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科学》记者 吴兰
近日，全球主要的开放获取期刊出版商、美国公共科学图书馆（Public Library of Science，PLOS）首席执行官伊丽莎白·马林科拉（Elizabeth Marincola ）女士应邀出席了《环球科学》杂志社与中国科技新闻学会联合主办的“2015国际科技期刊高峰论坛”，并在论坛上做了题为“PLOS如何改变学术出版”的演讲。
《环球科学》在论坛期间采访了马林科拉女士。马林科拉女士是开放获取与信息自由的积极倡导者，历任美国细胞生物学会执行董事、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下设数据库PubMed Central国家顾问委员会委员、生命科学与医学开放获取期刊eLife董事会主席，并于2013年起任PLOS首席执行官。
在与《环球科学》的对话中，马林科拉认为期刊影响因子在科研评价上一无是处、简单粗暴，进而介绍了一种论文层级的新型学术评价方法；同时，她对开放获取出版的商业模式、如何保证开放获取期刊的同行评议质量等问题，作出了解释和回应。马林科拉认为，开放获取将推动学术评价体系的革新。
学术评价、学术出版是科学界始终密切关注的议题。我们在听取和分享马林科拉女士的见解的同时，也诚邀您在评论区分享阅读此篇访谈后的感受，并扫描文末二维码，或点击阅读原文，填写调查问卷“影响因子，该舍还是该留？”。参与互动的读者将有机会获得《环球科学·时间专刊》一本。
《环球科学》= GS
伊丽莎白·马林科拉= M
GS：你怎么看待目前由影响因子主导的学术评价体系?
M：影响因子评价的是期刊的重要性，而非单篇文章的重要性。我们经常发现，一两篇非常火的论文会将一本期刊的影响因子拉得很高，但其他文章和这个影响因子没有关系。我认为影响因子实在一无是处。事实上，用影响因子来反映一篇文章的价值，非常简单粗暴，弊端不少。在学术出版上，中国政府和中国科学院出台了一些积极的措施，比如要求受国家基金资助的研究在发表的12月内实现开放获取，然而，对于学术界来说，最重要的（改革）措施还是要取消对论文所发期刊的影响因子的硬性要求。这真的不是一个良性的学术评价体系，并且会催生诸多学术出版的不端行为。
PLOS ONE(《美国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有一个原则，就是让科学自己担当科学的选择者和评判者，出版方只提供一些附加价值，我们的任务是确保这些研究结果的可信度以及研究过程的严谨性。其实许多研究显示，同行评审的结果常常前后不一，用这种方法挑选论文并不是非常理想。
GS：但目前好像没有任何评价体系能够替代影响因子，你觉得这个体系可以怎么改进？
M：我们有一些新方法，只不过这些方法不够严密。PLOS提供一种论文层级的度量法（article level metrics）。我们希望借此引入一种更好的方法来评价单篇论文的影响力。但我承认这种方法不够严谨。
开放获取有助于改进现有的科学评价方法。不同的开放获取期刊可以合作，创造一套评估单篇论文实用价值的新体系。我们不仅要考虑论文的引用数，还要考虑科学研究对学术界、对社会的其他多种贡献，比如一篇文章里的数据能不能为他人所用。为了评价这一类影响力，开放期刊必须付出更多努力，建立一套行业标准。我必须承认，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这点。
综合性的学术影响力评价方法（图片来源：http://altmetrics.org/）
GS：这种反映论文贡献的数据是怎么来的？
M：这是技术上的问题。社交媒体上常常有“赞”和“阅读数”这样的数据，我们通过同样的方法收集论文的阅读数和下载数。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一个非常大的数据网络作为支撑，CrossRef、ORCID、PLOS等机构和开放获取出版商都承担了其中的部分工作。
GS：开放获取诞生之后，给科学研究和科学传播带来了哪些好处？
M：开放获取扫清了人与科研成果之间的障碍。不管你身处财大气粗、买得起数据库的一流大学，还是财力不那么雄厚的小学校或是发展中国家，不管你是高中老师还是高中生，不管你是病人还是医师，你都能看到这些研究成果、下载论文，并且重复利用其中的数据，复制其中的研究结果，用它们来学习和教学。开放获取使得研究成果可以自由地流通，所有人都能获取这些信息，这为科学研究和科学传播提供了巨大的便利。
GS：你们有监测论文流向的数据吗？
M：我们很难监控这类信息，所以老实说，答案是“没有”。我们无法坐实这一点，但我们知道，作者之所以选择给我们投稿，原因之一便是他们希望自己的研究是可搜索、可重复利用的，这正是开放获取提供的服务。事实上，我们的论文和数据库的访问量确实在逐年增加。
