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大美女”的论定看中国男人的“美女情结”

西施、王昭君、貂蝉、杨玉环，是中国古代公认的四大美女。人们用“沉鱼”、“落雁”、“闭月”、“羞花”这四种典故以及许多美好的与之相应的传说来形容她们的绝色之美。其实，中国历史上的美女何止这四人，为什么却只给西施等四人戴上“四大美女”的桂冠呢？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有趣话题，从中足以见证古代中国男人的美女情结。

（一）

古代有不少的人尤其是男人迷恋政治，喜欢权力，追求仕途，所以，在政治这个本为男人角逐场中出现的女人，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注目。在三四千年的中国古代历史中，能够参与政治的女人并不多，其中又有不少是以恶名留下的，如搞“酒池肉林”的苏妲已、“烽火戏诸侯”的褒姒；中国古代是一个男尊女卑的社会，人们对那些参与政治并且攀上了权力顶峰的女人其实也并不欣赏，如吕后、武则天；因为她们曾一度主宰过男人，令男人们脸上无光。人们喜欢的是那种既参与了政治，但这种参与却是为男人所主宰、支配的女人。四大美女正是这样的女人。

西施生活于吴越争霸的时代，倘若不是因为越国的政治需要而由范蠡发现了她，带领她去参与了政治，那么她终其老，不过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乡村女人。她应该“感谢” 范蠡和文种，因为是他们制订的美人计需要她这种既美丽又有心机的绝色美女，而她又愿意为祖国（越国）的血耻复兴去尽力。所以在他们的引导下，西施经过语言、歌舞、礼仪等多方面的培训，由一个纯朴的乡村女孩变成了一个肩负秘密政治使命的高级间谍。到吴国后，她以自己的美貌、风度、气质、聪慧，立即成为吴王夫差的宠妃；她在夫差面前的一颦一笑、种种娇态媚姿，都令夫差神魂颠倒，从此不问政事。西施这样做，不是因为她爱夫差，而是为了“迷惑吴王的精神，虚弱他的身体，破坏他的智谋”。果然，当夫差沉醉于西施的温柔乡里，不问政事，听不进忠言时，越国已经悄然地全面强盛起来了。最终是越国血耻，夫差自杀。西施出色地完成了她的政治使命。

王昭君的时代是一个需要和平的时代。汉匈边境争斗几个世纪，好不容易有了一个暂时可以获得安宁的时候。此时，匈奴呼韩邪单于为了自身利益，入汉请求和亲。汉廷从国家利益出发，当然不能拒绝，汉朝边境需要和平。于是，“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的王昭君，有了自请远嫁匈奴的机会。她宁愿去漠北那人地两生的边远之地，去作异族匈奴之阏氏，也不愿在汉宫中白白荒废掉青春。她的行动在客观上推动、巩固和加强了汉匈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这是当时执政者渴望的政治局面。汉元帝因此改年号为“竟宁”，正说明了王昭君出塞的重大意义。历史上与匈奴和亲的中原女子不少，而其中自愿请缨又出色完成使命者，惟王昭君一人也。

貂蝉生活于东汉末年，那是一个军阀混战的时代。兵强马壮的董卓勾结骁勇异常的义子吕布为鹰犬，把持朝政，谋划篡汉自立。汉天子形同傀儡，众的臣动辄被诛，人人自危；各路诸侯联盟讨伐、义士舍身刺杀，都功亏一篑。当角逐政治的大男人们都已经绝望而只能仰天落泪之时，貂蝉挺身而出了。她为报司徒王允的养育之恩，在“连环计”中以美色和胆识巧妙地挑逗得董卓、吕布“父子”为之争风吃醋并最终反目，从而借吕布之手杀死了董卓，为国除了害，完成了巾帼不让须眉的壮举。

