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源起和中西“国家”观念的不同
　　
　　天涯孤舟:“中国模式”纵横谈——由刘涛《中国世纪》中国模式系列想到的
　　
　　中华文明发源的时候，有几个重要的地理单元和文化聚落。一个是位于今天陕西境内的渭河平原，一个是位于今天山西境内的汾河谷地，一个是位于今天河南境内的河洛地区。一个是位于今天山东的山东丘陵。在此之外，位于长江中游，今天两湖境内的江汉平原和位于长江下游今天江浙境内的环太湖平原，位于今天河北境内的海河平原也是比较主要的地理单元和文化聚落。
　　
　　在地图上就可以看到，河洛地区和山东半岛之间是广阔的华北平原。为什么这一带没有成为最重要的地理单元和文化聚落呢？原因在于黄河泛滥！和尼罗河定期泛滥给埃及人民带来的勃勃生机不同。黄河的不定期泛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直到今天，治理黄河一直都是中国人民的头等大事。一旦黄河决流，整个华北平原甚至江淮平原都将变成一片泽国而致生灵涂炭。治理黄河最伟大的先驱无疑是禹。而他治理黄河的办法是将黄河在河洛地区引入其他河道，顺利实现分流。保证下游地区的安全。
　　
　　为什么是河洛地区？因为黄河正是在河洛地区才有机会冲破吕梁、太行和秦岭的束缚，成为脱缰野马，在华北平原上纵横驰骋。唯一能幸免于难的只有地势稍高的山东丘陵。因此，谁能掌握河洛地区，谁就掌握了华北平原和中华大地的命脉。谁掌握了河洛地区，谁就有可能进一步统一个中原地区，乃至整个中国。治理黄河本身是一个浩大的工程。需要调动大量的资源。这是小国无法承担的重任。因此据有河洛地区的地缘力量，就同时掌握了臣服下游小国的杀手锏和向心力。使国家规模的扩大成为一种必然。
　　
　　另一方面中国文化的发祥地大多处于内陆。中国是典型的海中地结构。很难通过海洋贸易满足人们的基本生存需要。而中国大陆上又天然的拥有广阔的平原，可以说沃野千里，处处粮仓。占有一块地区，然后获得随之而来的粮食生产力和人口的大幅度提升几乎成为强国的不二选择。因此尽管有秦岭和大巴山的重重阻隔，秦国还是毅然决定先拿下巴蜀之地。并因此一跃而成为战国时期的头等强国。除去成都平原。中国的其他主要平原地区的进攻难度要低得多，尤其是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在这里兼并战的投资回报率显然比希腊半岛要高。至于云贵山区、青藏高原和西域、大漠南北等战争投资回报率不高的地方，中国人和欧洲人的选择其实并不会不同。
　　
　　我们特别需要记住，是周而不是秦，奠定了中国大一统的政治文化格局。周朝为此做了两件大事：分封、制礼乐。周天子将中原地区大量分封给姬姓族人，使整个中原地区，形成了天下一家的政治格局。这从血缘的角度，奠定了中原地区归于一统的文化心理基础。这和夏、商两代仅仅是天下共主的局面有了本质的区别。另一方面，周制礼乐，从行为和制度上确立了“华夷之辨”，确立了以文化而不是血缘为着眼点的民族认同特征。这大大加强了“华夏民族”这一概念的包容性。并特别有利于在统一时期通过文化渗透，形成牢固的民族认同感。而对于未“王化”的地区，也有了在征服之后通过社会生活和制度的改变成功融入主流社会的可能。
　　
　　当中国逐渐形成大一统的国家格局之后，文化的力量得到进一步彰显。特别是在对付戎、蛮、狄、夷时，形成了强大的向心力。齐桓公“尊王攘夷”一呼百应，不单单是国家实力使然。而象万里长城这样的浩大的防御工程，更非大国不能完成。北方游牧民族由于民风彪悍和骑兵力量的强大，长期以来对中原核心地区形成了巨大威胁。即使全有整个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也不能保证对北方游牧民族形成战略优势。更何况分裂成若干小国。五代十国分裂时期，石敬瑭不得不以燕云十六州换取北方民族的支持，并从此成为中华民族数百年耻辱的祸根，甚至建立后晋之后还要继续北面自称儿皇帝就是明证。
　　
　　秦以来实行的郡县制，是农耕时代国家制度的创举。这使得国家的力量一下就达到了县、乡一级。大大降低了内部斗争对社会资源的消耗和对生产力的破坏。加之中华文明大一统的趋势。整个农耕时代中国社会获得的安定期要远远大于欧洲。而唐以来实行的科举制，又是社会制度的一次创举。它使得底层人民有了通过正常渠道改变自身地位和命运的可能。不管我们过去把科举制度描绘得多黑暗。在农耕时代，这比印度、西欧由出身完全决定一生命运的社会现实要强得多，也要有生命力得多。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对整个西方世界遥遥领先。直到近代才被西方世界的现代化革命所超越。
　　
　　在中国人的意识里，国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存在。首先有国，然后有省（郡、州），然后有市县，然后有乡村，然后有家，最后才有人。国是家和个人存在的前提。没有国家的有效运作，个人价值就无法实现。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家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认同，更是抵御外辱、治理社会生存环境，推动生产建设的现实保障。这些，也是由中国特定的地缘、历史和文化所决定的。
　　
　　现在，我们应该可以看到，西方人的国家概念和中国人的国家概念有着很大的区别。概括来说，西方人习惯于认为国家是由更小的行政单位和社会组织逐级汇聚而成，国家的存在是因为人和下级行政单位的公共事务需要处理，矛盾和利益诉求需要调和。人和下级行政单位在本质上是独立的行为个体和责任人。中国人则习惯于认为国家是一种超越个体的存在，是个体和下级行政单位存在的原因。家庭、个体恰恰是国家细分的结果。这种认识上的不同有着地缘、历史和文化的深刻背景。绝不是在一朝一夕之间建立起来的。更不是哪个历史人物大笔一挥造就的。
　　
　　我们有时候想当然的认为世界就是国家的组合，世界历史就是国家的历史，任何情况下国家都具有无比神圣的荣耀，大一统造就的国家机器效率无穷、威力无穷，只有大政府才是最好的；有时候又想当然的认为任何国家都应该是个体的集合，任何国家都只是社会契约的结果。要不是人和人之间必须有些公共事务要处理，国家完全是可有可无的，而政府的权力范围更是越小越好。这些，都是不了解文明发展的历程，不了解国家等社会概念形成的原因。不了解文明的差异性，特殊性导致的。社会形态一定是在当地的特有的地缘、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在无数错误的社会实验后不断总结经验、不断修正，并最终形成的。在这里，我们不惮借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只有符合客观条件的社会形态和文化意识，才有存在的理由和可能。
