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纪律，我们首先想到的恐怕是学生时代班主任老师严肃的表情，'纪律差的班级考试成绩也好不到哪去''这个班年级倒数，李老师你接手之后先整顿一下纪律'……出于一种心理上的反弹，个别同学甚至会在毕业后把校服和课本付之一炬，然后潇洒地转身步入社会，觉得这下终于可以摆脱'纪律'的魔爪了。当然也有一部分同学响应号召参军入伍，他们和'纪律'的缘分仍在继续。
课堂给了我们关于“纪律”最初的记忆
这些年，拜某些流量神剧和爆款小说所赐，'纪律差的部队战斗力不一定差'的情节开始博取到观众和读者们的眼球。这也不难理解，就像吃瓜群众们当年烧掉课本后投入怀抱的那个叫做'社会'的陌生地带一样，'军队'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也是个陌生的地带，而人们对于陌生地带的认识，受到电视剧和小说的影响也在所难免。不过，如果你真的去问一个当过兵的人：'纪律差的部队反而更能打吗？' 大概率会得到一个彻底否定的回答。
纪律的涣散是军队溃散的前奏
纪律是以强制手段规范军人行为的基本原则，用以保证战斗力的稳定，夺取战争的胜利。现代军队的纪律体系已经非常成熟和完善了，让一个没有从军经历的普通人去全面理解它是很困难的，好在通过一些优秀的影视作品，很多现代人对古代的军队还是有所了解的，那种动不动就'拉出去砍了''重责五十军棍'的场面我们并不陌生。
就地正法，整顿军纪（电影《投名状》剧照）
好像古代的皇帝都很威风呀，古代将领们治军也是说一不二，底下不敢不听呀。这样看来，古代的纪律可真是严格，谁不听话就打谁，简单粗暴，行之有效。
这事儿，还真没那么简单。
事实上，中国古代曾活跃过无数支军队，每支军队的纪律都是有差异的，而这种差异往往影响着军队的战术风格，进而催生出'部落联盟型'和'国家常备型'这两种具有代表性的军队组织模式。在这两种模式下，军队的战术、力量编成都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最终也会在战斗力上体现出各自的优长与短板。
当然，这两种模式最终还是发生了融合，但为了看清楚他们的差异，让我们先回到他们各自诞生的地方——草原和中原。
草原与中原分属于两种不同的政权体系，这种差异在辽宋以前尤为明显。政权体系的差异又同时折射在军队中上级对下级控制力的大小上，具体的表现就是纪律的差异。不同的纪律，会导致不同的战术。
松散的纪律导致草原游牧军队重骑射而避肉搏
传统的草原游牧民族，其习惯战术是'骑射'而非近战，这不仅有生活习俗原因，也和草原游牧民族缺乏中央集权有直接关系。骑兵进行近战，往往就意味着冲锋肉搏，其伤亡率远比'骑射'作战要高，特别是在对抗中原密集的步兵军阵时，强行冲阵的战术近乎自杀，只有严格的军事纪律才有可能强制士兵投入肉搏作战，但草原上恰恰缺乏这种传统。
早期的草原骑兵作战“全赖骑射”
早期的匈奴人进行骑射作战时往往'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见敌则驱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其参战动机主要是劫掠财物，而不是获得单于的犒赏。匈奴单于对各部落的酋长的控制力甚至比中原皇帝对诸侯王的控制力还差，而在其军队中，匈奴军官对下属往往也是缺乏绝对权威，无法强制他们参与过于危险的行动。因此早期的匈奴人极少硬碰硬地与敌军正面交锋，更极少采用冲击战术。在有据可考的历史记载中，从战国直到汉代初期，草原游牧民族从未与中原主力军队进行过正面大规模决战，也从未进行过对城池、堡垒的大规模攻坚战。
对弓马骑射的偏爱让早期草原军队形成了路径依赖
严格的纪律让中原军队有能力以肉搏克制骑射
在中原方面，自春秋末年以来，步兵开始成为战场的主力兵种，严格的纪律一直是步兵作战的基本原则，这个基本原则指导着中原步兵结成密集的阵列，采取与敌军面对面肉搏的战术。孙武为吴王阖闾训练宫女'吴宫教战''三令五申'的故事，就是典型的例证。战国初期，中原列国通过变法运动，都确立了这种中央集权政治下的军事模式，军队成为了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军事机器，战争行为则是为了贯彻统治者的意志，军事统帅对士兵拥有绝对权威，可以命令士兵投入哪怕是必死的肉搏作战，而且为了在同匈奴骑兵的较量中取胜，这种肉搏战术还被引入到了后来的汉军骑兵当中。
冲击肉搏的战术需要强大的集权传统作支撑
