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李岗本是中原大地极为普通的小村庄，但是1977年当地村民一个极其正确的举动拉开了这个村庄未来名满天下的序幕。据裴李岗遗址最早的发掘者之一李友谋先生的回忆，1977年4月，当他们正在整理唐户遗址的资料时，裴李岗村的村民李铁旦将平整土地挖出的石磨盘、石磨棒以及陶器送交当时的新郑县文物保管所，并要求派人到现场收集已挖出的文物。李友谋、崔耕、薛文灿等人有感于这批文物的重要性，便赶至裴李岗村进行抢救性发掘。之后，随着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对裴李岗遗址公共墓地的发掘引起了学界对裴李岗文化的热烈讨论。
当年发掘裴李岗墓地的遗址西区
位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大地一直都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但是自1921年安特生发掘仰韶遗址至裴李岗遗址被发掘前的60年间，学界对于中原地区考古学文化的探讨始终多集中于仰韶文化至殷墟时期之间，而对于早于仰韶文化的遗存知之甚少。至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新郑裴李岗遗址和武安磁山遗址的发掘，学界开启了对前仰韶时代史前文化的探索。
裴李岗文化是前仰韶时代诸多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杰出代表，主要分布在今河南省境内大部，北到林县、安阳，南抵南阳盆地、信阳、潢川，东至杞县，西可达三门峡卢氏、灵宝。其主要分布区位于嵩山周围，以郑州西、南部地区遗址发现最多，分布最为密集。目前河南省内已调查发现的裴李岗文化遗址有160余处，主要分布于冲积平原和浅山河旁阶地，属于同时期文化发现较多者。其中，唐户遗址的发掘者推测其裴李岗时期文化遗存分布面积可达30万平方米，是同时期面积最大者。而贾湖遗址通过三十余年地持续发掘和研究，向世人展现了相对发达的生业经济、令人注目的复杂物质文化和丰富的精神世界。
相对发达手工业展示了裴李岗文化具有较强的生产力，尤其是打磨精良的石磨棒、石磨盘和石镰，不仅说明裴李岗人具有一定的食物采集和加工能力，而且也反映他们具有对非本地生产的远方石料资源的掌握。通过制作生产工具则利于裴李岗人对动植物资源的获取和利用。相关研究表面裴李岗人已经开始种植粟、黍和水稻，同时也采集枣、梅、野葡萄、橡子、榛子、栎果、核桃、菱角、莲藕等。裴李岗人可利用的动物资源也很丰富，主要猎取的野生动物有野猪、梅花鹿、獐、牛、野兔、竹鼠、羊、龟、鳖、青鱼以及各种蚌类，驯化的动物有猪、狗和鲤鱼，甚至有些晚期遗址家猪所占的肉食比例超过了野生动物。此外，裴李岗文化也出现了当时年代最早的陶窑，这使得居民陶器烧造无论在质量还是产量均有所发展，特别是对裴李岗遗址泥质陶片和夹砂陶片的检测，其温度可达960℃和900℃，这样的烧造温度与夏商时期的陶器相差无几。
裴李岗遗址出土的石磨盘和石磨棒
在具有一定生产力的基础上，裴李岗文化先民也有着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裴李岗遗址发现有陶猪、陶羊、陶人面等陶塑，反映当时居民根植于生活的艺术创作。贾湖遗址出土的数支由丹顶鹤尺骨制作的骨笛，能够发出七个音阶以外的变化音阶，被认定是世界上最早可吹奏的乐器。同时，在贾湖遗址的龟甲、骨、石器和陶器上均发现一些刻划符号引起学术界的深切关注。李学勤先生认为龟甲上的某些符号与殷墟甲骨文相仿；陈星灿和李润权则认为龟甲和骨笛共同构成神职人员执行礼仪活动的响器；冯时先生认为贾湖遗址的龟甲契刻文字虽然可能不是汉字，但使人们重新认识占卜刻辞的历史。反映了先民对早期文字的探索，并而龟甲上的刻符则可能与龟灵崇拜或占卜有关。此外，贾湖遗址出土的绿松石串饰和象牙雕版不仅体现裴李岗文化相较同时期高超的器物加工技艺，也反映先民们丰富的的精神文化生活。
多年来学术界通过类型学比较研究发现位于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与西部的老官台文化，北部的磁山文化，东部的后李文化和北辛文化，南部的城背溪文化和彭头山文化以及东南方向淮河流域的双墩文化均有或多或少的联系。韩建业对裴李岗文化与周边地区的交流总结道：“裴李岗文化强盛时对外扩张影响，将渭河流域、汉水上游和黄河中游以北地区与之紧密联系在一起；衰败时又向东迁徙，其文化因素深深渗透到黄河下游和淮北地区的文化中”，从而认为在距今8200年至7000年间的裴李岗时代，已有了以中原为中心的“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萌芽。所以，位于中原腹地的裴李岗文化对新石器中期我国中东部地区考古学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起到了重要的起承转合的作用，开启新石器时代中原地区文化与周边其他区域间文化交流的先河，使得中原地区在满天星斗的史前时代虽不是引领者却是融合者。
裴李岗文化陶器及周围诸文化中的裴李岗文化因素（引自《早期中国 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
四十余年过去了，裴李岗文化成为我国史前文化重要的一环。然而，近些年来的研究多集中于淮河流域的贾湖遗址，而当年的文化命名地，华夏腹心地带郑洛地区的典型代表——裴李岗遗址则显得较为沉寂。2017年时值裴李岗遗址发掘40周年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开展了新一轮的裴李岗遗址发掘。此次发掘进一步确认了裴李岗遗存分布面积可达5至6万平方米，为我们正确认识遗址在区域聚落形态中的等级地位提供了更科学的依据。
新发现的木骨泥墙和白灰墙皮，暗示遗址可能存在较高等级的特殊建筑。浮选、水选发现的大量碳化动植物遗存，为我们量化考核当时的生业经济形态提供了新的证据；残留物分析已确认发现有水稻、黍等植物遗存植硅石及种子；首次明确确认裴李岗时期存在细石器小石片工艺等旧石器晚期传统。墓葬残留物分析也发现有与制作麻有关的证据，染成蓝色的植物纤维也显示可能与纺织技术有关。旧石器晚期的石器加工场、鸵鸟蛋壳穿孔饰品加工场面积分布较大，堆积较厚，技术特征可能还存在早晚差别，对我们研究中原地区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早中期文化面貌变迁，从采集狩猎经济向种植农业转变等关键问题，提供了新的科学发掘资料。
时光荏苒如白驹过隙，距裴李岗遗址上一次发掘已逾40年。在这40年之中，中国考古学已经今非昔比，聚落考古的发掘理念已经早已深入人心，多学科综合研究已经是每一个考古发掘项目的标配，各地方对遗址和文物的保护也愈加重视，适度地公共考古宣传也是考古人反馈社会的另一种方式。裴李岗遗址内涵较为丰富，在新的发掘理念和技术手段的加持下，裴李岗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将在中国境内的新旧石器过渡、定居的产生、农业的起源与初步发展、陶器及磨制石器的生产与运用等学术问题上做出新时代的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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