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诸多动荡使得语文教育发展之路颇为曲折，虽有统治者重视，却因战争屡发而兴废无常，但此时的教育格局也因这特殊的形势产生新的特点，从官学到私学，从教育内容到教育方法，从选仕制度到学风变化，魏晋南北朝的语文教育都在原来的基础上表现出新的发展特点。整体而言，它不同于大一统的汉唐宋明，但也绝非完全式微。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语文教育概况
魏晋南北朝的语文教育，是被评为“若有若无，时兴时废”的教育，但此时也是教育制度走向多样化的时期，多种类型的官方学校萌芽、形成雏形，勃兴的私学成为学术文化繁衍之地，多元的教育内容体现着新兴学科的发展趋向，儒玄道杂糅的教育思潮适应着时代的变迁。总体而言，魏晋南北朝的教育在基本承袭秦汉教育衣钵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新特色，对随后的隋唐语文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魏晋南北朝也因此成为中国教育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
一、政治与教育制度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动乱分裂的时期，这一时期，包括三国、两晋、南北朝，前后持续约400年。220年，曹丕建立魏国政权，孙权、刘备亦相继建国，三国鼎立局面形成。265年，司马炎开创西晋政权，先后灭蜀吴。但中原统一局势仅维持了不到40年。290年晋惠帝继位，尔后“八王之乱”爆发，统治阶级内部同室操戈持续16年之久。316年，晋愍帝被掳，西晋灭亡。翌年，司马睿于建康建立政权，偏安江东一隅，史称东晋王朝。而此时，北方也正在经历五胡十六国动乱。北方曾于北魏时期统一了百余年，历经北魏、东西魏、北齐、北周，南方也屡换朝代，先后有宋、齐、梁、陈四朝，政权频繁更迭。最终，隋先灭北周（581年），后灭陈（589年），结束了三国至南北朝历时369年的混乱格局。
（一）政治格局与教育发展
1.政治动荡与教育兴废
教育的兴盛离不开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可以说，魏晋南北朝大部分时期处于政治混乱、战火连天之中，社会生产事业荒废不兴，教育事业由此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总体而言，魏晋南北朝的教育发展状况与政局情况紧密联系，和平统一时期则官学教育兴，混战动乱时期则官学教育衰。三国魏文帝黄初时曾在洛阳设太学，学生虽多，但教育有名无实。据史料记载，当时朝堂公卿以下400余人，能操笔者不足10人，学生多为避役而来；西晋初年出现短暂统一局面，设有太学还有国子学，教育形势较好；南朝政权更替频繁，官学风雨飘摇；北朝中北魏因国家统一，官学建设较好。但与魏晋南北朝官学总体的艰难处境相反，这一阶段的私学发展劲头颇大。
2.等级分化与教育等级性质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政治特点突出，门阀制度成为当时政治统治的根基，这种政治、经济上的等级特权观念也影响到了教育领域。
一方面，魏晋南北朝的一批优秀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等都出自于上流社会家族，这是因为门阀士族的子弟有更优越的生活环境、受教育条件，无论是接受官学还是私学教育，相较于庶族子弟都有较大的资源优势。
另一方面，出现国子学、宗学和四门小学、九品中正制等等级性明显的产物。西晋在太学之外另立国子学作为专门培养士族子弟的高等学府，这将在下文详细论述。北魏孝文帝时期出现面向皇室子弟的宗学和面向庶族的四门小学。魏延康元年开始设立的九品中正制加强了教育的等级化色彩。
3.社会不安与教育风气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面貌大变，教育风气也随之变化。人民饱受战争荼毒，民族精神呈低迷状态，消极的人生观盛行，老庄、佛教思想大行，与传统儒学相互抗衡、相互融合。因而教育也受之影响，教育内容不再单单局限于经学教育，佛道教育也融入其中。
（二）九品中正制与人才选拔
魏晋南北朝士子求仕，除了继承两汉的辟召察举制外，另有创新，即“九品中正制”。
魏延康元年，尚书陈群认为人才选拔制度有所不足，未能有效挖掘人才，始创“九品中正制”。每州每郡设置一名“中正”执掌选举之事，郡邑设小中正一人，州邑设大中正一人。中正最基本的职责是“定品”，依照“九品”评定品第，以此作为朝廷选官的依据。中正先按“身德才行”四个方面将自己所管区域的人才分为三等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之后根据品第升降。其有言行修著，则升进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傥或道义亏阙，则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矣。[12]小中正所品评的人才上贡到大中正，大中正核实后送达中央司徒，司徒考核后交付尚书处选用。这样州郡主持品评，中央负责授官，二者权力分开行使，相互联系，相互制约。
九品中正制是官员选拔制度的革新之举，沿用于魏晋南北朝数百年，其积极意义不可抹杀。
其一，该制度比以前的选拔制度有所改进，除人才的分类标准更加规范化外，选拔程序也比察举制有所进步。东晋、南北朝时期通过举行考试来选拔人才，主要考孝廉科、儒家经书秀才科、策问等，这是对辟召察举制的革新，也无疑对科举制有所启发。
其二，九品中正制创立初期，品评人物的标准是家世、道德、才能，三者兼顾考虑，中正一般也比较认真负责，品评人物时注意人物的才能优劣及外界舆论的褒贬，选拔出了一批有才之士。
其三，九品中正制客观上也促进了私学的兴盛。九品中正制虽剥夺了寒门庶族入仕的机会，但也警戒世家大族必须加强子弟的教育，维护门第，提高家族地位，方能于权势垄断上拥有优势。
九品中正制在初期实施时卓有成效，但日久则流弊日益显现。晋武帝时期尚书仆射刘毅如此评价九品中正制：夫九品有八损，而官才有三难，皆兴替之所由也。人物难知，一也。爱憎难防，二也。情伪难明，三也。今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荣辱在手，操人主威福，夺天朝权势。爱恶随心，情伪由己，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公无考校之负，私无告诉之忌。损政之道一也……职名中正，实为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损。[13]刘毅以八损三难概括九品中正制选拔过程中存在的弊端不无道理。