在早期与匈奴骑兵的较量中，中原步兵往往面临'找不着、追不上'的窘境，少量骑兵也因为要围绕主力步兵行动而被限制了机动能力的发挥，而且即使是骑兵之间的较量，中原骑兵也很难在骑射作战中打败草原骑兵。这一局面直到元朔五年（前124年）汉军主力第四次出击匈奴时才得到了根本性扭转。是役，卫青一路三万骑兵采取奇袭战术，在极近的距离上向匈奴右贤王所部发起短兵冲击，使得匈奴骑兵的骑射优势难以发挥，不得不与汉军骑兵展开肉搏作战，遂致败北。此后，由卫青、霍去病军团主导的对匈战役一次比一次规模大、距离远，战果之大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一切都得益于汉军骑兵在严格纪律的约束下采取的新战术——冲击肉搏。
骑兵近战是汉军打击匈奴的制胜法宝
依靠新战术的强大威力，中原军队终于“封狼居胥”
前面讨论了纪律与战术的关系，实际上，纪律的差异之所以能够导致战术的不同，还源于一个中间变量的传递作用，这个中间变量就是军队的力量编成。
松散的纪律迫使草原游牧军队力量编成依赖自下而上的生成模式
草原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牧畜群而徙，马匹是他们日常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早期匈奴人无论是在部落之间的武力冲突中还是向南方农耕地区的奔袭劫掠中，马匹都是他们赖以致胜、致富的关键所在。后来随着中原地区政权的统一，庞大的帝国得以建立，中原王朝的边境政策趋于保守，北方草原部落再想通过贸易获取生产资料和生活必需品就很难了，所以他们不得不在单于的领导下凝聚成部落联盟乃至草原帝国，与中原王朝的全面战争也就不可避免地拉开了序幕。
中原农耕王朝的统一迫使草原上也建立起统一的游牧帝国
汉匈战争，全面爆发
但是，新兴的草原帝国发现，自己并不能像中原国家那样依赖稳定的中央财政，设计、组织、维持一支常备军团，而只能顺应草原上几千年来的习惯和传统，自下而上地生成自己以季节性骑兵为主体的军队。这样的军队，在古代战争中无疑是优劣参半：优秀的机动性、强大的后勤自给（与中原军队依赖运输线的后方补给相区别）能力、敏锐的战场感知功能加上独步天下的单兵骑射技能，这些优势对同时期的中原王朝军队形成了战略和战术层面的双重碾压；但另一方面，薄弱的要点防御能力、疲软的攻坚能力以及低下的复杂地形作战能力这些短板也使得在面对中原军队时，草原军队纵使找得到、追得上、围得住，但往往会陷入啃不动、吃不下的尴尬境地。这一点在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亲率汉军车骑部队向代北草原方向追击匈奴，却在平城地区的白登山被突然出现的匈奴主力围困之役可窥其详。是役，匈奴军队虽然包围了汉军，但是由于缺乏有力的攻坚手段，在汉军严密的结阵固防面前，匈奴军队无力突破，只能眼睁睁看着被围汉军与前来增援的主力部队会合，双方形成对峙局面，不得不以外交手段罢兵了事。
白登的包围与解围，暴露出汉匈双方各自的问题
严格的纪律使得中原军队力量编成可以自上而下进行顶层设计
反观中原农耕民族，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对土地的依赖使得他们不具备北方邻居那种依靠灵活迁徙躲避自然灾害的条件。黄河的决口、北方部族的侵袭，这两大危机周期性地威胁着生活在中原农耕区的人民。为了与之对抗，中原农耕民族建立起完善而强大的中央集权和官僚机构，其对资源进行整合、对力量加以调配的能力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无法比拟的，这样的优势体现在军事上，就是中原军队的纪律更加完备、严格、有贯彻力，因此前文提到的——步兵，这一严格依赖纪律运行的兵种，在中原军队的力量编成内就有了大行其道的制度基础。
在古代，步兵是非常依赖纪律的兵种
中原步兵在对抗草原骑兵时，虽然难以取得决定性胜利，但训练有素、纪律严明、士气高昂的步兵部队，在兵力相差不大的情况下，结阵防守，确保不被骑兵部队轻易消灭还是很有把握的。同样以前文'白登之围'举例，此战当中，匈奴骑兵强大的机动性和不可捉摸性固然给汉军带来了全新的观念冲击，但即使在被代北的严寒冻伤三成士兵并且被围七日的情况下，汉军车骑步三大兵种还是能够依托自身优势结成严密的防线，不给匈奴骑兵进一步扩大战果的机会，使得双方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不得不寻求外交妥协，进而避免了全军覆灭的命运。可以想象，如果汉军此战也是以单一兵种身陷重围，且纪律松散，恐怕汉初的历史就要改写了。后来我们知道，即便同样是对骑兵进行力量编成，中原军队也能将专司肉搏冲阵的冲击骑兵集群使用，这同样得益于严格的纪律。
中原王朝的骑兵部队有着与草原帝国同行截然不同的风格
