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书法作品
明代的诗坛，由于前后七子的提倡，出现了一股拟古的风潮。虽说他们也自有不可抹煞的成绩，但这种拟古的风气，显然有碍于诗歌艺术的发展。徐文长对此深致不满，并作了尖锐的批评。他说：鸟学人言，本性还是鸟；写诗如果一意模拟前人，学得再象，也不过是鸟学人言而已，毫无真实的价值。他自己的诗歌创作，注重表达个人对社会生活的实际情感，风格略近李贺，问学盛唐，并杂取南朝，出入宋元，而终不失其为自我。这个倾向为稍后主张抒发性灵的公安派所继承，对改变晚明诗风具有重要意义。公安派的主将袁中郎对徐文长的诗有一段精彩的评述：“文长既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蘖，恣情山水……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泣，羁人之寒起。当其放意，平畴千里；偶尔幽峭，鬼语秋愤。”徐文长的散文，以《自为墓志铭》一篇最为出色。此外许多尺牍也很有特色，泼辣机智，幽默多趣，文风远启金圣叹一流，但总的来说，成就不及诗歌。
徐文长的戏剧创作有杂剧集《四声猿》，其中包括《狂鼓史》、《翠乡梦》、《雌木兰》、《女状元》四个独立的戏。《狂鼓史》是有感于严嵩杀害沈鍊之事而写的，表现出狂傲的反抗精神。后两个戏都是写女扮男装建功立业的故事，反映了徐文长对妇女的看法，有一定的反封建意义。这些作品都打破了杂剧固定的格式，为戏剧形式上的多样化开拓了门津。在戏剧理论方面，他主张“本色”，即戏剧语言应当符合人物的身份，应当使用口语和俗语，以保证人物的真实性，而反对典雅的骈语，过度的修饰，这些看法都是很有见地的。此外，他还作有《南词叙录》，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南戏的理论专著，在戏剧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徐文长曾说：“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这大概是文人惯用的诡计，即把自己最受人重视的艺术放在最末的位置，以抬高其它。其实，他是我国大写意画的宗师，影响及于八大山人、石涛、扬州八怪直至吴昌硕、齐白石，在美术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他最擅长花卉画，用笔放纵，水墨淋漓，气格刚健而风韵妩媚，具有诗一般的抒情性和韵律感，极为人们所珍视。其书法则长于行草，徐文长虽自列为第一，但成就似乎逊于绘画。
此外，杂剧《歌代啸》，小说《云合奇纵》（即《英烈传》），据说也是徐文长所作。
编辑本段徐渭（文长）传
原文
徐渭，字文长，为山阴诸生，声名籍甚。薛公蕙校越时，奇其才，有国士之目；然数奇，屡试辄蹶。
中丞胡公宗宪闻之，客诸幕。文长每见，则葛衣乌巾，纵谈天下事，胡公大喜。是时公督数边兵，威镇东南；介胄之士，膝语蛇行，不敢举头，而文长以部下一诸生傲之；议者方之刘真长、杜少陵云。会得白鹿属文长作表，表上，永陵喜。公以是益奇之，一切疏计，皆出其手。文长自负才略，好奇计，谈兵多中。视一世事无可当意者，然竟不偶。 文长既已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麴〔（上）薛（下）米〕，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雷行，雨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虽其体格，时有卑者，然匠心独出，有王者气，非彼巾帼而事人者所敢望也。文有卓识，气沈而法严，不以模拟损才，不以议论伤格，韩、曾之流亚也。文长既雅不与时调合，当时所谓骚坛主盟者，文长皆叱而怒之，故其名不出于越，悲夫！