九品中正制在实施过程中也有其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中正权力膨胀，滥用私权，徇私舞弊，导致定品不公。中正势力日渐扩大，且缺乏有力的制约制度，以致有的中正在定品时徇私枉法，贪污受贿，弄虚作假，公报私仇。因而导致官员选拔制度日趋腐败，人才流失，对当时政治及社会风气造成不良影响。另一方面，品评人物授予官职重视家世轻视德才，成为门阀士族操控的工具。九品中正制实施初期，评定品第时家世仅作为参考标准之一，但后期品评标准发生变化，愈发注重出身门第，而罔顾道德才能，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也极大打击了普通百姓、庶族地主子弟的求学积极性。
二、学校与语文教育
（一）官学的变革
曹魏时期，学校教育仍主要承袭汉代。魏文帝明令建立太学，生有上千，但教育内容腐朽落后。西晋除设太学外，于晋武帝咸宁二年另设了国子学，盛极时学生多达7000人，这是我国古代教育史上设立国子学的始端，也是西晋教育的一大特点。太学与国子学在学历层次上并无大区别，但学生等级身份有别，正如《南齐书》中所提及，晋惠帝时期明确规定国子学者必须“官品第五以上”，“斯是晋世殊其士庶，异其贵贱耳。然贵贱士庶，皆须教成，故国学太学两存之也”[14]。国子学的设立保障了门阀士族的教育特权，可以说是教育等级化的外显，同时也丰富了官学教育制度，为当时培养了一批杰出人才。晋武帝当政时恰好处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之时，西晋学校教育发展欣欣向荣。但好景不长，后来五胡入侵，晋怀帝、晋愍帝先后被掳，西晋灭亡，南北割据，学校教学秩序被打乱，学校随之废止。东晋时重建太学，兴博士制，但由于政治动荡，学校也同样兴废无常。
就在东晋偏安江左时期，北方及四川少数民族纷纷建立“十六国”政权。这些国家的官学多承袭旧制，也有不乏重视教育的统治者，但大多是重视中央官学，地方官学建设有所不足。“十六国”官学教育的恢复发展在提高各少数民族文化水平的同时也为后来北魏的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
接下来的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的大分裂时期。南朝除了南宋文帝和梁武帝时期官学教育较有成效外，其他时期办学并无多大成效。南宋文帝在京师设立四大学，包括研究佛老学说的“玄学”、研究历史的“史学”、研究辞章的“文学”、研究经术的“儒学”，四大学就各自专业招生教学，后史誉之“江左风俗，于斯为美”。四科教育并施既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提高了教育的专业性。梁武帝于天监年间开设五馆，各馆置五经博士一人。馆内课程依旧是“五经”“六艺”，“旧国子学生限以贵贱，帝欲招来后进，五馆生皆引寒门俊才，不限人数”[15]。馆内定期考核，通过者委以官职。由于五馆不限资格、不限人数，所以四方来求学者人数多时达至数百。统治者的提倡带动了学校教育发展，讲诵经学形成风气。但后期因梁武帝沉迷于佛教，无暇顾及学校教育，学校渐而衰落。
北朝自北魏统一北方（439年）到东西魏分裂（534年），有百年安定期，这为北朝的教育事业起步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教育出现繁荣景象。北魏开国者道武帝以经术为先，在都城建立太学，设置五经博士。西汉虽有郡国学校，但未建立制度，到了北魏献文帝则设立乡学，每郡设一所乡学，同时设置博士助教，由此确立了郡国学校制度。后孝文帝推崇汉族文化，迁都洛阳，通过推行汉语、改汉姓、易汉服、与汉族通婚等措施加速汉化，其尊儒崇经，兴办学校，对教育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孝文帝在首创专门面向皇族的皇宗学后，又于太和二十年（496年）仿古礼设置四门小学，立博士，授儒学。四门小学属于小学教育，旨在加强少数民族的基础教育，主要面向庶族。但自北魏东西分裂后，学校毁坏严重，教育发展之路再次受阻。此后北齐、北周的教育发展都极为艰难曲折，收效甚微。总体而言，北朝的教育比南朝发达，学校制度也更为完备。
魏晋南北朝的官学发展总体概括而言呈现两大新特点。[16]
第一，从两汉时期单一的太学发展为太学、国子学并存局面到皇宗学、四门小学的设立都显示出等级教育的特点，可见教育领域士庶阶级区别愈加明显。这也表明了中央官学逐步走向多元化，此为教育发展史上的新现象。
第二，开设专科学校培养专门人才，突破了两汉以来儒学独占天下的格局，改变了我国传统以经学为唯一课程的学校教育制度，同时也是后代分科教学的开端。专科教育始于魏晋，此后玄学、史学、文学、儒学、医学、佛学、道学等专科教育相继兴起，尤以南朝学校专科学校的建立最富有特色，无论是宋文帝设的四大学还是梁武帝立的五馆，都是专科教授制度的体现。
（二）私学的兴盛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及地方的官学衰微，而私学则日益兴盛。魏晋时期的私学一般有家族教育和私人授徒讲学两大类型。此时期的家族教育无论规模、形式还是内容发展都远超前代。一是家风即士族精神文化传统的培养，此时期有数量众多的家训、家诫流传至今，如嵇康的《家诫》、陶渊明的《命子》《责子》《与子俨等疏》、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等；二是家学内容丰富，门类众多，儒道佛、文学、书法、科技等，以家传如父子相传，以及设家馆即家塾的形式为主进行传承。私人授徒讲学，主要有大家开办学馆、山林讲学、寺院讲学等，其中以开办学馆最为普遍。
魏晋南北朝私学发达主要由以下几个原因造成。
其一，政局不安、官学衰微给予私学发展的空间。官学安定则兴，战乱则废，受重视则兴，不受重视则废。面对严峻的政治问题，统治者无暇顾及教育发展，加上朝代屡屡更替，教育政策难以延续，官学教育式微，已无法承担起文化传承的重任，这样一来便给了私学发展的机会。一些有志于传播文化的人如魏的管宁，蜀的向朗，吴的唐固，西晋的李密、范平等，南朝的沈麟之、吴苞，积极投身于私学教育，聚徒讲课。