GS：PLOS在推进开放获取的运动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M：PLOS是开放获取的领军者之一。我们和政府、特别是美国和欧洲的政府沟通，我们在国会作证，促使其通过法律，保证国家把纳税人的钱投向公众可自由获取的研究。我们给PubMed Central这样的数据库提供支持，同时不断在大学和科学研讨会讲演，向学术界、科研资助者解释开放获取的概念，告诉他们为什么科学家应该要求政府消除科学研究与大众之间的藩篱。我们做了非常积极的努力。
GS：全球最大的几家商业性学术出版商也出台了开放获取政策，你怎么看？
M：任何促进开放获取的政策都是积极的。不论这样的政策是来自商业机构还是非营利机构，我们都非常支持。然而，尽管这类期刊推进开放的势头、论文的开放程度与遵循CC-BY的开放获取期刊不相上下，但它们并不纯粹。作者有时搞不清他们从出版商那儿得到的开放获取服务到底是完整的，还是受限的。这也正是PLOS出版How Open is it?（详见 https://www.plos.org/open-access/howopenisit/）这本小册子的原因，我们希望能帮助科学家了解，开放获取出版方应该向他们提供什么样的权益。
我认为商业学术出版商看到了作者对开放获取的诉求。我不认为他们是自愿的。如果想要在学术出版界继续保持领先地位，他们必须提供一定形式的开放获取服务，这是一种策略性手段。
GS：“完整的开放获取服务”指的是什么？
M：我们将完整的开放获取服务定义为“遵循CC-BY协议发表论文的权益”。在这一协议下，论文的版权在作者，而非出版商手中。公众可以在论文发表后立刻获取论文，不受任何限制。论文中的数据会立刻进入数据储存库，他人可以不受限制地重复和使用这些数据。CC-BY对以上条款作出了保障，所以，要判断一种开放获取政策是否纯粹，最好的方法就是看其是否遵循CC-BY协议。
GS：开放获取会出现新的商业模式吗？我们发现开放获取有很多不同的商业模式，PLOS和eLife的商业模式就不一样。
M：eLife现在完全依靠基金会运作。我曾经是eLife的董事会主席，所以我了解eLife的情况。eLife正在准备引入“提交费”。PLOS只对接收的论文征取费用，但eLife未来应该会在作者提交论文时就收取费用。按照eLife的解释，评审论文是需要成本的，因此他们需要平衡这部分的收支。我并不清楚作者们对此作何感想，但这是一种商业模式。
还有一种可能的商业模式，即将论文处理费（article processing charge，APC）拆分成不同的项目。举个例子来说，专家级的同行评审会收取较高的费用，而普通的同行评审会收取较低的费用。尽管PLOS目前并不会考虑这样的商业模式，但将目前的APC进行分割，向作者提供不同种类的服务，这样的商业模式是我可以预见的。
GS：APC不是一笔小数目。如果一个研究机构花在APC上的钱超过了订购数据库的费用，他们会怎么想？
M：我相信花在APC上的钱更值，因为开放获取论文给人们带来的好处是难以估量的。APC的数目其实是一个规模经济的问题，如果大部分出版商都摒弃订阅收费模式，转投开放获取，APC的成本和收费就会下降，因为整个开放获取的规模扩大了。
GS：有人认为作者付费的模式降低了发表论文的门槛，PLOS如何保证同行评审的质量？
M：这种论点背后的逻辑是，APC会进入编辑的口袋，他们在决定是否接收一篇论文时会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然而，收取APC的是PLOS，不是我们的编辑和审稿人。我们在论文的评议和接收上不会对编辑和审稿人施加任何影响，编辑和审稿人与这种经济驱动力是完全隔离的。
GS：中国已经成为了开放获取期刊的一大市场，PLOS有没有专门针对中国作者的服务？
M：我们向中国作者提供了翻译服务，向其提供投稿指导，还会向他们解释不同的开放获取出版各有什么优势。我们的出版过程正在向即时和透明迈进，我们希望这能增加PLOS对包括中国作者在内的所有科研人员的吸引力。
GS：你对想给开放获取期刊投稿的作者有什么建议？
M：我建议他们把论文投给PLOS（笑）。
拿PLOS ONE来说，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只关心论文的学术伦理性及其技术上的严谨性。至于期刊的读者会对什么感兴趣，不是我们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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