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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移民、土地和汉人地位三方面说一下汉人在金朝统治下的境遇：
一、双向移民政策下的对汉人的驱使
与辽代吸引和驱赶大批汉族人民北走塞外建汉城不同,金代移民是双向的。女真统治者既强迫大批汉人继续向塞外直至遥远的金上京地区迁移,同时又组织女真及塞外其他民族的猛安谋克户向中原迁徙。
这种大规模的移民潮,在短时间内的确破坏了中原地区的社会经济,但是,从长远来看,则是促进了北方各民族的融合,推动了塞外少数民族地区的封建化。
后来伴随女真统治者进攻宋朝战争的推进,又有大批女真及塞外其他各族猛安谋克人户还人中原地区。女真人占领中原之后,也像攻占辽泰州那样迁徙猛安谋克户屯田。早在天会五年(宋靖康二年,1127年），金朝就开始向中原地区迁移猛安谋克户了。灭北宋以后,金天会十一年(宋绍兴三年,1133年),“是秋,金左副元帅宗维悉起女真土人散居汉地,惟金主及将相亲属、卫兵之家得留”。这次迁移大批猛安谋克户至中原，目的是为了巩固对新占领地区的统治。
后来,天会十五年(宋绍兴七年,1137年)废伪齐,金再次向中原迁移猛安谋克户。
金占中原以后,先后立了张邦昌和刘豫两个傀儡政权,令其管辖原属北宋统治的黄河以南地区,而黄河以北广大地区,从一开始就直接由他们自己统治。因此,向上述两个地区移驻猛安谋克户是分别进行的。
海陵迁都燕京之后,还有一次大规模向南移驻猛安谋克户屯田的行动,“贞元迁都,遂徙上京路太祖、辽王宗幹、秦王宗翰之猛安,并为合扎猛安,及右谏议乌里补猛安,太师勖、宗正宗敏之族,处之中都。斡论、和尚、胡剌三国公,太保昂,詹事乌里野,辅国勃鲁骨,定远许烈,故杲国公勃迭八猛安处之山东。阿鲁之族处之北京。按达族属处之河间。正隆二年,命兵部尚书萧恭等,与旧军皆分隶诸总管府、节度使,授田牛使之耕食,以蕃卫京国”。
这种迁移,主要的当是为了让上述地区民族混杂,以削弱其反抗,并且以女真人监视其他民族以求政治上的稳定。
二、猛安谋克户占夺汉人耕地
最初,女真人还没有在中原屯田的打算,而只是掠夺人口和财富,“贼之来虽有少钞掠而不杀害人民,比去听过皆残破,其所得汉人并削发使控马荷担,得妇女好者掠去,老丑者杀之,自京师至黄河数百里间井里萧然,无复烟爨,尸骸之属不可胜数”。
女真统治者用这种残酷杀掠的办法，制造了大片无人区,于是,当他们在中原地区建立起了稳固的统治之后,就有了大批的“官地”可供他们分配给猛安谋克屯田户。
猛安谋克屯田户,其数量众多。据记载,内迁至“山东、河朔军六十余万口”,而且还有“不逞辈窜名其间”。学者推算“大定二十三年在中原的猛安谋克约有户三百九十四万,口九百六十九万”。这些移居中原的猛安谋克户,小集中而大分散,与汉人错居。
大定二十年(1181年),金世宗对宰臣说:“猛安谋克人户,兄弟亲属若各随所分土,与汉人错居,每四五十户结为保聚，农作时令相助济,此亦劝相之道也。”这些猛安谋克,定居中原以后,金朝将汉人的耕地占夺为“官田”,然后,再对屯田户“计其户口给官田”。
这的确很像魏晋隋唐时期的均田制,故张棣在《金虏图经》中就径称为“均田”。只是这种“均田”,对屯田军户来说,比北魏及隋唐的均田政策更为优惠。
由于女真人原来生活在地广人稀的地区,不缺少耕地,因此,从不讲求精耕细作,屯驻中原以后,仍然是粗放经营,土地肥力下降之后,即弃置不耕,并认为是分给他们的土地有问题。于是,女真统治者又借囗分给屯田军户的耕地“薄瘠”,遂又故伎重施,重新强夺百姓的田地为官田,直至大定十七年(1177年),“复以近都猛安谋克所给官地率皆薄瘠,豪民租佃官田岁久,往往冒为己业,令拘籍之”。
金世宗明知他下令拘籍的所谓“官田”就是百姓的耕地,但他却对省臣说:“官地非民谁种,然女直人户自乡土三四干里移来,尽得薄地,若不拘刷良田给之,久必贫乏,其遣官察之。”在这种强盗逻辑的指导下,金朝统治者借“拘籍官田”的名义,对汉族百姓的耕地进行肆无忌惮的掠夺。
大定十九年(1179年)十二月,金世宗在与宰臣谈话中承认,有的地方,仅因地名为“皇后庄”、“太子务”之类,“便为官地,百姓所执凭验,一切不问”。他虽然指出这种做法不妥,但三年后,此类事件仍在继续发生:“工部尚书张九思执强不通,向遣刷官田,凡犯秦、汉以来名称,如长城、燕子城之类者,皆以为官田。此田百姓为己业不知几百年矣,所见如此,何不通之甚也。”
章宗以后,继续大规模夺占汉族农民耕地。泰和四年(1204年)金章宗得知陕西六路括地时,“其间屯田军户多冒名增口,以请官地,及包取民田,而民有空输税赋、虚抱物力者”。“山东、河朔上腴之田民有耕之数世者,亦以冒占夺之。”
金后期,受到新兴起的蒙古侵逼,被迫将统治中心由中都迁到南京(今河南开封)。大批原已定居河北的屯田军户又随金朝廷举家迁至黄河以南。于是,金朝又面临一个如何养活这些南渡军户的问题。