其二，思想界佛道儒融合的变化推动私学发展。自北魏正始年间开始，玄学之风刮起，佛道二教发展势头愈猛，与儒学相调和，思想界形成多元趋势，相较而言南朝受此影响比北朝的大。这为私学发展创造了宽松的氛围，同时丰富了教育内容，除经学外还有佛道玄文史等内容。一些人开始创办私学，传授各自的学说，如曹魏名儒曹洪创私学讲儒学，南朝的杜京产、何胤也曾聚徒分别教授老庄之学、佛家经典。[17]
其三，门阀士族门第观念的加强促进私学发展。门阀士族为维护家族利益，强调门第尊卑观念，他们不仅讲究等级制度，对于门风亦颇为重视，因此他们企图通过家学，代代相传，以此来树立门风，维持门第之尊。语文教育中的家学相传，有名的如曹操、曹丕、曹植三父子的文学，东晋王羲之与儿子献之、微之、玄之、操之的书法，东晋陈郡谢氏家族谢安、谢道韫、谢灵运、谢緿、谢弘微、谢庄等的文学，北魏江式一家的文字学，南朝梁萧统一家的文学。家学是组成该时期私学的重要部分，也是该时期教育的一大特点。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如此论述：公立学校之沦废，学术之中心移于家族，太学博士之传授变为家人父子之世业，所谓南北朝之家学者是也。[18]其实不仅南北朝如此，魏晋时期亦如此。
魏晋南北朝的私学教育在中国古代私学教育发展进程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积极促进了教育文化的发展。
1.弥补官学的不足，培养人才
官学的命运与政治息息相关，在官学兴短废久的时代里，其教育功能不可避免地会遭到破坏，如南朝169年间三次易代，官学每逢战乱即停废，难以形成连续、系统的教育体系。此时私学便与之相互补，相对而言私学办学形式灵活，教育连续性较强，尤其是家学，世代相传，私学的发达有利于教育的持续发展与文化传承。[19]
2.促进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的多向发展
这时期的私学有了多方向发展的趋势，涉及面甚广，虽然传统经学仍占有重要地位，但经学学习不再拘泥于章句而追求见解，同时还有道学、佛学、玄学、文学、史学、书学（即书法）、医学、卜筮学、天文、历算等学习内容，私学教授项目之多样，为两汉所不及。究其原因，是两汉时期，私学以儒经为讲授之本，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九品中正制”截断了庶族求官进阶的道路，儒学也因佛道等学说的冲击地位下降，因而读书人不再唯儒经是求，而是广泛涉猎各领域，这促进了该时期学术文化的多向发展。
3.改进教育方法、理念和教育内容
私学在发展中积累了不少优秀的教育方法，如注重读诵和钻研；先博后专，要求学生先广博学习而后专精一二门学问等。其优秀的教育方法和理念为今天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20]此外，私学教育内容也愈发多样化，广泛涉足新学科，把秦汉以来不为人所重视的“艺”融入私学教育内容中，包括数学、天文、医术、机械、律学等。
4.改善社会风气
私学家们以传道授业为己任，不慕名利，私学学生千里寻良师，求学若渴。如十六国时期郭蠫隐于临松薤谷，凿石窟而居，服柏实以轻身，作《春秋墨说》《孝经错纬》，弟子著录千余人。[21]此外也有不少学者四处求学于名师，刻苦钻研。如北朝刁冲出身豪门，在外随师，学习不舍昼夜，殆忘寒暑，学通诸经，后讲学时每年有数百人前来向他求学。
（三）语文教育内容及方法
1.识字写字教学
识字写字是当时语文教育的重要内容。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多种蒙学识字教材，据《隋书·经籍志》记载，除沿用史游的《急就篇》、东汉蔡邕的《劝学》外，还有自编的教材，如晋郎束皙撰《发蒙记》一卷，顾恺之撰《启蒙记》三卷，梁周兴嗣撰《千字文》一卷，后齐颜之推撰《训诂文字略》等，这些都是当时重要的蒙学读物。其中，三国时期多沿用汉代教材，尤其注重《论语》和《孝经》，晋代蒙学以《急就篇》为主。北朝的多半用《急就篇》《孝经》《论语》等传统儒家经典或私学学派的教材至于南朝，最有影响的莫过于《千字文》，这本识字教材编成于梁武帝大同年间。
据《尚书故实》记载：梁武教诸王书。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拓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纸，杂碎无序。武帝召兴嗣谓曰：“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而赏赐甚厚。右军孙智永禅师，自临八百本散与人间，江南诸寺各留一本。[22]
周兴嗣的《千字文》虽千字共250句，但基本无重复字，包含极为丰富的内容，句子整齐押韵，朗朗上口，便于儿童记诵。同时鲜有生僻之字，用典等也不至于艰深的程度，如开篇内容：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闰馀成岁，律吕调阳。云腾致雨，露结为霜。金生丽水，玉出昆冈。剑号巨阙，珠称夜光。果珍李柰，菜重芥姜……”
所以该文编成后，便广为流传，作为通俗识字教材长达1500年，不仅于国内汉族之间传播，还有满汉、蒙汉对照本，日本刻本，供国内少数民族及日本学习汉语。后世虽有好几十种续编或改编版本，如《续千字文》《重续千字文》《广易千字文》，但都无法如周编本那般，长久流传使用。
除了《千字文》等基本教材，还涌现了为数不少的识字教学工具书，如张揖的《古今字诂》《广雅》、吕忱的《字林》、李彤的《字指》、葛洪的《要用字苑》、殷仲堪的《常用字训》、江式的《古今文字》、顾野王的《玉篇》等。其中，《广雅》和《玉篇》影响最为深远。
在识字教学方法上，汉字的识字一般是先跟着老师认读识字课本，熟读成诵，培养学生认读能力。魏晋南北朝的识字教学，一方面沿用东汉以前的“六书法”或字形法，分析字形，帮助认字；另一方面将集中识字和分散识字结合，并用反切和四声规范字音。
与此同时，魏晋南北朝写字教学也有新的发展，这与该时期的书法艺术发展历程息息相关。此时期的书法上承秦篆汉隶，下开隋唐正楷，书体丰富，钟繇、王羲之、王献之等人的书体成为典型，楷书、行书、草书作为新型字体基本成型，至此书法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从自然走向自觉，也因此人们更加注重写字练习。练习写字是儿童初步学习书法的起点，一般请书法好的人先写范本，后由儿童临摹。于是，写字教学中也融入了书法教育。书写工具也不断改进，纸张得到普遍使用，逐渐取代了竹木简。
2.阅读与写作教学
