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出身贫寒，在刚毅正直的父母非常慎重严格的教诲下，发愤读书，以“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正统的封建时代饱学之士的抱负，高中进士，步入官场。履职当初，他面对实现中官员们纷纷贪赃枉法、盘剥乡民的行为，他到处宣传先贤苏轼《赐新除中大夫守尚书右丞王存辞免恩命不允诏》中提倡的“享天下之利者，任天下之患；居天下之乐者，同天下之忧”。同时，他照明太祖手制的法典，苦心专研，形成一系列“廉为政本”的完整机制，让所有官员充分认识到，物欲横流、权力的恶性膨胀对江山社稷的威胁，让“不敢贪”、“不能贪”转变为“不想贪”，促进廉洁社会的全面发展。
一入官场，他就敏锐地发现，朝廷对国家的各项制度设计得十分完善，但腐败现象却极为严重，触目皆是，简直到了令人切齿的程度。于是把《明大诰》四编二百三十六个条目和《醒贪简要录》、《御制大诰序》看了一遍又一遍，重温了《到任须知》、《责任条例》、《六部职掌》、《大明律》、《御制大诰》、《为政要录》和惩治官吏的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罢（疲）、不谨的“丽以八法”等系列法规，他坚定了太祖皇上重典整治贪官污吏的赞同感，认定造成当下官场沉渣浮起，究其原因，还是监督不严，还是吏治不力。他认为，自己身为御史、按察，有责任尽心尽力监察官员行为，不让贪官得手，而促其守令畏法，从而达到整肃官场风气的目的。宣德元年（1426年），大明王朝开始了它的第五个纪元，他告假回南丰探亲，路径巡圤官舍，见鸡毛堆积如山，即命人拨取一只鸡毛，按其数量计算出巡圤官，贪赃多少，连假也顾不得休，打马回朝，一气写成义正词严的弹劾该官的劾状，劾罢该官。据野史称，李立在任期间，共弹劾各级官员超过2000人，经他手整治的贪官超过300人。
李立经历了朱棣与允炆、允炆之子瞻基与高煦之间叔侄交兵、骨肉相残的全过程。在这样混乱环境下的官场中，发“国难财”者大有人在。但他虽然饱尝童年的贫苦，但并不利用自己的官位权力谋取金钱，反而甘于吃苦，并且时刻与那些贪官污吏较量，每次入京，从不送礼，更不去拜见权贵。有人劝他要“识时务者为佼杰”，哪怕是带些土特产送去也行，李立举起袖子笑着说：“我两手只有清风，别无他物耳”。他的这些行径自然引起一些权贵的不满和愤怒。李立官至五品，在家乡南丰没有建房置地，全家人仍居住在乡下残破的老屋中，子女也没有一个为官。他去世时，朝庭派了一位佥都御史来南丰帮着料理后事，发现满屋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葛布制成的蚊帐补了又补，竹木家具也都是修了几次，连一些贫穷之家都不如。一只锁着的箱子，打开一看，除了他手著的《西台秦议》、《红学随笔》、《云中杂志》等外，别无他物。这位佥都御史禁不住流下眼泪，凑钱为李立办理丧事。送葬的队长长达十华里，四乡八村的父老乡亲都来了，还有不少从贵州、广东、广西远道赶来的人。
出身贫寒、起于基层的李立，十分关心百姓疾苦，处处以民为上，他在按苏松金坛，发现地方官吏利用“因逃避劳役按叛逆论罪”的刑条，索贿受贿，贪赃枉法，涂炭生灵，百姓深受其苦。有一户胡姓人家，因父母重病，需要为病人筹资医病和侍奉病人，迫不得已逃避一次劳役，贪得无厌的地方官，认定这个人已经毫无油水了，判定该胡姓按叛逆论罪，从严惩办。李立冒着生命的危险，将此案承担了下来，不按叛逆罪而从轻发落。他列举明太祖心系万民爱护黎民百姓，惩治犯罪坚持官民有别，只治官员，不治百姓，“宽裕以待民”的种种事例，堵住了反对派之口。
抚州—张晓春(整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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