喜作书，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欧阳公所谓「妖韶女，老自有余态」者也。间以其余，旁溢为花鸟，皆超逸有致。
卒以疑杀其继室，下狱论死；张太史元忭力解，乃得出。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显者至门，或拒不纳。时携钱至酒肆，呼下隶与饮；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周望言晚岁诗文益奇，无刻本，集藏于家。余同年有官越者，托以钞录，今未至。余所见者，徐文长集、阙编二种而已。然文长竟以不得志于时，抱愤而卒。
石公曰：「先生数奇不已，遂为狂疾；狂疾不已，遂为囹圄。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虽然，胡公间世豪杰，永陵英主，幕中礼数异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人主悦，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独身未贵耳。先生诗文崛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百世而下，自有定论，胡为不遇哉？
梅客生尝寄予书曰：「文长吾老友，病奇于人，人奇于诗。」余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悲夫！」
译文
徐渭，表字文长，在山阴县做生员时，声名很盛，薛公蕙在浙江做学官时，很赏识他的才华，认为他是国家的杰出人才。然而他命运不佳，屡次应试屡次落第。
中丞胡公宗宪听到他的名声后，把他当作客人邀至幕府。文长每次参见胡公，身着葛布长衫，头戴黑头巾，挥洒自如，了无顾忌地谈论天下大事，胡公听后十分高兴。当时胡公统率着好几个防区的军队，威镇东南地区。戴盔穿甲的武士在他面前，总是跪下回话，爬着行走，不敢仰视。而文长以帐下一生员的身份却表现得对胡公很高傲，谈论者都把他比作刘真长、杜少陵一样的人物。恰逢胡公猎获一头白鹿，以为祥瑞奉献给皇上，嘱托文长作贺表，表文奏上后，世宗皇帝看了很高兴。胡公因此更加赏识文长，所有疏奏、簿计都交他办理。文长对自己才智谋略很自负，好出奇计，谈论用兵方略往往切中要害。在他看来，天下事没有一件令人满意的。然而，他终究未能得到施展抱负的时运。 文长既然在官场上不得志，于是以饮酒来放纵自己，尽情纵情山水。他游历了山东（齐鲁）、河北（燕赵），又饱览了塞外大漠的风光。他把见到的山峦壁立、海浪奔腾、胡沙满天和雷霆震天，风雨交鸣和树木倒伏，乃至山谷的幽深冷清和都市的繁华热闹，以及奇人异士、鱼鸟，一切能使人震惊、惊恐的自然和人文景观，都一一写进诗中。他胸中有奋发而不可磨灭的气概和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悲凉，所以他写的诗有时像是发怒，有时又像是嬉笑，有时如山洪奔流于峡谷，发出轰雷般的涛声，有时如春芽破土，充满蓬勃的生机。有时他的诗像寡妇深夜哭泣，有时像游子被寒风惊醒。虽然这些诗作的体裁格律时有不高明之处，但是却匠心独运，有王侯的气魄，不是那种像女子一般侍奉他人的媚俗的诗作敢于企及的。徐文长的文章有真知灼见，气势沉着而法度精严，不因守成规而压抑自己的才华和创造力，也不因漫无节制地放纵议论以致伤害文章的严谨理路，是属于韩愈、曾巩一流的文章家。徐文长素来不迎合时兴的调子，对当时的所谓文坛领袖，他一概加以愤怒的抨击，所以他的名声也只局限在家乡浙江一带，这实在令人为之悲哀！