在内容上，此时期的阅读教学无论官学还是私学始终以儒家经典为主，但也有《老子》《庄子》等玄学书籍，还有一些诗赋小说等文学类书籍。而谈到语文阅读教材，不得不提及的是南朝梁萧统编选的《昭明文选》，可以说该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语文阅读课本。昭明太子萧统（501—531），字德施，梁武帝的长子，梁代文学家。他于天监元年十一月被立为太子，未及继位即去世，死后谥号“昭明”，故后人称“昭明太子”，其所编《文选》被命名为《昭明文选》。萧统所编所著有《文集》十二卷，《正序》十卷，五言诗集《英华集》二十卷，《文选》三十卷，今唯《文选》流传。
《文选》收集了自先秦到梁，除无名氏外共129位作家的诗、文、辞、赋，细分为38类文体，共七百余篇。《昭明文选》是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自萧统以“选”命名总集起，此后便有文选、诗选、词选等。这部文选在编选标准、选材范围、编排次序、注释等方面作了有益探索，为后代语文教材编选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本。
《文选》的编选标准之一是要求“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写作经过深思熟虑，立意通过优美的辞藻表现，也就是选文注重思想内容与表达形式的统一，文质兼美。但事实上萧统更偏重于文辞华丽、声韵和谐的文学作品，因而更多收录了骈文。标准之二是详近略远，周代作家选4人，西汉选18人，晋代有45人，不收在世作家作品。
选材范围上，主要收录诗文辞赋，除少数赞、论、序、叙被纳入文学作品范围内，凡“姬公之籍，孔父之书”“老庄之作，管孟之流”“谋夫之话，辩士之端”“记事之史，系年之书”，即后来习称为经、史、子的著作一律不收录（《文选序》）。萧统区分了文学和非文学，以“能文为本”，对文学的发展有一定促进作用。
《文选》自编成后便成为重要的文学教材，甚至出现专门研究文选的“文选学”。萧统的文选只选编到梁初，于是后人接力编了《续文选》《广文选》《文选补遗》等，除此类书外，几乎各朝代都有文章选本，体例编排等颇受《文选》影响。但同时该书也存在分类过于繁杂等弊端，且对选文未作评析，对应用于教学存有不便之处。[23]
魏晋南北朝的语文阅读教学不仅在教材上有所突破，在教法学法上也形成了一些有效的方法。
教法上，由于当时盛行文人集会，互为诘难、辩论与讲学结合形成一种开放式教学模式。师生之间相互诘难、相互辩论，在此过程中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在问答与启发中引导学生。此外，私学大师徐遵明的讲经方法也颇有建树。徐遵明“每临讲坐，必持经执疏，然后敷陈，其学徒至今浸以成俗”[24]。他先让学生学习全文大意，继而以注疏为引导，使学生逐词逐句逐段理解，再引申文义，详加论述。这种教学方法后来广泛传播，成为一种教学模式。
学法上，学生形成了自己的学习方法。第一，手抄口诵。魏晋南北朝时期继承了西汉以来重视背诵的传统，流行“手抄口诵”的读书方法，边读边诵，边读便抄。其中学者王筠的学习方法颇值得后人借鉴。他的方法要点一是读书写疏记，利于过后重读省览，加深理解；二是注重背诵，“幼年读'五经’，皆七八十遍。爱《左氏春秋》，吟讽常为口实”；三是亲自抄书，以备遗忘。[25]这种写读书笔记，重视背诵和抄书备忘的学习方法至今仍有所流传，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第二，学无常师。魏晋南北朝的读书人常外出求学，择师以才学为准。如徐遵明曾师从王聪、张吾贵、孙买德，唐迁等，后不出院门六年，读《孝经》《论语》《毛诗》《尚书》《三礼》等，终成名儒。[26]又如李谧初求学于孔璠，数年后学业精通，孔璠反过来向李谧请教。同门生赞赏道：“青成蓝，蓝谢青，师何常，在明经。”[27]这表明魏晋南北朝时期已逐渐冲破汉代重师法家法的旧框架。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创作风气盛行，人才辈出。上文提及的宋文帝专门开设四个学馆，其中文学馆即专门从事文章研究与教学之地，可见当时写作教学所得到的重视程度。当然，写作教学蓬勃发展也离不开当时文学创作理论研究的突飞猛进。学者们多方研究写作规律，总结诗歌文章写作的经验，品评诗歌文章的水平高低。锺嵘的《诗品》对汉魏以来五言古体诗进行了总结，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和刘勰的《文心雕龙》对文学创作及作品批评等进行了深刻探讨，这些著述都为后世写诗作文提供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至于写作教材，《昭明文选》不仅是优秀的语文阅读教材，也是经典的写作指导教材，成为后世诗文写作的范本。此外还有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集》和《文章流别志论》，前者是各种作品的选集，后者是对各种文体和作家进行评论的专著，可惜二书现都亡佚，唯留《志论》残文十余篇，清严可均编的《全晋文》卷七七中有辑其佚本。
写作能力培养方面，在儿童接触写作初期，多作韵文。一般先写诗，此外还有赋赞等一类的韵文。同时应用文使用范围广，亦不可忽略其写作，主要包括公文和一般通俗应用文。
这时期的写作训练有以下几种形式：一是拟作。模仿别人的文章训练写作，在魏晋时期尤为盛行。二是自拟题目或师长命题作文。三是自作或代长辈写应用文。四是跟随长辈参加写作活动。[28]
三、学风与贡献
（一）玄风来袭与语文教育
儒学自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便占据着正统思想的地位，使得封建社会在社会制度、思想道德、民俗习惯方面都有一套规范准则可依。但自东汉末年起，战乱不断，大一统的国家政治格局被打破，儒学亦随之遭受质疑。到了魏晋，战火下生灵涂炭，此时老庄学说便兴起为一大思想潮流。玄学正是由当时研究《老子》《庄子》和《周易》这“三玄”而得名。
随之，玄学的清谈学风于魏正始年间兴起，后世称为“正始之音”。清谈承袭自汉代清议，双方反复辩论学术问题，主要是针对玄学问题，后又增加佛家内容，主要有一人主讲式、二人辩论式、多人讨论式。何晏、王弼为当时的创始代表，何晏著有《道德论》，王弼著有《周易注》及《老子注》，二人倡导“贵无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后又有西晋“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刘伶等，东晋周弘正、张讥等，他们取佛家、道家的思想，追求个性解放，反对圣贤，大胆抨击礼教，形成一种放纵的士风。刘宋时期玄学馆设立，与儒学、史学、文学并立，可见其已得到统治者和社会广泛认可。
