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文丨张叔观天下
编辑丨张叔观天下
《左传》有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军礼兼具祀与戎，是中国传统五礼中的重要一礼，是与决定国家命运的军队相关的礼仪，献俘礼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战争和礼看似是不相关的两件事，然而，中华自古以来就是礼仪文明之邦，“以礼治国＂是几千年来延续无改变的古训。
从夏商周三代以来，既以礼治国，又以礼治军，从而达到了一种＂礼中有兵，兵中有礼＂，礼和兵相互交织融合的局面，并一度成为兵家之学的主流。
战争既有胜败，对于战后的处理，连结战胜方与战败方的便是俘获的人和物的处理，这逐渐形成一项重要的礼仪，即献俘礼。
宋建国之后，献俘礼继承唐后期的献俘礼仪制，经过前期的实践进一步制度化，发展成为国家程式化的一部分。
北宋时期的献俘礼从一种普通军礼，发展演变成为国家城市化的一部分，其背后所蕴含着的是北宋时期国家政治，以及社会状态的变化。
本文将探讨北宋时期献俘礼的变化原因，以便于更好的了解窥探北宋时期社会政治方向与生态的变化。
宋朝取代在五代十国中已发展成为强国的后周，其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远在各个国家之上，太祖时期就完成了除北汉之外的国家大一统。
皇帝个人威望迅速上升，在平南汉和南唐胜利的露布中，出征将帅争相将战争的胜利归功于皇帝个人。
这是与历史发展大势皇帝个人权威不断加强相适应的。宗庙祭祀一直是祭祀中极重要的环节。献俘礼虽历经变化，但告庙社之礼一直存在。
春秋遇有战事，必在宗庙举行隆重的战前＂治兵＂大礼，祭庙的目的，其一是为了取得祖先对军事活动的认可，其二是为了求得祖先的庇佑并且对敌实施惩罚。
《礼记·王制》中记载，＂天子将出征，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妳，得于所征之地；受命于祖，受成于学。＂
军祭，可以说是商周以来的祖先崇拜和宗法制度在军事活动中的集中体现。因此在战争取得胜利之后，须得举行向宗庙献停祭告的礼仪，以此来表达对祖先庇佑和恩惠的感谢，即＂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以讯滅告。＂
人君即便是受俘也秉承着＂受命于祖＂的观念，是暂代祖宗受功，献俘的重点不在人，而在神和祖。唐初，献俘之礼仍循旧制，献俘于庙社。
至高宗时，出现先献俘于陵寝，后献于庙、社的献俘礼。玄宗时首开口楼献俘的先河。但是唐代的礼典中并没有明文规定关于皇帝受俘的内容。
翻检《大唐开元礼》，关于皇帝受俘只在＂皇帝亲征告太庙＂中一言而过＂凯旋告日，陈俘滅于南口之外，北面西上，军实陈于后。＂
大和三年（８２９年）八月，太常礼院上奏献俘誠之仪注，备其陈设及奏歌曲之仪，之编入新礼，唐朝献俘礼至此基本定型。
既然编入新礼，则说明当时官方礼典开始规定皇帝受俘之礼仪内容。五代十国时期的献俘之礼，献俘于君主的趋势更为明显。
北宋建国，初定献停之仪于太祖开宝四年（９７１年）五月，有司以帛系刘銀及其属官，先献太庙、太社，宋太祖御明德口受刘銀俘。
《开宝通礼》和《太常因革礼》的军礼部分均已不存，不能从宋初和中期的这两本国家礼典中看到献俘礼的具体礼仪。
《太常因革礼》军礼首卷既是皇帝亲征祭告、凯旋祭告、献停賊御楼宣露布，这与《大唐开元礼》中以告庙、社礼为主大不相同。
这表明皇帝受俘不再只是暂代祖宗受功，而是整个献俘礼仪过程中极为重要的环节。政和制礼，献俘礼巧入到命将出征仪的内容中，为＂师旋奏凯＂与＂御楼献俘宣露布＂条。
其中＂师旋奏则＂条规定了太庙、太社的告献之礼，＂御楼献俘宣露布＂条则详细规定了皇帝受俘的各项具体礼仪。
包括御座、御喔的摆设，文武百僚、献俘将校和献俘位的排列，皇帝乘舆升楼，红练袋和索扇制，具体负责献俘和宣露布的官员。
在《政和五礼新仪》之前的礼典中没有对皇帝受俘有如此详细明确的礼仪规定，而且在宣德口楼献俘中，皇帝不仅高高在上，还保持相当程度的神秘。
出席献俘礼的人员不仅包括献俘将校、文武百官，还有诸方客使，献俘位是西向序立，俘庚是俯伏待罪。
由皇帝现场裁决对俘虏的奖惩，整个献俘过程都是在皇帝的主导之下，体现的是皇帝个人的无上权威和献俘过程中庄重的仪式感。
