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崇刚译
《指挥家瓦尔特自传——主题与变奏》中文版封面
这里讲述的人生往事充盈着音乐气息。如果那是我的音乐，我谱写的音乐，那我就决不会去撰写这部书了。一部有声的自传能够满足我的表现欲。然而，我只是奏出了别人的音乐，自己仅仅是个“诠释者”。
为了防止我的平淡生活随我的“尘世之歌”而逝，我认为有必要将它诉诸笔墨。经过漫长的旅行，我突然想要静静地站着，将我总是凝视前方的眼眸转向自己走过的路，沉思片刻。如今我已68岁（写作完成时），我决定休息一年，以便回味、思索，并写下自己一生。
我要把这部书写给自己，以便从中得到感悟，可以将获得的成绩与我的筹划与期待相比照，可以找出老年与青年时代的不同，也可以在生活经历的纷繁“变奏”之外，认识、评价自己的“主题”。然而，我的故事也是为了那些至今只通过我的音乐活动认识我的艺术朋友们写的。我感谢他们的鼓励陪伴，希望尽可能通过言语向他们敞开心扉。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被赋予了更广阔的思考空间，因为在我看来，我那如《奥德赛》[Odyssey]般的生命之旅，客观地展现在我衰老的目光前，它也许具有普遍意义上的人情味。
布鲁诺·瓦尔特排练勃拉姆斯《第二交响曲》
因此，这部书获得了双重效应：自我检讨和传递信息。但因为我制定了必须完全真实地写出自己故事的原则，所以，写作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利因素。写作时我身边没有笔记作参考，无法通过报纸或者书籍查阅相关数据，也无法请朋友来确认，所能依靠的只有我的记忆。当我第一次沉浸在对往昔的回顾中时，所有的事情都是两眼一抹黑。但无需长时间的摸索，我的眼睛就开始习惯这种黑暗了。我可以辨别出外形与身影、住所、街道、中学、音乐学院、音乐厅、剧院、风景以及海洋。我可以看到自己的父母、兄妹、亲戚、朋友，还有敌人。他们在我眼前活动起来，他们开始说话了。一个人会引出另一个人，一件事会牵出另一件事。曾经在我脑海里处于休眠状态的想法、感受还有言语浮现在眼前。我意识到，除非过去从未存在过，否则往事并不如烟。它就存活在我们内心广阔的平日意识不到的那片空间，在记忆的召唤下，会很快升腾到阳光下。随着我的写作愈发深入，我常常想起自己许久没有弹过的钢琴曲，我似乎把它们忘却了。但当我开始弹奏它们的时候，手指会很快地、灵活地以其惯常的方式“奔跑”起来。记忆取决于一个人生活、行为和感受的强烈程度。我从不缺乏这种强度。但人生轨迹中常有弧形坡道，低谷处或被迷雾笼罩而令人失察。也许我偶尔会弄错其中的细节，因为我的记忆有时会欺骗我。不管怎样，我努力说出每件事情的全部事实，在拿不准的时候，我会表现出自己的怀疑。
但是，我也不想把所有事情都讲出来。我与蓝胡子的故事有一点儿相似，我家里也有一个拒绝开启的房间。诚然，里面没有放着可怕的头颅，也没有血淋淋的斧子，只有一些我不愿意提起的个人经历和观点。这些东西旁人不会感兴趣。
布鲁诺·瓦尔特指挥《纽伦堡的名歌手》序曲
但是，音乐家的生活能唤起大家的兴趣吗？年轻的时候，我会伤心地给出否定的回答。因为世俗的眼睛看重的是王室、政客和武士。艺术家的重要性绝对不能与他们相提并论。艺术家也许能给人们带来快乐，但并非不可或缺。在人类生活的外部环境中，这一理念曾经表达得很清晰，比如，奥地利皇帝住在帝宫，政府要员住在内阁府邸，而舒伯特和莫扎特却住在很蹩脚的地方。报纸的重要版面和大字标题，都让位给世间的历史性事件。它们相对于艺术新闻的突出重要性有目共睹。艺术新闻只被安排在次要位置。历史书谈到亚历山大[Alexander]和拿破仑[Napoleon]，谈到俾斯麦[Bismarck]、迪斯累利[Disraeli]和梅特涅[Metternich]。相对而言，构成我的世界的那个圈子是多么低级、多么次要！然而，渐渐地，我看得越来越清晰：亚历山大和拿破仑的所作所为留下了什么？俾斯麦帝国的结局如何？政治性的大革命获得了什么样的成果？世界的发展让我想起早年在维也纳夜间看到的那种怪模怪样的道路清扫机，旋转的扫帚荡起尘土，把它转移到空气中。但是很快，尘土又落下来，像先前那样覆盖在街道上。
如此非常的景象，我无心观赏。因为我确信，相对于政治成就而言，人类的精神造诣更为重要。因此，作为一位谦卑的音乐布道者，我斗胆记录下自己的生活，因为我曾经臣服于音乐的无穷之力与恒久之美（我有限的生命曾与那些流芳百世的音乐融合在一起，因而我是幸运的），因为具有创造精神的作品会流传下去，它们在本质上是不朽的，而那些大人物和震撼世界的历史事件会被时间所淹没。拿破仑已经死了，但贝多芬还活着。
《指挥家瓦尔特自传——主题与变奏》英文版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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