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丹毛
摄影 黄卓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中央集权制。它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明显的优势：在民族发展与融合的历史进程中，适合了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稳定与发展的基本需要，能够有效调遣和组织人力、物力、财力，从事大规模的经济生产活，并有效的抵御着外敌入侵、促进区域间经济文化交流。中央集权制是传统文化的优质组织资源，这一历史性的组织资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被农耕社会世代传承下来。通过对中华民族历史形成的伟大统一力成因、演进，寻根探源的追溯和扬弃，所呈现出丰富的文化内涵将极具古为今有的社会价值。
兴建水利 与专制王权的诞生
人类历史和文化的发展是以自然为基础的，地理环境作为重要的自然条件是一个民族文化形成某种类型的前提因素，它给人类文化的创造提供了物质材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类文化创造的发展趋向。而且，人类社会愈接近原始阶段，这种影响力所占的比重愈大。欧洲文明初始的希腊因处于海上要冲，在古代商品经济就比较发达。当我们在考察中国文化时，必须把中国传统文化育生的土壤，地理环境作为主动因纳入文化学的研究体系。
中国农耕文明诞生于东亚大陆，这里东濒茫茫沧海，没有较近的海上邻国，其它三面高山大岭，荒漠施威，因此，无论海上通商或陆路贸易都是非常困难的。中国古代文化系统从半封闭的地理环境中获得了比较完备的隔离机制，这样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人只能以农耕为主，农业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中华文明源于黄河流域，大河流域的平原地区孕育了最初的农业文明。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农业生产离不开灌溉，治理水源、修建大规模的水利灌溉系统就成为农耕民族生存的首要前提。远古时代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情况下，个体无法兴办水利工程，无法分配水力资源，需要组织起来依靠大规模的体力协作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需要有集合单个盲目意志的统一意志。就是说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需要出现权威，人们为了生存需要统一每一个人的意志，服从统一的领导。因此集体意识得到根深蒂固的加强。由于大河流的水利灌溉工程绝不是个体所能承担并独立完成的，于是就出现了一种高踞于农村公社之上的权力来承担这种社会职能。修建水利工程，治理管理分配水资源，在大河流域广大地区上就形成了集权制国家，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的夏王朝应运而生。古代农耕文明时代大规模水利灌溉工程的兴建是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制产生的基础。喻意深远的皇帝诏书“奉天承运”四个大字，揭示了君权神授、朕即国家的皇权至高无尚的合法性。也宣告了拥有“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是不可抗拒的皇权意志。
脆弱的小农经济对王权的依赖
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开篇有言：“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中国历史上，虽然也出现过七雄争霸，三国鼎立的局面，然而，诸候拼死相争，都是企图将对方纳入自己认为是“正宗”结构的统治体糸，一统江山的中央集权意识异常强烈。所谓割据鼎立都被视为中国历史常态发展中的动乱，只有大一统的社会状况才是中国兴衰曲折历程中几千年万变不离的正宗。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是由千万个彼此雷同、极端分散而又少有商品交换的村落和城镇组成，小农经济的脆弱性，产生了种种社会需要，要求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来满足。一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在经济上力量单薄。农业社会决定了人们必须靠天吃饭，然天公常不作美，旱涝灾害连年不断。由于人们无力抵抗自然灾害，这就需要政府统一赈灾救荒，在发展极不均衡的地区之间进行协调与整合。明君圣主的浩荡皇恩和统一意志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象征。二是人口与土地的矛盾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在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现象是人口增长极快，人多地少，造成无限追求扩张耕地面积，直到“田尽而地，地尽而山”，“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耕亦满”。经济重心由北向南不断地转移，正如冀朝鼎先生指出的：“从公元前三世纪古典封建主义结束以后，中国就进入了一个以领土扩张与经济中心转移，以及政治统治不断更替为特征的漫长时期”。在唐中叶以前，中国解决人口同土地的矛盾的主要方式是开垦荒田，向边远地方大规模移民，在“人满之患”的狭窄空间里，一家一户是无法解决移民垦荒的社会问题。
修筑长城强化中央集权
中国历史上始终存在的强大外部威胁是促使国家和人民统一的极其有效的外部因素。以中原地区为主的农耕民族同周边地区游牧民族的争夺，需要并实际建立起了高度统一的庞大的国家机器和防御工程。气势雄伟、耗资巨大的万里长城，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防御工程，成为两种文化长期争斗的分水岭。