这种玄学思想缘何诞生于此时呢？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
一是当时的社会历经转变，政局不稳，外有夷敌入侵，内有政权纷争，人民于水深火热中饱受煎熬，战争不仅使百姓颠沛流离，生活秩序遭到破坏，也使其内心遭到极大伤害，容易产生消极的人生态度。因此，玄学崇尚“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契合了当时人们的精神态度。
二是魏晋时期，政权为门阀士族所垄断，无论是东汉末年选士所用的辟召察举制度还是魏晋开创的九品中正制，都逐渐为世家大族贵胄子弟直接进入仕途所利用，寒门儒生难以再通过学儒学后考试以获得入仕资格。经学衰落，为玄学文化生长提供了契机。
三是魏晋时期的士人或对现实失望，或不愿意卷入政治斗争中，开始对政治等避而不谈，转而研究玄虚的老庄思想。顾亭林在《日知录》中描述道：“魏明帝殂，少帝即位，改元正始，凡九年。其十年则太傅司马懿杀大将军曹爽，而魏之大权移矣。三国鼎立，至此垂三十年，一时名士风流盛于洛下，乃其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即此诸贤为之倡也。自此以后，竞相祖述。”[29]可见士人所谈话题由具体事实转向抽象原理，由切近人事变为玄远理则。
刮起的玄学之风对语文教育的影响有以下方面。
1.由重视习章句转向通意旨
讲读儒家经典时渗入老庄思想，儒道逐渐调和，讲经时由重视习章句转向通意旨。这种变化主要出现在南方。一方面，从事儒家教育的不少学者兼通儒玄，他们授课或有所侧重，或儒玄并举；另一方面，原本儒者讲经，受汉代考据之风的影响，往往重视每字每句的解释，注重说理，难免烦琐死板，有所拘泥。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言意之辩”成为清谈的一个重要辩论话题，以荀璨为代表的“言不尽意”论强调“言有尽而意无穷”，以王弼为代表的“得意忘言”论也认为象是为了存意，只要能得到意就不用拘守于用以存意的象，言是为了明象，只要得到象就不用拘守于用以明象的言。二者的理论都得到了不少人支持，直接推动经学支离烦琐学风的变迁，讲经更多聚焦于意旨理解，言简意赅，不再局限于字眼。[30]
2.提高了社会对语言教育的重视度
玄学清谈是双方以讲究修辞和技巧的谈说辩论来辩论学术问题，要求参与者思维活跃、知识广博、语言技巧高超。语言是清谈的重要利器，可“辞约旨达”，可“辞条丰蔚，花灿映发”，这也相应地带动了社会对语言教育的重视。提供语言训练材料的书相机而生，例如有东晋裴荣记录汉魏迄两晋的知名人物精彩应对的故事，命名《语林》，以及南朝宋刘义庆根据《语林》等前人著述组织编纂的《世说新语》，主要记录了汉末到刘宋时名士贵族的趣闻轶事及清谈玄言。一些士族子弟也因其家庭教育更加重视语言技巧的训练，长期在清谈环境里受到耳濡目染的熏陶，具有较强的语言应对能力。[31]
3.深刻影响官学教育制度
上文提及南朝宋文帝开设专门的玄学学馆传授玄学和道家学说，这在教育制度上有开创意义。泰始六年（470年）宋明帝始创集藏书、研究、教学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大学总明观，设五科（后其中的阴阳学一科取消），其中就包括玄学，继承了宋文帝的分科教授制度，但同时又有所改革，从文帝的四科单科性质的大学（学馆）发展成在综合性大学（总明观）里实施分科教授制。这种种变革，与玄学教育思潮脱不开联系，深刻影响了唐代增设专科的学校教育制度。
（二）佛学传播与语文教育
西汉末年，佛教开始传入我国，但发展较为缓慢，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发展逐渐加速，隋唐时期更是达到鼎盛。其在该时期总体发展趋向繁荣的原因与玄学的兴起原因颇有相似、相关之处，如社会动荡，政治黑暗，普通百姓与士族因对现实、对儒学不满而信仰佛教；统治者支持佛法，北朝除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时发生过禁佛事件，其余历代帝王倾向扶植佛教，南朝向佛氛围更为浓厚，宋齐梁陈各代君主都崇信佛教，一些君主大肆建寺造塔，如文成帝造山西云冈石窟，孝文帝建洛阳龙门石窟，更有甚者如梁武帝数次舍身佛门，陈文帝也常因幸佛寺而不理政事；而玄学的清谈注重析理的风气也促进了具有哲学内涵的佛理传播。因而，佛教广泛传播。统治者热衷佛教，西僧来华及僧侣西行取经人数渐增，并出现了不少高僧，如魏晋南北朝早期的著名僧侣鸠摩罗什及其得意弟子僧肇和竺道生、南方佛教首领及净土宗鼻祖慧远等，许多佛教宗派都于此时期建立，佛教译经规模也不断扩大，出现了专门的译场以供翻译佛教经典之用，佛教信仰者倍增。
这时期的佛学与儒道呈现逐渐融合的趋向。有佛学者用儒学、玄学来改造佛学，弘扬佛教，统治者也借用佛学来弥补儒学、玄学的不足，巩固政权，这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三教合一，为佛学中国化奠定了基础。南朝魏晋时期许多人兼通儒玄佛之说，如三国东吴的牟子和康僧会在出家之前已精通儒道之学，一些僧侣在讲学过程中也兼采儒道学说来阐释佛家经典，如支道林援引周易、老庄来解佛理，借助玄学的表达方式宣讲《般若经》等佛经，深入浅出。
佛教传播不仅对当时的政治、思想产生作用，对语文教育的影响亦不可小觑。
1.佛教寺院教育影响了后代的书院教育
佛教思想的传播也需要媒介，因而佛学者们建立了寺院教育体制，培养大量知识僧侣，不仅培养了一批佛学继承者，也为后代书院的建设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参照。南朝流行禅林讲经，如释慧远在庐山聚徒讲经，后这种讲经形式为书院所继承。寺院教育中门户开放、自由讲经的风气促进了书院开放式教学之风的形成，同时寺院教育重视教学方法，讲究自学自悟、质疑问难法等，也在后来书院教育中得以应用。佛寺的清规戒律对于书院的教学制度也颇有影响，朱熹制定《白鹿洞书院揭示》这一南宋书院的学规模范，就是汲取了佛教寺院教育中制定规章制度的经验。
2.佛教用语影响了汉语的词汇和四声系统
在古代汉语的外来词中，最多的来自佛教用语，刹那、般若、三昧、真谛、涅?、伽蓝、世界、不可思议、恍然大悟等，均是翻译佛经时所诞生的新词语。佛教传播和佛经翻译不仅扩充了汉语词汇量，丰富了汉语基本词和根词，也加速了汉语词汇的双音化。也有学者认为，沈约发明的平上去入的四声体系也是受到佛教影响，并为后世格律诗的创作打下了基础。
3.佛教文化影响了当时的文学创作
