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海防是国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人类有了军事实践活动的那天起， 海就与战争联系在一起。据查阅相关记载：公元前485年，吴国舟师海行数千里，在黄海与齐国舟师交战，失败而返。这是目前中国历史有记载的首次海战。自此，中国海军的前身，即舟师、水师、水军不断发展。至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北洋海军舰队正式成立，前后历经2370余年。不过，由于古代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在夺取政权时，大多依靠步兵和骑兵打天下，建立政权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把镇压和作战的目标定在国内，因此，对海上力量和海防的建设未给予重视，对外基本属于有海无防。
图为广东东莞的海战博物馆。
按目前学界普遍的说法：明代以前的海防，除元代有抵御外敌从海上入侵的作用外，其余多为对付国内敌对势力或其它民族，且仅限于个别地域，没有完整的体系。因此，严格地说，只不过是海防的萌芽阶段，古代中国真正形成海防体系应是在明代。明代的海防是因为防御倭寇而形成的。据查阅相关记载：倭寇对中国沿海的侵扰，出现于南宋，元末趋于严重，至明初则更为猖獗，在前后20余年时间里，倭寇曾剽掠中国的辽东、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沿海数千里的广大地区、计约七、八百次之多。至此，古代中国海防建设才正式被提上议事日程。
图为明代《抗倭图卷》局部。
朱元璋在建立明朝之前就拥有一支规模可观的水军，建立明朝后，继续加强水军建设。明洪武三年(1370年)七月，设水军等24卫，每卫船50艘。平时每卫以军士350人保养修理战船，战时调其它卫所军队登船出海作战。24卫占洪武时期京师48卫的一半，是一支由都督府直接管辖的拥有千余艘舰船的庞大水军，它可以单独出海作战，也可以作为策应部队支持某海域的战事。与此同时，朱元璋还在沿海设卫所、造舰船，部署防御。至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广东沿海已建立4卫3所，福建5卫，浙江4卫1所, 山东3卫2所, 辽东3卫。这些卫所及其水军建立后，担负起部分陆上和海上的抗倭任务，因为配置稀疏，故还没有形成完整的防御体系。在倭寇侵犯日趋严重的情况下，沿海各地加紧修筑城池，各府县的城池因之逐渐完固。浙江沿海的6府35县，在明嘉靖三十一年至三十九年(1552—1560年)间，新筑20座，修复3座，只有靠内陆的3座县城没有城池。多数城池都用石砖包砌，外有城壕，上有台垛，坚固性和防御性超过前代。
图为明代戴璟《筹海图编》所载明代东莞大头船式。
明嘉靖末年，浙、直、闽、粤的沿海防务打破了卫所的防御区划，形成了新的防御区域。在广东，把沿海地区分成三路, 设有总兵、参将、兵备金事等官。在福建，沿海地区也分成三路，各置参将，恢复五水寨，以把总领之，另设总兵,统领全省三路五寨。在浙江，总兵之下设四参六总, 实际分成四个防区。在南直隶，分成江南、江北两大防区，各设总兵、参将、把总等，负责防守。这种区划便于统一指挥，协同作战，加强了沿海防御的整体性。其中，谭纶、戚继光、俞大献等就是在这种海防休系逐渐加强的过程中取得了台州大捷、平海卫大捷、剿灭吴平等一系列抗倭斗争的胜利, 在浙、闽、粤基本平息了后患。
明万历中期之后，辽东女真逐渐壮大，不断进攻明朝，对明构成巨大威胁。而东方的日本，彼时德川幕府放弃对外侵略政策，倭寇对中国沿海的侵扰基本停止。在这种形势下，明朝的军事重心由海防移向内陆，沿海防务出现了逐步削弱的趋势，船只、兵员一再裁减和外调，海防设施缺乏管理，损坏严重。在广东沿海的肇州府、潮州府所设的大部分水寨中，船只、兵员均裁减过半，基本失去防御和抵抗能力。在福建, 明万历二十五年(1507年)设澎湖游击, 船20只, 兵80余人。第二年，考虑到澎湖孤岛无援，遂增加一游总哨，汛期还在海坛、南日、语屿、铜山, 南澳各派哨官一员, 率坚船3只, 远哨该岛, 进行支援。后来由于粮饷不济而被裁减, 使澎湖再次形成孤立无援的局面。在北直隶，天津为京师的门户， 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 该地驻军达2万余人。但到了明天启四年(1624年)，天津海防营水陆官兵只剩2500余人，且操练尽废、舟揖器械皆不存。可见, 明万历中期到明末，海防的削弱是相当严重的，只不过还没有达到废驰的程度。
图为清末外国人拍摄的圆山水寨。其寨墙分为两层，寨墙顶部设有女墙，可以用来遮挡铳弹；寨中还有众多房屋，供军士居住。水寨还可以供船只停靠补给，照片左侧即船只停泊之处。
清代前期，广东海防以清顺治八年(1651年)“定两广官兵经制”为起点，逐渐形成了“以广州、肇庆、惠州三府为中心，以潮州、高州、琼州三镇和驻防韶州府的右翼镇为拱卫”的兵力部署和军事指挥体系。
