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芬兰取消了无条件基本收入的实验。这个实验从2017年开始实行，为什么突然突然取消了呢？
要想搞清楚芬兰的无条件基本收入，得先从芬兰经济说起。
2012年起，北欧经济“模范生”芬兰陷入衰退。金融危机余波刚散去，智能手机崛起，短短一两年时间，芬兰最大公司诺基亚被打得满地找牙，这个一度占全球40%市场的手机霸主被贱卖给微软，近两万芬兰员工被裁掉。造纸业是芬兰重要产业，在移动互联网冲击下，也陷入困境。芬兰失业率连年攀升，一度有10% 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这在南欧国家那里也许不算什么，对经济一向健康的北欧国家来说，就很严重了。政府决心改革，以挽救芬兰经济困境。改革的重点是福利制度。
北欧国家的高福利举世闻名。芬兰从幼儿园到高中的教育基本免费，公立大学的花费也很少，学生能申请到各种补贴。公立医疗基本免费，生小孩的妇女可享受到两百多天假期，每个小孩从出生到17岁都能领到补贴。此外，还有各种失业补贴，养老补助。高福利的代价是高税收，芬兰人将近一半收入都要交给政府，参与“社会分配”。
芬兰的私营企业很多，政府管制较少，整个国家开放程度很高，社会安定繁荣。芬兰的经济一向都很好，放在欧洲那里也是佼佼者。光景好的时候，高福利带来的幸福感举世称道。一旦经济出问题，日子就不好过。政府决定紧缩开支，而不是走南欧国家负债的老路。
福利开支占芬兰财政支出三成左右，很多福利是悠久的传统，削减难度很大。比如说芬兰政府会给怀孕妇女赠送新生儿用品，像御寒套装、尿布，洗漱和床上用品，等等。这些政策从1938年代就已经出现，到1949年成为全民福利。这种福利你让政府怎么减？事实上，芬兰大部分福利都是过去几十年建立起来的。福利易增不易减，这是普世的现象。
政府不会无所作为，他们想到一个办法。对低收入补贴、失业补贴、养老补贴这类福利，简化行政手续，改为统一发放。政府提供一种“无条件基本收入”的福利。钱直接打到低收入者账上，相应福利逐渐取消。这样避免官僚机构和文牍主义的浪费。芬兰总理西皮莱说，希望通过改革简化芬兰福利系统。
支持者称，自由经济学家赞成这种福利方案。弗里德曼曾发明过一种“负所得税”的福利方式。即取消公立医院、学校和社保局这类福利机构，民众也不缴纳养老金和保险。作为兜底福利，政府发一笔钱，民众自己到私人市场花钱购买。政府划出一条线来，越穷的人得的补贴越多（即获得更多“负所得税”），随着收入增加，补贴也相应减少。
弗里德曼的设想，自然不是增加福利，也是意在改革臃肿的福利机构。他的设想从来没有实现过。还是那句话，福利易增不易减。想从既得利益者口中夺食，比登天还难。芬兰的“无条件基本收入”实验，原计划每月发放800欧元（约人民币6000元），考虑到财政压力，改为每月560元（约人民币4200元）。作为妥协，拿这笔福利的人照样能享受各种补贴。所谓的削减福利，流于空谈。
2017年开始的这场实验规模很小，政府从上百万合格人群里，随机挑选2000人，看他们领受福利之后的表现。政府的愿望除了扶贫，还有刺激就业。传统失业补贴都看就业状态的。找到工作之后（哪怕打零工）就不能领失业补贴，很多人干脆不工作，无条件基本收入则规定，打短工和自由职业者也能照样领取福利，据说这样利于鼓励创业。
作为公开透明的社会实验，被挑选出来的2000人，自然满怀热忱。支持的媒体们分头采访，探访他们这一年是怎样过的。有人从公司辞职，搞起个人艺术；有人原本是记者，现在投入到自己热爱的写作，热心从事公益。总而言之，这些人大多没有长期正式工作，而是靠打零工和自由职业谋生——当然，政府给予的无条件基本收入，也是他们的收入来源。
在左派支持者看来，这样多好，每个人不被生活压力所迫，能从事自己喜爱的职业，发挥天性和特长。这难道不值得讴歌吗？最大的遗憾是，政府发的这笔钱太少。在芬兰，每月生活费用通常要1000欧元以上（约人民币7500元）。虽然有一些补贴可以拿，政府的560欧元基本收入，还是太少啦。因此，他们呼吁要把这笔收入提升到800欧元。
这场社会实验恰恰验证了反对者的预言。在基本收入制度刺激下，很多人辞去公司职位，选择非正式“打零工”——只有这样，才能从政府那里领取福利。很多人工作不是为满足市场需求，而是为个人兴趣爱好。他们不太在乎利润，因为政府可以弥补收入不足。
这种嬉闹的“自由创造”真有那么大价值吗？芬兰社会的富足，是由无数兢兢业业的私营企业创造，而不是依靠懒散随意的艺术家。芬兰已经失去诺基亚，他们需要的是强大的企业，而不是非正式的“零工经济”。这也是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被反思的主要原因。
前一段时间，芬兰政府宣布停止这场社会实验。支持者称，实验周期太短，它的正面效益还没体现出来呢，怎么能说停就停呢？在我看来，这场乌托邦实验没有扩大，是好事情。人性从来都差不多，繁荣的原因也不复杂。削减福利是很痛苦的事情，哪有什么享受可言。芬兰是个很美丽的国家，它理应享受更好的繁荣，不应无谓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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