魏晋的玄言诗、南北朝的山水诗，都不同程度受佛教影响，玄言诗由原本纯粹道家之理转而融汇佛家之言，一些玄言题材也改为山水题材。赋和小说也在佛教影响下扩大了内容题材的范围。谢灵运的《山居赋》在描写山水中融入佛理，李颙的《大乘赋》直接以佛教入题，铺叙大乘佛教。此外，《维摩经》《百喻经》等佛教故事推动了南北朝志怪小说的创作，干宝的《搜神记》就是其杰出代表。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中所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32]由此，佛教思想进入小说，甚至出现专门宣扬佛理的志怪小说，佛经中的许多故事也成为小说创作的素材，同时佛经故事叙事性强的特点被志怪小说借鉴应用。
（三）语文教育在继承与革新中发展
魏晋南北朝的语文教育具有承上启下作用，它一方面继承了秦汉教育的基本模式，另一方面又革故鼎新，在探索中迂回前行，对后世的语文教育具有一定的指引作用。可以说，没有魏晋南北朝的语文教育的奠基，则无隋唐语文教育的兴盛。
第一，从学校教育制度的演变来看，中央官学由单一的太学发展为国子学、太学双轨发展，地方官学由于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了巩固自身统治、加速本民族汉化而得以受重视，正式确立了地方官学制度。
第二，从私学发展来看，魏晋南北朝的私学突破以往的旧传统，弥补了官学教育的不足，为社会提供了大量人才。私学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做出巨大贡献，私学教育中所总结出来的许多教学方法及教学经验为后世教育所沿用，私学家们以传播文化为己任、私学学生不畏艰难寻良师的精神，亦为后世所敬仰。
第三，从教学内容来看，魏晋南北朝的教育冲破独尊儒术的囚笼，相继开创史学、文学、佛学、儒学、书学、律学等专科教育，这是我国专科教育之始端，多学科教育更加适应社会发展需求。
第四，在人才选拔制度上，此时期辟召察举制的继承，九品中正制的首创、科举制的萌芽，均在无形中成为该时期的语文教育风向标，也影响着我国后世人才选拔思想及教育思想的发展趋向。
第五，从民族融合角度来看，魏晋南北朝语文教育的发展有力促进了民族融合。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为了赢得民心、巩固政权，积极鼓励汉化，继而带动整个社会的汉化之风，也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交融，教育的文化传播功能在此刻显现出极大的功用。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语文教育思想
一、傅玄
傅玄（217—278），字休奕，北地郡泥阳县人，魏晋之际的文学家、思想家。傅玄堪称多产作家，除《傅子》外，傅玄今存诗赋文章共228篇（首），在文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并以平实拙朴为基本风貌，自成一家。《傅子》一书，体现了其教育思想。
（一）傅玄的教育思想概说
傅玄对许多教育问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教育具有塑造人性、培养贤才、化民成俗的功能，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他认为教育是提高人内在修养的重要方式，内在修养比外在修饰更为重要。因为“心”是万理之统，“天下不正，修之国家；国家不正，修之朝廷；朝廷不正，修之左右；左右不正，修之身；身不正，修之心”。只有通过教育即“修心”，逐渐扩充人的内在道德修养，才能使主体具备内在的伦理自觉。而其语文教育理念是源于上述基本的教育理念，认为语文教育对塑造人性发挥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其教学内容则以儒家经典为主，“三本”“五常”是其核心学说。当然，人性的塑造是一种知识内化的过程，而不是简单地触及皮毛的诵经就能完成的，“论经礼者，谓之俗生，说法理者，名为俗吏”，不能打动人心的诵经活动不是真正的教育活动，因而无益于塑造人性。
同时，他认为教师应修炼个人素质，渊博的儒学知识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是一个教师必备的品质。学校和社会是教育的两种重要途径，均须发展。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些教育理念无疑极具创新及突破性，在西晋初年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此外，傅玄的教育思想继承和发展了汉代以前的儒学教育理论，对隋唐时期的国家教育产生了一定影响，在中国教育思想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和作用。[33]
（二）傅玄的教育思想言论
1.教育塑造人性
人之性如水焉，置之圆则圆，置之方则方。（《丛书集成·傅子》卷三）
参考译文：人的本性就像水一样，将它放入圆形容器中它便是圆形，放在方形容器中，则是方形。
人皆知涤其器，而莫知涤其心。（《丛书集成·傅子》卷三）
参考译文：世人皆知要洗干净器具，却不知道要洗涤自己的心灵。
傅玄认为人性如水一样是可以塑造的，教育是塑造一个人的最好方式。同时，环境对于人性的培养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名言便出自傅玄，因此傅玄提出“涤心”比“涤器”更重要。
2.教育培养才能
贤者，圣人所有共治天下也。（《傅子·举贤》）
参考译文：贤能的人，圣人可任用其共同治理天下。
人之学，如渴而饮河海也，大饮则大盈，小饮则小盈，大观则大见，小观则小见。（《丛书集成·傅子》卷三）
参考译文：人的学习，就像口渴了前往河海饮水，大口喝则有大收获，小口喝便有小收获，从大处观察有大发现，从细微处着眼则有小发现。
傅玄认为，为国家培养贤才是教育的根本目的，也是语文教育的目的。教育的倒退是秦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以史为鉴，傅玄极力主张教育是培养治国贤才的重要方式。同时，以人渴了前往河海喝水作比喻，表明了教育资源及教育环境的重要性，它们是影响教育质量不可忽视的因素。
3.语文教育的内容
