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群雄逐鹿，战火纷飞，是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
原有的社会秩序被打破，伴随着在这场纷争中的胜利者的不断出现，新的社会秩序逐渐建立起来，但新生的少数民族政权并没有一套完整的既能管理少数民族又能统治汉族的政治体系。
这个时候，先进的中原封建文化成为北魏统治者的最好的选择，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就是少数民族统治者吸收封建文化、制度的过程。
北朝司马氏家族与北朝皇室、少数民族大族缔结的婚姻关系，除了是其在北地位的体现，从另一个方面看，也是民族融合的体现，这种融合将汉族血统融入少数民族之中，这些“混血儿”既传承了汉族文化，亦有少数民族的归属感，是沟通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桥梁；
通过这样一代代汉族血液的融入，北朝少数民族的汉化程度也愈加彻底。
司马楚之娶北魏河内公主，生下司马金龙，司马金龙有汉鲜两族血统各一半；司马金龙两任妻子都是少数民族，第一任妻子钦文姬辰为鲜卑族，第二任沮渠氏为鲜卑与匈奴的混血，司马金龙四个儿子都只有四分之一汉族血统；
司马悦之子中司马显姿、司马朏、司马裔也都与鲜卑族缔结姻亲关系，其汉族血统进一步稀释；
由此看来，司马氏家族到魏短短四代，其汉族血统就已经融入少数民族之中。但是在鲜卑皇室之中，这种变化却是完全相反的。
汉族世族血统源源不断地融入少数民族之中，使其少数民族基因代代减少。
以宣武帝为例，司马显姿的汉族血统虽已经所剩无几，但她所嫁的宣武帝，作为鲜卑宗室，其少数民族血统却也只有六十四分之一，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
宣武帝之母文昭皇后高照容是出身渤海高氏；其父孝文帝的少数民族血统亦只有三十二分之一，他的生母李夫人，出身汉族，是南郡王李惠之女。
可见，这种姻亲关系的缔结，所带来的的影响是双向的，不是少数民族的单纯汉化，也不是汉族单方面融入少数民族群体；这种血缘种族上的融合推动了文化上的交融。
嫁入北朝宗室和少数民族高门中的汉族之女，自小接受传统汉文化的教育，她们为鲜卑家族中带去汉族伦理观念，中原文明习尚等；特别是嫁入宗室中的汉族女子，她们对北朝历代皇帝的汉文化教育，促进了北朝皇帝对汉文化的认同，是北朝民族融合得到统治者支持，进而逐步深入的重要原因。
历经几代，拓跋氏宗室在汉文化的教育之下，褪去了少数民族的粗狂之性，他们“博极群书，兼有文藻”俨然是一位儒雅之士。同样的，接受鲜卑高层文化教育的鲜卑公主以及少数民族大族之女，其文化素养必然是不低的。
她们嫁入汉族，其身上的少数民族习尚，为汉族大族内部注入新的活力，在日常的潜移默化中，必然会对汉族家族的家风有所影响；南北朝时期社会风俗南奢北俭。
此外，司马氏族人北逃路线、入魏后担任的官职，以及北朝统治者对其态度的变化，也体现了北朝民族融合的进程。
道武帝拓跋珪执政时期，大量招徕汉族有识之士，但此时的司马氏族人宁愿入南燕、后秦也不入北魏，通过探析其中原因，可以发现当时北朝民族融合的进程。
道武帝拓跋珪虽任用汉族士族，但其汉化意识并不强烈，对汉族士人的任用多是为了让其帮助立国建国，以及防止其入敌国麾下，成为敌人之助力；
多是基于其政治能力的考虑，而不是对其所代表的的汉文化的接纳。所以当大量的汉人进入北魏政权，对北魏文化进行同化时，作为中原胜利者的拓跋珪有了强烈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促使他人为地对这种文化融合进行阻止；
具体就体现在他杀崔逞、贺狄干等人身上；与崔逞不同，贺狄干是鲜卑人，因被后秦扣留多年，而深受汉文化的熏陶。
在明元帝拓跋嗣执政时期，与司马氏家族一同入魏的刁雍，曾上表请求自效于南境，拓跋嗣同意了，封他为建义将军。但却只有其名，手下并无兵力，刁雍“遂于河济之间招集流散，得五千余人”；
对于司马楚之，拓跋嗣虽也给予使持节、征南将军、荆州刺史等官职，但却并无给予其兵力作战的记载，直到太武帝拓跋焘执政，才有了司马楚之带兵作战的史料记录。
在太武帝拓跋焘执政时期，司马楚之在对刘宋、柔然等的战争中，功勋卓著，拓跋焘封其为云中镇大将、朔州刺史，以示嘉奖。
司马楚之在北魏与刘宋的边境一带的人民之中颇有风望，并且司马楚之的愿望就是征讨刘宋；拓跋焘却将有着南方基础的司马楚之安置于北方，可见，虽然欣赏楚之之才能，但其对于司马楚之并不完全信任。
在拓跋嗣一朝，北奔南人徒有官名无实权，到了拓跋焘执政，情况有所好转，但仍旧没有得到统治者的信任。
这反映出，这时期的民族融合程度虽有所加深，但北魏统治者却并没有完全接受、信任汉文化。司马楚之死后，其子金龙袭爵，金龙任吏部尚书后，金龙弟宝龙袭任云中镇大将、朔州刺史。
他们的爵位官职之所以能够世袭，其背后所反映的其实是北魏汉化过程中的一次逆流。太武帝时，在崔浩的主持之下，北魏进行汉化改革，在改革过程中，北迁士人出力甚多，例如：王慧龙、袁式、毛修之等；
但因其改革措施触及了北魏鲜卑贵族的利益，而导致崔浩以及与崔浩有牵连的世家大族全部被杀。这极大地破坏了汉化进程。
而这种破坏演变到政治上就是，北魏君主不敢大量起用汉人，导致朝中新任汉族官员稀少，在此情况之下，司马氏家族官位爵位才得以世袭。司马氏家族的世袭情况，在孝文帝朝有所改变；
孝文帝执政期间，民族融合趋势已不可阻挡，加之孝文帝极力推行汉化政策，所以孝文帝一朝对汉族士人的任用又多了起来。司马氏家族作为从南而来的汉族士族，仕于北魏少数民族政权之下。
其民族身份的不同，加之处于民族融合的大环境之下，使得司马氏家族在北的发展情况成为民族融合大势下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相互碰撞、融合的缩影。司马氏家族成员的婚姻关系、官职任免，无一不体现着这一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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