杨玉环在四大美女中是个例外：她几乎从不干政，除了阻挡唐玄宗重用李白、亲征安禄山外，似乎并无其他；而这些所谓的“政治活动”还不过是野史传说。但是，有一点却不能忽视。就是杨玉环是在一代中兴之主、风流倜傥的唐玄宗失去了宠爱的武惠妃后，情感空虚寂寞之时出现的。她以出众的姿容以及聪颖、善解人意又通晓音律的天赋给予唐玄宗极大的慰藉，成功的男人身后必有一个为之作出贡献的女人，这句现代人的话放在杨贵妃和唐玄宗身上未必不恰当。唐玄宗是历史上有名的君王，搞政治在前半期是极其成功的，有“开元盛世”可证。对这样的君王，人们认可只有杨贵妃才能与之相信配。尤其是因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缠绵悱恻，更是写出了从古到今人们对美好的爱情的渴望和企盼，因此，人们对杨玉环必心向往之。

与四大美女同时代的绝色女人并不少，如春秋时的息妫、郑旦，西汉时的赵飞燕、赵合德，东汉时的大乔、小乔，唐时的梅妃、谢阿蛮等，却未能入选，原因恐怕就在于其参与政治活动的影响不大。而四大美女，凭借自己的美貌和才智，完成了历史赋予她们的使命，书写了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生，千百年来，令无数人为之感叹！

（二）

中国的古代社会是一个男权社会的时代。男权社会讲究男尊女卑，一切以男人为中心。男权时代的男人都是“大男人”。大男人就要同情弱小，以衬托自己的“大”和“强”，对“红颜薄命”的美女们总是充满了怜惜和同情。而四大美女全都可以归于“红颜薄命”的范畴。

西施为了越国的血耻复国，牺牲了自己的身体、青春和爱情去充当“间谍”。她的政治任务完成得很好，以至于越王勾践也说“灭吴之功，西施当为第一”。可是，灭吴之后，如何安排西施的归宿却成了越王的大难题。她有大功于越国，可她也是敌国吴王夫差的“宠妃”啊！她又是女人，不可以封官晋爵，走上仕途，站在朝堂之上；女人在那时的最高身份是王后——就算勾践有此心，而早已占据此位的那个女人能答应吗？何况，“女人是祸水”的舆论早已有之，西施既然能迷惑吴王使之灭国，又怎么不会也迷惑了越王？所以，当西施的任务完成后，更多的越国人是主张让她死！甚至有传言说连她最爱的范蠡也有如此主张。这真是西施的悲哀啊！

王昭君远赴漠北，在那个既边远又荒凉，还不通语言的“蛮夷”之地，为了汉王朝的利益而“和亲”，甚至先后成为匈奴单于父子两代之妻，并为其父生一子，为其子生二女，这是中原汉人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她内心愿意吗？在呼韩邪去世后，她曾经向汉王朝上书“请归”，但是汉成帝不答应，让她“从胡俗”，再嫁给呼韩邪的儿子，她只能被动地接受。她的一生及其行动确实为汉、匈两族的和平、安宁、友好做出了贡献，而她个人内心的体验呢？苦乐恐怕只有她自己知道。

貂蝉以无比的机智为国除了奸，史书没有记载她的归宿，《三国演义》说她是跟随吕布为妾。吕布本为反复无常的一介武夫，人称“三姓家奴”，貂蝉当时表现出“喜欢”吕布，不过是因为实施连环计的需要，她的内心未必会真正有此情。又有戏剧说貂蝉最后的归宿是被送给了关羽。关羽虽然是“武圣人”，然而私心里又何曾尊重过女性，所以才有“关大王月下斩貂蝉”之类的传说。如是，貂蝉的命运亦不为不悲。

杨玉环不过是与唐玄宗发生了一场感天动地的爱情而已。唐朝的盛衰、安禄山之叛，与她何干？即使是“君王从此不早朝”，那也只能说是男人贪图淫乐，罪在李隆基而不在杨玉环。可是，马嵬驿之变，唐玄宗为了保自己的命，便让杨玉环去死。可怜杨氏临死之前，还能说出“妾负君恩，只有以死报之”这样的糊涂话。