傅玄十分重视儒家经典，提出“崇儒尚学”，认为“夫儒学者，三教之首也”，儒家学说高于诸子学说，“圣人之道如天地，诸子之术如四时。四时相反，天地合而通之”。因此，对儒学要“尊其道，贵其业，重其选”[34]。他认为：《论语》，圣人之至教也，王者之大化，而《墨子》兼爱是废亲也，短丧是忘忧也。可见，傅玄认为儒学最适合作为教育的内容，而其他家的学说多少有不妥之处。
傅玄主张以儒家“三本”“五常”为核心的学说作为教育的内容，以建立“以礼教兴天下”的有序社会。“三本”指君臣、父子、夫妇间的从属关系，其形成要以五常的潜移默化为前提条件。五常指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信条。[35]因而，语文学习便从这五种道德信条而演化出的内容展开。
夫仁者，盖推己以及人也，故己所不欲，无施于人。（《傅子·仁论》）
参考译文：仁人，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所以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不要强加于他人。
经之以道德，纬之以仁义，织之以礼法，既成而后用之。（《傅子·校正》）
参考译文：用道德、仁义、礼法培养一个人，成功了方可任用他。
此外，傅玄还重视历史，主张用历史教化人，他曾经参加编修曹魏国史《魏书》，所著《傅子》的中篇收录了编《魏书》时留下的部分手稿，外篇为三史（《史记》《汉书》《东观汉记》）故事，是读史札记。在阐发教育理论时，傅玄提出了历史教育问题，认为历史教育有益于人生、有益于国家，历史兴衰的经验教训须引以为鉴。他主张在语文教育中，应注重选文背后的历史，读史使人明智，历史教育有益于人生发展，提高人辨别是非的能力，从而更好地认识自己，培养全局观念，达到更高的人生境界。因而，语文教育中应注重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而不是纯粹地进行知识灌输。
4.教师的修养
教师是文化的传递者和智能的开启者，教师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语文教学的质量。傅玄认为，发展国家太学教育，必须驱走滥竽充数的博士，“选明师以训之”，遴选有真正学问的有德之人充任太学博士。太学博士不仅要有渊博的儒学修养，还要具备良好的品德，这样才能言传身教，造就高质量的贤才。
心正而后身正，身正而后左右正，左右正而后朝廷正，朝廷正而后国家正，国家正而后天下正。（《傅子·正心》）
参考译文：心里正直才能人正直，人正直才能使身边的人正直，周围的人正直朝廷才能正直，朝廷正直才能国家正直，国家正直，天下才能正直。
教师的修养提高实质上是以文化手段进行自我补充、自我调整的过程，学校的教师（博士）和民众教化之师（各级官吏）都要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完善自己，特别是在品格修养上不断下功夫，努力做到“心正”。自己正直了才能影响学生，影响身边的人，对家国天下建设起重要的作用。傅玄的“正心”说抓住了教师修养的核心，是对《大学》中“矩之道”的继承和改造。
二、颜之推
颜之推（531—591），字介，琅琊临沂人，南北朝至隋朝著名历史学家、文学音韵家和教育思想家，其语文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颜氏家训》20卷中。《颜氏家训》是现存的较完备的一本教诲子孙的书，除教育思想之外，还多处谈到修身、齐家、处世的经验。
（一）颜之推的教育思想概说
颜之推认为，学习也是一种职业、一种技艺，其目的在于增长知识，砥砺品性，从事工作。在学习过程中，颜之推主张要了解书所表达的思想内容，而不应该在单一方面据理考证；他提倡学习要善于提出疑问，要与他人互相交流才能够得到启发。而在教育的过程中，颜之推推崇教育时间要尽早，教育环境十分重要，要慎重选择师友。
（二）颜之推的教育思想言论
1.教育意义
颜之推认为，教育的意义，在于“利于行耳”“多智明达”。学习知识，不仅能够增长知识，还能弥补自己的不足，更能够避免沦为“小人”，保持自身“千载冠冕”的显赫社会地位。[36]
夫所以读书学问，本欲开心明目，利于行耳。（《颜氏家训·勉学篇》）
参考译文：人之所以要读书学习，本来只是为了开发自己的心智，提高认识的能力，以利于自己的行动。
生而知之者上，学而知之者次，所以学者，欲其多智明达耳。（《颜氏家训·勉学篇》）
参考译文：一生下来不学习就会的是上等人，通过学习才明白事理的是次一等人。之所以要学习，就是要使自己知识丰富，学问通达。
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以此观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颜氏家训·勉学篇》）
参考译文：有人即使世代相传都是平民百姓，但由于懂得《论语》《孝经》，还可以给别人当老师；有些人，虽然是世代相传的世家大族子弟，但由于不会书写，最终还得给别人耕田养马。由此看来，怎能不勉励自己努力学习呢？如果能够熟读百卷经书，就永远不会沦为低贱小人。
谚曰：“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世人不问愚智，皆欲识人之多，见事之广，而不肯读书，是犹求饱而懒营馔，欲暖而惰裁衣也。（《颜氏家训·勉学篇》）
参考译文：谚语说：“积蓄财产，不如学点技术。”各种技艺中最容易学习而且值得崇尚的，莫过于读书了。世上的人不管是愚昧还是智慧的，都想认识很多的人，见识很广的事，但却不肯读书学习，这就好像想吃得饱又懒得做饭，想穿得暖和又懒得做衣服。
2.教育方法
（1）及早教育。
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颜氏家训·勉学篇》）
参考译文：人幼小的时候，精神专注敏锐，长大成人以后，思想容易分散。因此，对孩子要及早教育，不可失了良机。
然人有坎壈，失于盛年，尤当晚学，不可自弃。（《颜氏家训·勉学篇》）
参考译文：人总有遭遇困厄的时候，壮年时失去了求学的机会，更应当在晚年时抓紧时间学习，不可自暴自弃。
颜之推从自身的学习经历出发，总结了人生各阶段的学习特点，强调要及早接受教育。同时，由于各种原因在壮年时没有接受教育的，更应该抓紧时间，而不能自暴自弃。
凡庶纵不能尔，当及婴稚，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诲，使为则为，使止则止。比及数岁，可省笞罚。（《颜氏家训·教子篇》）
参考译文：普通人家的孩子纵然不能如此（采用皇宫里的胎教方法），也应当在孩子知道辨识大人的脸色，明白大人的喜怒时，及时加以教诲，使他懂得该做的就及时去做，不该做的就绝不能做。这样，等他长大几岁时，就可不必使用打竹板的方式来使其反省了。
