1Shanghai Institute of Nutrition and Healt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hanghai 200031; 2School of Life Science, Hangzhou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Hangzhou 310024; 3School of Public Health,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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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脂质组 营养干预 膳食模式 内稳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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