“红颜薄命”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题材。在男权社会中，女人难以驾驭自己的命运；尤其是美女，因为具有更多的“使用价值”，更难以驾驭自己的命运。一方面，美女是男权社会的花朵，将男权社会点缀得更加缤纷艳丽；另一方面，美女又成为男权社会的争斗目标，以致屡屡闹出“冲冠一怒为红颜”之类的事情来。在这种氛围中生活的美女，有何个人价值可言？再说美女也是人，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照样不能避免，青春是短暂的，美貌也不是永恒的。所以，“红颜”确实“薄命”。

中国古代的文人骚客，不论是真有本领还是假有本领，他们之中的大多数都有怀才不遇的人生烦闷，对传奇美女不能亲近，甚至连亲睹的机会都没有，便很可能转而去笔下生出许多美女传奇来，借以联系自己生平之“坎坷”，在里面添上许多人生想象和感叹。于是，“红颜薄命”正是文学创作的绝好题材。

（三）

中国古代又有很多男人都是道貌岸然的道学家。表面上一副君子模样，私下里却完全是另外一副模样，因此，心口不一是很正常的，这些人当然是假道学。评判美女，当然应该以“美”（包括外表与心灵）为标准；所谓“美”即是与“丑”相对的好看的东西；所谓“美女”，即是美貌的年轻女子。女子的美貌，除心灵美之外，应该主要指容貌和身材。可是古人在对四大美女的论定和评判中，除了“美”之外，实际上还附带有其他的因素。

翻开历史，我们完全可以知道，在古代歌伎甚至纯粹以色事人的妓女中，也有不少是具有爱国心又兼有文才的美女，如：盖世侠妓红拂女、舍命拌苏轼的朝云、血扇桃花的李香君，等等，其美貌、爱国心、文才，恐怕并不低于四大美女。可是，为什么她们之中没有人被评为四大美女之一，或者跻身于五大美女、八大美女之列呢？说穿了，不就是因为她们有过不贞洁史吗？即使她们再出色，也不会被推上令人顶礼膜拜的神坛。

其实，如果按照假道学家们的评判标准，女人必须贞洁，应该从一而终，那么四大美女并不合格：西施不仅嫁给了夫差，在夫差之前或之后还有范蠡；王昭君先后嫁给呼韩邪、复株累父子二人；貂蝉是先“侍寝”董卓，后为吕布之妾，二人又是“义父义子”的关系；杨玉环更是先嫁其子后嫁其父。她们都“经历”过两个男人，而且其中三人所经历的两个男人还都是父子关系。虽然我们可以说要求女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主要是宋明时期程朱理学的内容，但从先秦到隋唐的时代，男权社会对女人有开放的一面，也有要求贞洁的一面。之所以对四大美女可以不苛求，看来主要还是服从政治的需要。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女人没有文化、缺乏思想，更便于服从男人的统治和奴役。中国古代有不少既美丽又有文才的女子，如：写“平临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四十州”的薛涛；写“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的花蕊夫人，其气质文采，决不逊色于同时代的杰出男诗人。而四大美女中，除了杨玉环留有一首《赠张云容舞》诗外，不见其他作品。难道男人们不喜欢既美貌又有文才的女子？肯定不是！但是，喜欢归喜欢，却不能拿出来引为天下女子的楷模。假如听天下的女子都有文才了，那还如何让男人立足？如何在女人面前卖弄和炫耀。

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有“女色祸国”论。国家灭亡了，家庭衰败了，责任总是在女人。所以，四大美女虽然被人推崇，但有的男人仍然不忘向她们泼洒点污水，如对西施，明明有功于越，却被认为有可能再祸国于越；杨玉环则索性成为“安史之乱”的替罪羊。“女色祸国”的陈腐论调不过是中国男人对责任的一种推卸而已，足证中国男人真的很虚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