图为柘林水兵进逼省城路线示意图。即：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戍守广东潮州饶平县柘林澳的水兵因缺饷叛变,随后集合一批东莞盐徒驾船攻击省城广州。
据查阅《清史稿》记载：清初，广东海防在战略上划分为“中、东、西”三路。中路以香山为中心，“左则东莞”，“右则新会、新宁”，形成“犄角之形”、“应援之势”。珠江口防守事关省城广州安全并影响广东海防全局，是中路海防的关键，又是全广海防的枢纽。为加强防守，清廷设广州府水师总兵官驻防珠江口，派重兵把守，又“在沿海地区部署了南澳、龙门等十多个分防营，占全省分防营的一半”。珠江口设有三道防线。从零丁洋至龙穴向北，东有“沙角”，西有“大角”，扼守进入内洋的关口，为第一道防线。再往里七里有“横当”山，前有小山“下横当”，左为武山，又称“南山”，是海船必经之处，为第二道防线。再进五里有“大虎山”，西有“小虎山”，再往西有“狮子洋”，是由黄埔进入省城的必经之路，为第三道防线”。这三道防线上清历代修筑炮台派兵防守，自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起开始修建虎门要塞，到鸦片战争前夕形成了具有13个炮台，拥有计452门大炮的庞大的军事要塞，成为广东海防的三大军事要塞之一，战略和战术意义极为突出。中路海防承担捍卫其时华南政治经济中心的重任，在三路海防之中具的地位最为重要。
图为虎门炮台遗址。
东路惠州、潮州处于广东上游，与福建接壤，是“漳泊通番之所必经”之地。其中潮州府处于闽广要冲之地，上控漳、汀二府，下临百粤，右连循赣，左为汪洋，广袤四五百里，堪称“领东第一雄藩也”。清代初期，由于郑成功盘踞台湾，对清政府所辖东南沿海构成严重威胁，故这一时期东路在广东海防中的战略地位十分突出。东路海防的重点在于加强南澳镇、柘林寨城、黄冈、蓬州所城、达濠城、大小莱芜、靖海所城、神泉巡司等处的防守。其中“柘林、南澳俱系要区，扼吭抚背”，处于福建与广东海防的中间地带，其海防意义极为重要。又为拱卫东部重镇潮州府，清廷在榕江和韩江出海口处构筑大量炮台，互成犄角，形成一个重要的海岸要塞。
图为汕头达濠古城遗址
西路包括高州、雷州、廉州三府，其地“逼近占城、暹罗、满刺诸蕃，岛屿森列”，有重要的海防、边防意义。尤其在干嘉之交，与越南西山政权有紧密联系的“旗洋”海盗盛行之际，其海防地位凸显。西路“重隘”主要有莲头港、汾洲山、两家滩、广州湾、遂溪、湛川、涠洲、乐民、海安、黑石、锦囊、硇洲等。而廉州府“尤为全广重轻，海北扼塞，两有攸寄”，钦州府为制驭安南的“折冲要防重地”。但就整体海防形势而论，西路在清代前期广东海防的地位要次于中、东两路。
图为1899年11月16日，清政府与法国签定了丧权辱国的《中法互订广州湾租界条约》，将租界内陆域统称“广州湾”租借与法国99年。
清顺治八年(1651年)，清廷设广东总督和巡抚各一人，下设水师总兵官，初步建立了广东地方的高层军事管理架构。后设广州将军衙门，处广东军事架构最高层，广州将军统辖驻防八旗，品秩列于两广总督之上，负有一定的海防职责，在清代军事战略上属于广东海防管理体制的组成部分。
图为清代水师战船资料图。
广州是清代前期全国沿海八旗驻防的三个重点城市之一。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设广州将军，将军署设在广州府西门大街惠爱第三约贞烈坊前旧靖南王府。广州将军为广州八旗驻防的最高军事长官，秩从一品，品阶列在总督之上。从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首任广州将军王永誉至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阿精阿，其中清乾隆三十八(1773)、三十九(1774)两年缺额，先后共有47人职任广州将军。广州将军之下设满洲副都统和汉军副都统各一员，秩正二品，为广州驻防八旗的领军长官。
图为广州将军府。清代在平定三番之后，这里原本是昔日的镇南王府就变成了将军府，现在的广州市将军路即昔日的旧址所在。
广州将军专辖满、汉八旗及水师旗营，自清嘉庆十年(1805)始又节制广东陆路镇协各营，即南韶连镇标、潮州镇标、高州镇标、琼州镇标、惠州协标、肇庆协标、广州城守协、三江口、黄冈协、罗定协、增城协各二营；南雄协、钦州协各一营；雷州左营、前山、永靖、连阳、惠来、骁平、潮阳、廉州、儋州、万州、和平、四会、那扶、永安、兴宁、平镇、潮州城守、石城、阳春、三水、徐闻、绥瑶等营。不过从军事架构上看，广州将军品秩列于两广总督之上，统辖驻防八旗，负有一定的海防职责，兼节制部分绿营镇协，但对绿营部队没有统辖权。事实上，基本构筑了以两广总督为最高军政长官，广州将军为八旗驻防最高长官，广东水陆提督为最高领兵长官，层层相掣的海防布防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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