（2）风气养成。
吾家风教，素为整密。昔在龆龀，便蒙诱诲；每从两兄，晓夕温凊，规行规步，安辞定色，锵锵翼翼，若朝严君焉。（《颜氏家训·序致篇》）
参考译文：我家的门风家教，向来是严谨细密的。在我小的时候，就经常得到诱导教诲；每天跟着两位兄长，早晚侍奉双亲，冬天温被，夏日扇凉，一举一动都合乎规矩，神色安详，言语平和，走路大方得体，行为恭敬严谨，就像在给父母大人请安时一样。
虽读《礼》《传》，微爱属文，颇为凡人之所陶染，肆欲轻言，不修边幅。年十八九，少知砥砺，习若自然，卒难洗荡。二十已后，大过稀焉；每常心共口敌，性与情竞，夜觉晓非，今悔昨失，自怜无教，以至于斯。（《颜氏家训·序致篇》）
参考译文：我虽然读了《周礼》《春秋》经传，也有点喜欢作文，但是由于与一般平庸之人相交往而受到熏染，放纵私欲，信口开河，且不修边幅。到了十八九岁时，才稍微懂得砥砺品性了，但已经习惯成自然，最终还是难以彻底改掉不良的习惯。到二十岁过后，太大的过失很少了；经常一旦信口开河，心里就警觉起来，理智与感情抗衡，夜晚觉察到白天的错误，今日追悔昨日的过失，自己哀怜小时没有得到良好的教育，因此才发展到这种地步。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序言篇》里面谈到了风气的重要性。小的时候在父母的教导之下，行为举止非常端正，但父亲去世之后，两位哥哥忙着工作，颜之推就不知不觉染上了恶习，并且这种恶习很难改正过来。在这里就给我们启示，风气对于教育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人在年少，神情未定，所与款狎，熏渍陶染，言笑举动，无心于学，潜移暗化，自然似之；何况操履艺能，较明易习者也？（《颜氏家训·慕贤篇》）
参考译文：人在年轻的时候，精神性情尚未定型，与一些情投意合的朋友朝夕相伴，受其熏陶濡染，一言一笑，一举一动，即使没有存心去学，但不断潜移默化，自然而然地就跟朋友相似了。何况操守德行和本领技能，都是明显容易学到的东西呢？[37]
颜之推指出，青少年的性格尚未定型，可塑性很强，这个时候非常容易受到周围朋友的影响。
3.学习方法
（1）勤奋好学。
自古明王圣帝，犹须勤学，况凡庶乎？（《颜氏家训·勉学篇》）
参考译文：自古以来的那些圣明帝王，尚且需要勤奋学习，何况普通百姓呢？
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犹贤乎瞑目而无见者也。（《颜氏家训·勉学篇》）
参考译文：从小就学习的人，就好像日出的光芒；到了老年才开始学习的人，就好像手里拿着蜡烛在夜间行走，但这总比闭着眼睛什么都看不见的人强一点。
人的一生都要坚持学习，不要浪费时间。
古人勤学，有握锥①投斧②，照雪聚萤，锄则带经，牧则编简，亦为勤笃。（《颜氏家训·勉学篇》）
注释：①握锥：指战国时苏秦第一次游说各国失败后，亲人看不起他，受到刺激后发愤读书，为防瞌睡以锥刺股。②投斧：指文党投斧求学之事。文党在没有上学的时候，和别人一起到山中伐木，他对同伴说：“我想到远处求学，我现在试着把斧子投掷到大树上，如果老天让我求学，斧子应该是挂在树上下不来。”文党把斧子扔出去后，抬头一看，斧子果然挂在了树上。
参考译文：古代著名的勤学之人，有的用锥子刺大腿以防瞌睡；有的投斧于高树、下决心到长安求学；有的映雪勤读；有的用纱袋子收聚萤火虫用来照明读书；有的耕田种地时也不忘带上经书；有的在放羊时摘蒲草截成小简，用来写字。他们都是勤奋好学的人。
（2）虚怀若谷。
《书》曰：“好问则裕。”《礼》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盖须切磋相起明也。见有闭门读书，师心自是，稠人广坐，谬误差失者多矣。（《颜氏家训·勉学篇》）
参考译文：《尚书》上说：“喜欢提问则知识充足。”《礼记》上说：“独自学习而没有朋友，就会孤陋寡闻。”看来，学习要共同切磋、互相启发，这是很明显的道理。我见过不少闭门读书的人，自以为是，在大庭广众之中经常出差错、谬语连篇。
夫学者，所以求益耳。见人读数十卷书，便自高大，凌忽长者，轻慢同列。人疾之如仇敌，恶之如鸱枭。如此以学自损，不如无学也。（《颜氏家训·勉学篇》）
参考译文：学习是为了求得进步的。我却看到有的人读了几十卷书，就自高自大起来，冒犯长者，轻慢同辈。大家憎恶他像对仇敌一样，厌恨他像对恶鸟那般。像这样因为学习而给自己的品行招致损害，还不如不要学习。
爰及农商工贾，厮役奴隶，钓鱼屠肉，饭牛牧羊，皆有先达，可为师表，博学求之，无不利于事也。（《颜氏家训·勉学篇》）
参考译文：推而广之，甚至那些农夫、商贾、工匠、僮仆、奴隶、渔民、屠夫、喂牛的、放羊的，他们中间都有在德行学问上堪为前辈的人，可以作为学习的榜样，广泛地向这些人学习，对事业是大有好处的。
颜之推主张为人要虚怀若谷，不要骄傲自大。学海无涯，应该虚心。读书就应该多问，向朋友讨教，共同切磋。
（3）注重实践。
纵不能淳，去泰去甚。学之所知，施无不达。世人读书者，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无闻，仁义不足。（《颜氏家训·勉学篇》）
参考译文：即使不能使风气纯正，也可以去掉一些过分的行为。从学习中所获取的知识，到哪里都可以运用。而现在的一些读书人，只知空谈，不能行动，忠孝谈不上，仁义也欠缺。
南北朝是崇尚玄学的时代，颜之推对此批评道，只知道纸上谈兵，却不懂得运用知识去指导实践，这样学习的意义何在呢？
谈说制文，援引古昔，必须眼学，勿信耳受。（《颜氏家训·勉学篇》）
参考译文：谈论撰写文章，引证以往典故，必须亲自阅读研习，千万不可道听途说。
颜之推很重视亲身观察所获得的知识，认为只有用眼睛看到的，即亲眼所见、亲自经历，才能有切身体会。
第三节 小结
在离乱年代中坚守下来的魏晋南北朝语文教育，堪称“继汉开唐”，不仅促进了特殊时期的民族交流与融合，也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虽然社会的分裂动荡给魏晋南北朝的语文教育带来许多不利因素，但该时期探索如何完善封建社会教育体制的步伐从未停止；人才选拔制度的变革、社会风气的变迁都在潜移默化中对语文教育发挥影响，官私学教育制度和内容的发展，更是直接影响了语文教育的走向。在此大背景下，官学制度渐趋完备，私学瓦解了独尊儒术的教育体制，两汉皓首穷经的局面改变了，文学、玄学、佛学、天文、数学等都进入到教育领域，语文识字写字教学、阅读写作教学的内容和方法都有了新突破。此时的魏晋南北朝语文教育充满生命力的激流正在涌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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