文长喜好书法，笔意奔放有如他的诗，在苍劲豪迈中又涌现出一种妩媚的姿态，正像欧阳公所谓的美人迟暮另具一种韵味的说法。有时，他又把剩余的精力另外倾注在创作花鸟画，画得都美妙飘逸而有情趣。
后来，文长因疑忌误杀他的继室妻子而下狱定死罪，张元汴太史极力营救，他方得出狱。晚年的徐文长对世道愈加愤恨不平，故作疯癫也更加厉害了。达官名士登门拜访，他时常会拒绝不见。他又经常带着钱到酒店，招呼下人仆隶和他一起喝酒。他曾拿斧头砍击自己的头颅，血流满面，头骨破碎，用手揉摩，碎骨咔咔有声。他还曾用尖利的锥子锥入自己双耳一寸多深，却竟然没有死。周望说文长的诗文到晚年愈加奇异，但没有刻本行世，诗文集稿都藏在家中。我有在浙江做官的科举同年，我曾委托他们抄录文长的诗文，至今没有得到。我所见到的，只有《徐文长集》、《徐文长集阙编》二种而已。可是徐文长终于因为不合于时，不得伸展抱负，带着对世道的愤恨而死去了。
我认为：徐文长先生一直命途多艰，坎坷不断，致使他激愤成狂疾。狂病的不断发作，又导致他被投入监狱，从古至今文人的牢骚怨愤和遭受到的困难苦痛，再没有能超过徐文长先生的了。但虽然如此，胡公是旷世豪杰，世宗是英明帝王赏识他。徐文长在胡公幕中受到特殊礼遇，这说明胡公认识到了他的价值。奏表送上以后，世宗很高兴，这表明皇帝是知道他的价值的。文长先生唯一欠缺的，只是未能致身显贵而已。文长先生诗文的崛起，一扫近代文坛庞杂卑陋的习气，百世之后，自会有公正的定论，又怎么能说他生不逢时呢？
梅客生曾经写信给我说：徐文长是我的老朋友，他的怪病比他这个怪人更要怪，而他作为一个奇人又比他的奇诗更要奇。我则认为徐文长没有一处地方不怪异奇特。正因为没有一处不怪异奇特，这就是注定他一生命运没有一处不艰难的原因。真令人悲哀呀！
编辑本段书画成就
徐渭的书法和明代早期书坛沉闷的气氛对比显得格外突出，他最擅长气势磅礴的狂草，但一般人很难看懂，用笔狼藉，他对自己的书法极为喜欢，自己认为“书法第一，诗第二，文第三，画第四”。
编辑本段美术成就
泼墨写意画
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时期的中国，美术正处在学习古人与创新两种意识碰撞的特殊
阶段。水墨写意画迅速发展，以徐渭为代表的泼墨大写意画非常流行，名家出现很多，技法也不断更新，徐渭凭借自己特有的才华，成为当时最有成就的写意画大师。
徐渭生性狂放，性格恣肆，但他在书画、诗文、戏曲等方面均获得较大成功。他的写意水墨花鸟画，气势纵横奔放，不拘小节，笔简意赅，用墨多用泼墨，很少着色，层次分明，虚实相生，水墨淋漓，生动无比。他又融劲健的笔法于画中，书与画相得益彰，给人以丰富的想象。
似与不似之间
徐渭的泼墨写意花鸟画，别开生面自成一家。其花鸟画，兼收各家之长而不为所限，大胆变革，极具创造力。其写意画，无论是花卉还是花鸟，皆一挥而就，一切尽在似与不似之间，对笔下的四时花木，画家运用勾、点、泼、皴等多种笔墨形态，将牡丹之雍容 、紫薇之隽秀、竹子之萧疏、霜菊之孤傲、寒梅之挺洁的神韵刻画的入木三分，分别舒展九尺与五尺的梧桐和芭蕉，直冲画外，不见首尾，与密如骤雨的葡萄、虬如蟠龙的藤蔓构成了巨大的张力，充溢在画面中的纵横之气和豪放境界更是前所未有。他的水墨葡萄，串串果实倒挂枝头，水鲜嫩欲滴，形象生动，茂盛的叶子以大块水墨点成，风格疏放，不求形似，代表了徐渭的大写意花卉的风格。丰富的运动轨迹与浓淡、徐疾、大小、干湿、疏密程度各异的笔踪墨韵，无不具备振笔急书的即兴性和不可重复性，呈现出中国绘画中最为强烈的抽象表现主义。这不是一般的描摹物象，而是艺术的加工，使其蕴含某种内在的气质、精神，这种气质、精神又使欣赏者有如临其境之感。徐渭笔下的南瓜、菊花图，一气呵成，驱墨如云，气势逼人，同时又恰如其分的驾驭笔墨，轻重、浓淡、疏密、干湿极富变化。墨法上既呈随意浸渗的墨晕，又见控制得宜的浓淡。虽然被徐渭自称“戏抹”，然而在写意中仍生动的传达出了花果的不同秉性和生韵。它的梧桐图，只以泼墨笔法绘其一小部分，却有使人联想到挺拔正直的参天梧桐。正如翁方纲所说：“纸才一尺树百尺，何以著此青林庐。恐是磊落千丈气，夜半被酒歌嘘唏。” （《复初斋诗集》）徐渭以其精湛的笔法，在似与不似之间，为欣赏者营造出一片开阔的审美天地。