到此为止，我们一直在将北方部族型军队同中原常备型军队分开来对比，主要的例证对象也集中在汉初，因为这一时期双方的特征都最明显，分化也最严重。那么中国历史上有没有二者合一的情况呢？实际上自契丹人建立辽代以后，这种交融就已经非常全面了，特别是到了明末，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他的继任者皇太极建国大清，经过前后两代大汗的努力，一个同时兼备渔猎、游牧、农耕三大民族特征，能够以多种统治逻辑稳定经营长城南北的政权诞生了，他引以为傲的八旗制度，正是中国古代对军事纪律运用到极致的产物。
一代枭雄，后金天命大汗——努尔哈赤
严明的纪律，让八旗军令行禁止
与传统部族型军队不同，八旗部队崇尚秩序，认为'乱则致败'，他们注重集体观念，有很强的整体意识。八旗虽各不统属，但在共同的纪律框架内，能够相互协作，取得集团优势。行军围猎时，'若地广，则八固山并列，队伍整齐，中有节次。地狭，则八固山合一路而行，节次不乱。军士禁喧哗，行伍禁纷杂'。驻防时，各有汛地；作战时，亦有地域分工，不许擅自越界，不许恃勇孤进，否则，虽胜不赏，甚至受到处罚。这里提到的'固山'是八旗军的一级编制，就是'旗'的满语称呼。各固山协同作战时，总指挥也要严肃军纪，防止因战场失控而致败。
八旗军和传统的部落联军有着根本上的区别
纪律的制定是重要的，但纪律的贯彻执行更加重要，八旗部队纪律严明，贯彻有力。宏观层面，各级将领层层辖治，各司其责，使军事管理有条不紊，让每个士兵都处在严密的网络控制之中；微观层面，军士之甲胄、衣帽、军器乃至马绊，皆书以姓名，马匹必系牌印烙，这些举措不仅是出于防止物资遗失和军营盗窃的考虑，更是日后执行纪律的凭证——士兵的一切，都受到纪律的严格控制，纪律不仅规范了行军、作战、守汛等军事行动的秩序，还渗透到了官兵的日常生活当中。这种全方位、全天候的纪律存在，使八旗兵产生了对军纪的由衷敬畏，虽然丧失了个性的自由，但却在乱世危局中确保了集体的安全。
吃驻藏打行，处处是纪律
开明的激励，让八旗军活力十足
从努尔哈赤起兵到多尔衮定鼎中原，历时三十余年，八旗部队多数情况下都是以小敌大，以弱击强，没有纪律的保证，就不会取得彪炳史册的战绩。'战争就是战争，它要求铁的纪律'，军队想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良好的战备状态，必须依靠铁的纪律，但纪律绝不能仅仅是约束和限制，仅仅依靠严格的管理是不足以打造能征善战的军队的，必须要激发出部队旺盛的战斗活力。
后金的统治者用高明的制度设计激发了部队的战斗活力
赏功与罚罪就是八旗军战斗活力激励机制的两个主要手段，后金大汗非常重视这种激励机制的作用。在八旗部队当中，每个人的军功情况都会有专门的机构负责记于档册，以便根据功劳的情况及时行赏：赐勇号、授世职、奴仆金银，不吝封赏。天命年间，八旗军纪中还有'折罪之法'，这是一种对受伤者的奖励，如'阿尔布哈在阿奇兰被伤一处，准折十一两之罪'，当然，获罪时，亦可销去'××两之功'。太宗天聪时改为据伤定等，赏以奴仆或银两；同时还有'纪录功'，如史料记载：'巴都札纪录缘由：征旅顺口时，乘船登岸，追杀城上敌兵有功，准予纪录'。入关后，后金大汗化身清朝皇帝，他们在吸取前朝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八旗军中创设'功牌之制'，类似于今天军队的勋章奖励系统。激励机制就这样不断充实完善，极大地激发了八旗军的战斗活力。
纪律不总是约束，也可以是激励
一个民族最初赖以生存的环境决定了这个民族内部的组织形式，以及这个民族对外采取的交流方式，当政权在这样的民族基础上建立起来时，这种组织形式和交流方式就衍变成国家的权力结构和外交方针。在草原和中原这两种环境下崛起的帝国，内部的结构和对外的政策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而军队作为国家内政稳固和外交底牌的重要支撑，在两种政权的领导下也有着截然不同的纪律特点。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围绕着横贯中国北方的四百毫米等降雨线，无论是通过贸易还是战争，游牧、渔猎与农耕三大民族始终处在动态的交流与融合当中，这些交融使得他们对文化、经济和政治的理解方式也不断地更新，进而催生出了纪律这个自变量，而军队的战术、力量编成和战斗力生成模式则始终是因变量。
农耕、游牧、渔猎，都是中华大地上的优秀民族
至于'纪律差的军队更能打'的说法，笔者认为，它想表达的应该是另一层意思，即：一味诉诸纪律约束的管理方式会限制部队主动性的发挥。主动性固然对战斗力有益，但是对军队来说，组织力才是战斗力的根本，这也正是笔者想通过这篇拙作表达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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