中国古代文明的中心区域（中原）基本上是一片冲积平原，在面对欧亚大陆广袤、纵深的腹地中经常喷涌出的游牧人压力时，它基本无险隘可守，缺少阻挡游牧民族南下的天然屏障。游牧人一旦进入关中，对中原地区就处于居高临下之势，由此而形成的冲击力量，往往使农耕世界文明先进的国家，特别是当它们因内部矛盾而陷于衰落的时期，面对上升时期的好战和敢斗的游牧骑兵，就处于难以防御的地位。万里长城就是“相对隔绝”的自然缺环的人工补充。
面对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挑战，在战乱频繁的社会里，人身的安危、社会的安定，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分散的社会组织结构无力应付的，中原地区的农业居民，若要保卫自己先进的经济和文化，战胜强悍的游牧民族，只有一个选择，就是依靠大规模组织起来的集团力量，即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而在当时，这种有效的组织方式只能是中央集权式的，这种独特的外部环境成为大一统中央集权制的催化剂。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能够保持长期统一和中央集权制度能够长期延续的根本原因之一。
确定大一统的意识形态
作为国家机器的核心内容，政治制度除了具有阶级斗争的职能之外，还是为满足一定的经济、文化需要而产生的。如果它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就失去存在的理由。中国是一个传统的思想大国，“名正言顺”是中国人积极进取有所作为立足点，传统社会国家治理体系高度依赖于国家意识形态，核心的政治观念从未发生过动摇。农业社会需要高高在上，君临一切的集权政体和统治思想。这便是所谓“东方专制主义”。它将国家的军、政、财大权全部集中到朝廷乃至皇帝个人手中。中国自秦代形成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后，和“大一统”的经济、政治结构相适应，中国传统的观念体系也具有“大一统”强控结构的特征。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思想作为国家意识形态一直统治中国。
由于国家治理体系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历代封建帝王均借用上层建筑中的国家政权来强化儒家学说，并抵御其他任何与之相悖的理论。外来的任何思想，如佛教只有经过儒家思想的过滤，完成艰苦的同化过程，才能落脚在中华大地。汉朝以后的2000多年，中国国家意识形态沒有发生颠覆性更替，历史上多次农民起义和民族冲突，十六国南北朝的战乱，蒙古族灭宋建立元朝，满族入关建立大清，每一次遍地烽火、生灵涂炭的战争冲突过后，都是中华民族的欲火重生，又是一次中国治理制度的鼎新，因为我们的古老民族的国土面积、人口体量又一次在大一统中获得增加和扩充。超稳定的核心政治观念与超稳定的国家制度同构，是古代中国得以辉煌延续的根本力量。
官僚糸统是是集权制的基础
中国传统社会的组织结构是一种两级构造：上端是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国家，下端是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家族，链接其间的是纵向的官僚行政系统。而强有力的行政组织资源和国家意识形态是确保王朝稳定的统治基石。
中国在距今2000余年的秦汉时代，就确定了中央集权的君主政体。它是通过庞大而发育完善的官僚机器，造成的文官阶层系统实施皇权至上的国家管理意图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这种生产关系自身缺乏把分散在各种不同地域的小农组织起来的力量，因此对大一统的需求就更多地借助强有力的政权结构。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部件，官僚儒生们必须信奉统一的国家学说，意识形态的高度一统，是遏制分封制带来的贵族化趋势，遏制军事割据的最强有力的武器。中央集权政府不仅具有把小农社会组织成大一统帝国的能力，而且能够也必须把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与意识形态结构耦合起来，形成一种封闭的反冲击、反进化的强控超稳机制，意识形态绝对统一是这超稳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统中国社会行政管理体制中的乡绅制度，是乡土中国社会血地缘、亲友情为纽带的最为基层伦理道德的政权统治基础。乡绅主要是由科举落第的士子，社区中比较有文化的地主，告老还乡或长期赋闲在家的中小官吏及一些德高望众的宗族长老组成。他们虽然没有官僚机构赋予的权力，却拥有治理乡村社区的天然权威。他们在各项公共事务中发挥着政府在社会最基层的管理作用。如：修路架桥、修缮寺庙、传播文化、民规乡俗等。在传统官、绅、民的基层社会结构中，乡绅处于上通下达的中间阶层。向下传达统治者的政策，向上传递民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家权力在基层的间隙，乡绅制度也是中央集权制国家对社会管理控制的微观制度细包。
5000年来，中国文化虽然经历了盛衰变迁，但始终延续不绝，说明中国文化自身必然有其超越于时间框架之上的传统优势。面对游牧民族的冲击，长城精神完成了凝聚中华民族内聚力和无与伦比的伟大统一力的特质，这一物化基石传承了积极进取、刚健有为的民族性格。发源于黄河、长江流域的农耕文化，孕育出了大一统中央集权制优秀组织资源，养育了中华民族，它是我们民族生命的文化源泉。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着文化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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