书中有画，画中有书
徐渭是一个书法家，在绘画中，他将自己的书法技巧和笔法融于画中，使人觉得他的泼
墨写意画简直就是一幅慷慨淋漓的苍劲书法。正如张岱所言：“今见青藤诸画，离奇超脱，苍劲中姿媚跃出，与其书法奇绝略同。昔人谓摩诘之诗，诗中有画，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余谓青藤之书，书中有画，青藤之画，画中有书。”（《陶庵梦忆》）他的《墨葡萄图》，墨的浓淡显示了叶的质感，题诗的字体结构与行距不规则，如葡萄藤蔓一样在空中自由延伸，书与画融为一体。徐渭的书法造诣很高，其跌宕纵横的笔法有助于绘画艺术的巧妙变化，如画墨荷、葡萄，大刀阔斧，纵横驰骋，没有深厚的书法功力是难以做到的。徐渭曾做一幅《梅花蕉叶图》，将梅花与芭蕉放在一起，并且在画上题写道：“芭蕉伴梅花，此是王维画”，显示出徐渭与王维在某些构图上的源流关系。当然，王维画雪里芭蕉，更突出一种禅机，即，使得雪的清寒与芭蕉的心空构成画面的宗教底蕴，而徐渭在这样的画面组合中，更突出一种超越时空的主体解放性。徐渭的书法和画法都极为娴熟，功底深厚，他的题字，如他的泼墨写意画，纵横不羁，洋洋洒洒；他的泼墨写意画，融合了精熟的笔法，意趣横生，极富韵味。
画如其人
徐渭平素生活狂放，对权势不妩媚，在当世凡前来求画者，须值徐渭经济匮乏时，这时若有上门求画者投以金帛，顷刻即能得之；若赶在他囊中未缺钱，那么你就是给的再多，也难得一画——实在是一位性情中人。徐渭的寂寞真可以用他自己的一首《题墨葡萄诗》来概括：
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
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徐渭一生命途多舛，遭遇坎坷，晚年悲苦凄凉，形影相吊，他将自己的悲愤和怀才不遇之感融注于笔端，创造了一幅又一幅惊世骇俗的水墨名画。他笔下的墨竹，枝淡叶浓，，逸笔草草，竹枝气势劲健，竹叶俯垂含情，虽属竹枝而高洁清爽之气不减。这正是画家身处下层，怀才不遇，品格高洁，绝世独立人格的光辉写照。他的泼墨牡丹，不拘于牡丹的富贵高雅特征，色彩绚烂，他却常常以水墨绘之，有意改其本性，其目的是有赋予牡丹清雅脱俗的格调和神韵，所谓“从来国色无装点，空染胭脂媚俗人。”
作品流传至今的较多，著作有：《四声猿》、《南词叙录》、《徐文长佚稿》、《徐文长全集》等；传世著名作品有《墨葡萄图》轴、《山水人物花鸟》册（均藏故宫博物院）、《牡丹蕉石图》轴，以及晚年所作《墨花》九段卷（现藏故宫博物院）等。
编辑本段徐渭年谱
1521年（正德十六年）1岁
二月初四，徐渭出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一户官员家庭。五月十五日，父亲病故。
1524年（嘉靖三年）4岁
徐渭聪慧早熟，二嫂杨氏去世，徐渭能够像大人一样迎送吊丧宾客，人以为奇。
1526年（嘉靖五年）6岁
徐渭师从管士颜学习唐诗。
1528年（嘉靖七年）8岁
徐渭师从陆如冈学习时文。
1530年（嘉靖九年）1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