贞祐三年(1215年)八月,“先以括地事未有定论,北方侵及河南,由是尽起诸路军户南来。共图保守,而不能知所以得军粮之术”。“遂命右司谏冯开等五人分诣诸郡,就授以荒官田及牧地可耕者,人三十亩。但是,这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随着金统治地区不断缩小而变得越来越严重。
屯田军户享受种种优惠,百姓的耕田却无端被占夺,“兵日益骄,民日益困,养成痈疽,计日而溃。贞祐之乱,盗贼满野,向之倚国威以为重者,人视之以为血雠骨怨,必报而后已,一顾盻之顷皆狼狈于锋镝之下,虽赤子不能免。”
兴定元年(1217年)九月有人上奏指出:“今之军士见屯者无虑数十万众,而家口又数倍于军。彼皆落薄失次无所营为,唯有张口待哺而已。岁入有限,日给无穷,久不改图,徒使农民重困而军户亦不得安帖。”
女真猛安谋克户屯田,不仅限于中原,甚至远及他们与南宋作战的重要战场一陕南地区,“金人久不得志,则还据凤翔,授甲屯田为久留计”。
北宋元丰间天下垦田“四百六十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六顷，内民田四百五十五万三千一百六十三顷六十一亩,官田六万三千三百九十三顷”。
当时官田只占全部垦田数的1.37%。经历宋金之际的战乱,百姓流亡,出现大量无主荒地,于是金代官田遽增。特别是宋金交界地区,官田所占比例更大。明昌三年(1192年)六月据尚书省奏,南京路仅牧地就有六万三千五百二十余顷,陕西路也有牧地三万五千六百八十余顷。仅南京一路的牧地比元丰间的全部官田还要多。
三、金朝境内汉人的身份和地位
金朝在其统治汉地实行按照民族区分户等。在按照民族区分的三类人户（本户、汉户和杂户）中,包括契丹在内的汉户,在总人口中占最大比例。
根据财产状况，汉户又有“主户”、“客户”之分。主户指城市中有房产和乡村中有地产的人户,客户则是指无恒产的人户。客户没有属于自已所有的土地,因此只能佃种别人的土地。
作为佃户,他们的生活是极为艰难的,他们不仅要受地主的剥削,同时还要向官府缴纳租税。“炎凉愁里过,陵谷暗中迁。素拙生生计,寻耕下下田。为嫌频告籴,却恨不逢年。外催租吏,长妨对圣贤。”金末李俊民的这首诗具体反映了当时贫苦自耕农的经济状况:他们耕种的是最次的田地,频频告贷,却还要应付官吏催租讨债。自耕农尚且如此,广大佃农经济状况之恶劣,就更可想而知了。
女真人早在金朝建立以前及尚未进入中原时就已经产生了债务奴隶制度,这是一种原始社会末期开始出现的富有者奴役贫苦社会成员的制度。
因此,初占中原,女真统治者就大肆掠夺平民为奴。天会八年(宋建炎四年,1130年)甚至发生将客户一律籍没为官奴婢的事件。此外，女真统治者还明令把他们的债务奴隶制度推广到中原，以欠公私债务者为奴隶,天眷元年(宋绍兴八年,1138年)“是夏,金元帅府下令诸欠公私债无可还者,没身及家属为奴婢以偿之”。
金军在战争期间掠夺的大批生口、奴隶,都归猛安谋克占有，猛安谋克户屯驻中原以后,已是普遍畜奴,多者一户就有奴隶二百口，少者也有一二人。女真人虽然普遍占有奴隶,但当时的奴隶制度仍然是在氏族组织内部发展,这种奴隶制表现为主人对奴隶不能全权处置,而必须接受房亲及村老的制约。
金朝的奴隶有多种，其中尤以“驱口”数量为多。女真统治者不仅在征服中原过程中俘掠良人为驱,既占中原之后,他们在镇压汉族人民反抗的战争中仍然重复这种罪恶行径。贞祐四年三月陈规上言揭露纥石烈鹤寿在镇压河北红袄军时,不仅残酷杀害起义者,并且还乘机加害无辜百姓,掠良为驱。
此事发生的时间下距金亡只有二十多年,这足以说明自金初以来,女真统治者就一直未曾停止掠良为驱的罪恶勾当,而且被掠为驱者不仅限于汉人,还有“本国人”——即女真人。金朝私人占有的驱口,除战争中掠夺的之外,也有很多是经购买或典雇而获得的。
这说明金朝统治时期,由于有诸多来源,驱口的数量是相当大的,以致这一受压迫最为深重的人群对金朝统治足以构成极大的威胁,所以统治者才不得不采取措施限制和减少驱口的数量。
早在金太宗天会七年(1129年)就曾诏令“军兴以来,良人被略为驱者,听其父母夫妻子赎之”。既然是“良人”被略为驱,还要由亲属“赎之”才能脱离驱籍,这说明女真统治者对于“略良为驱”仍然是予以认可的。
在如何对待驱口的问题上,金朝统治者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他们极力要维护奴隶制度,要保存大批的驱口。在镇压汉族人民起义的过程中,即使有赦免的诏令,驱奴也不在赦免之列。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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