　　
　　这些错误认识在全球化的今天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困惑。特别是中国人，随波逐流的徘徊在否定中国与肯定中国之间。无论正方还是反方，都能逻辑自洽的拿出一套自己的理论来攻击对方。都以正义的卫道士自居。而不同的观点始终是鸡同鸭讲，永远没有交集。（这里所说的正方和反方，显然不包括美分、五毛和打酱油）这对争论的双方，对中国几乎毫无益处。
　　
　　当我们透过不同文明的现象，看到其产生的本质的时候，我们应该能够有了一个更加清醒的认识。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有其存在的客观条件和文化土壤。西方的分裂文化和自下而上的国家概念，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一种落后的社会形态和文化意识。其所产生的国家间和国家内部的社会资源消耗，严重的制约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相比之下，中国的大一统文化和自上耳下的国家概念然更加适合于农耕时代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并不是因为中国人比西方人更优秀，而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地缘特征所决定的。
　　
　　而近现代以来，由于国家力量的薄弱和国家之间的高度竞争，反而使得现代思想、人文主义更容易在欧洲大陆而不是中国大陆上生根发芽。伴随着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重大文化变革，欧洲国家的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种新型的，以人的自我意识为驱动，用严格的社会规则（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制社会等都属于这个范畴）为指挥棒的新的社会形态出现在了欧洲大陆。大大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这是和欧洲传统文化中自下而上的社会意识和契约化规则化的文化氛围息息相关的。欧洲大陆传统文化从一种落后的文化一跃而成为一种先进的文化。应该说，西方率先进入现代化，有着历史的必然性。
　　
　　那些意淫中国在明代的时候如果怎么样就会怎么样，如果不是满清入主中原就会怎么样的想法是经不起推敲的。中国数千年来优秀的集权统治和超稳固的社会结构极难从内部被打破。牢固的权力结构体系不管经过多少次更替，始终都会回到自己熟悉的轨道上来。这三、四百年的时间，就是西方全面追赶中国的时间。中国，只有在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全面落后于西方的时候才会意识到社会变革的需要。这也不是因为中国人笨，这也是中国的地缘、历史和文化所决定的必然结果。
　　
　　和欧洲并没有因为落后于中国就全面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一样。今天的中国也完全不必要因为落后于西方就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妄自菲薄。西方社会正是因为那份对自己传统难得的坚持，才在近现代迎来了全面超越中国的希望之光。未来的中国，在充分吸纳西方优秀文化基因的之后，将通过对符合自己的地缘、历史和社会现实的文化传统的在更高层面上的复兴，重新回到世界文明的中心。中国不但会重新超越西方，还会在下一个人类文明进程中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指路明灯。
　　
　　愤青式的呐喊和激情的演说固然能够产生感染力，但并不能解决当代中国所面临的实际问题。要探讨中国的未来，我们还必须作更深入的分析。各种文明之间尽管有着巨大的差异和特定的地缘、历史条件。但并不是说因此人类社会就不存在共性，中华文明要实现自己的伟大复兴，首先必须认识到人类社会的共性，特别是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在全球化的今天，哪些符合人类发展趋势的社会现实是属于人类文明所共有的。欧洲进入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民族国家的建立。
　　
　　所谓民族国家，并不是它字面上的意义，而是指一个国家的政策法令可以直达这个国家的最小组成单位“人”。而不是终止于各个封建势力的领地边缘。这一改变，从根本上解决了西方国家以地域为单位的政治内耗。民族国家的建立，被认为是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最基本前提。然而这却恰恰是借鉴了中国文化自上而下的郡县制国家治理方式。虽然古代中国还算不上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但国家政策法令能够通达的层级比西方国家要低得多，它穿越郡、县、乡、村，并最终止步于“家族”。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坚守我们的传统不是要我们抱残守缺。而是应当以一种开放的心灵，在吸纳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去发扬我们的传统。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才能认识到我们的文化传统怎样和人类文明的发展相接轨，才知道该如何去复兴我们的传统文化。才知道，中国的未来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