献俘对象的重点由祖宗转变为君主，这是君主的影响力和形象得到极大提高的表现，是君权不断扩大和强化的结果。
这在北宋对兵权的控制上尤为明显，枢密院三衙统兵体制使兵权＂一分为三＂，带兵出征的将领是临时任命，战睾结束既向朝廷归还统兵枚，将领是受命于皇帝而不是受命于祖，尤其反映在以阵图约束将领上。
所谓阵图是指皇帝事先制定出具体的作战方案授予出征的将领，在太宗时还常常任命＂排阵使＂，即根据阵图进行排阵的将领。
而且作战时，将领按照阵图行事，即使战败也可以不被追究；相反，若违背阵图，即便打了胜仗也要承担因违反诏命而被治罪的危险，＂将从中御＂得到彻底贯彻。
在战争中，君主的个人因素大大增加，战争的胜利不再仅仅是得到祖先的庇佑，而多半來自君主的英明，因此献俘的对象也从祖宗转为皇帝本人。
告庙宜社是作为传统延续下来，献俘于皇帝是将校将战争的胜利归功于皇帝的表现。宣露布除向天下臣民公布战败方的罪行，还颂扬了皇帝的恩德和替天行道的正义性。
皇帝个人权威的得到极大提升，这是君主独裁统治下的必然。宋代政治较其他朝代而言，文明理性的程度较高。
这一情况的形成体现于礼制方面就是皇权主动选择以礼治国并参与其中。在礼制领域，皇帝并非只是掌握权势而自外于礼法之外者，而正是这一制度空间的建设者与维护者，使皇帝与士大夫处于共同的制度空间之中。
唐末五代以来兵变频繁，使宋代的皇帝和士大夫形成一种观念，认为武将如若位尊权重，必然会尾大不掉，形成方镇割据之患。
因此北宋建国不久就建立了一整套防范武人专权的军事统御体制。首先是建立枢密院一互衙统兵体制，使兵权一分为三，即枢密院有调兵之权，却不掌管军队。
三衙掌管军队，却无调兵之权；遇有战事，由皇帝任命率臣领兵出征。其次是实行重文轻武、以文制武。
枢密院长官一般都由文臣担任，并且通过以文臣主兵，用宦官督查，以阵图错制等手段来削弱和限制将领的指挥权。
但北宋立国之后的首要任务是统一各个割据地方的王国势力，朝廷尚武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是五代尚武之风的延续。
随着统一战争的结束，尚文之风占据优势，在兵制上体现尤为明显。北宋初，地方部署、管辖之类的军职专用武将，至太宗时参用文臣，实行以文制武。
真宗以后，以文臣任统兵官，督率武将，便逐渐成为惯例，安抚使、经略安抚使之类，往往都由文臣担任。由尚武向尚文的转变实质是国家策略的转变。
北宋一朝国家统治策略的转变主要有两个点，一是太宗后期，太宗第二次北伐幽州岐沟关战败之后，收复燕云十六州完成大一统的作战意图失败，迂军开始南下进攻北宋。
君子馆之战中，太宗以攻为守的策略再次导致宋军战败，宋朝开始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守，并在汪军发动的一系列易州大战中获得成功实践。
＂守内虚外＂军事上的体现是对外战争的保守内缩，不仅告诫边将＂不得妄生边事＂，还下诏要求＂坚壁清野，勿与战＂，以夸耀武功、展示军威的献俘被冷落。
太平兴国年（９８２年）丰州刺史王承美遣弟献俘之后未曾再见献俘阀下之史实。北宋对外统治策略的转变的第二个点是宋神宗时期。
神宗意欲复中国旧地，武开边，雪祖宗屡战不胜之耻，鉴于契丹的强大和当时西夏内乱不断，神宗采取西进策略，并实行正碗的先断其两翼。
即占据河撞、阻断西蕃的战略战术，于元丰四年（１０８１年）发兵三十万，分五路大军合击西夏，虽然此次作战整体失利，但占据兰州、米脂寨等重要战略要地。
正是神宗重启的这次宋夏之战，此后三十余年宋夏之间战事频繁，但与西夏立国初期对宋屡战屡胜的情形大不相同，此次宋夏双方胜负交织、有胜有败。
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夏在同宋的争战中逐渐失去了原有优势，渐居下风。而对于北宋而言，虽然未能实现一举消灭西夏的战略目标，但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已然不易，已是超越祖宗的大功一件。
哲宗元祐二年（１０８７年）崇政殿受俘鬼章青宜结，徽宗崇宁三年（１１０４年）端口受赵怀德降俱可以归入宋夏战争中。
在此时举行盛大的献停和受降就是为了向西夏及周边部族展示宋朝大国之威仪、皇帝之仁义，意图以军事威势使其臣服，尚武之风渐起。
到宋神宗朝堂兴起开边运动，尚武风尚虽有所转强，但是鉴于开边成果不大，尚武之风并未转为主流。
标榜恢复神宗新政精神的宋徽宗虽然延续了开边和礼制建设，但是终究未能在军事上取得大的胜利。
文化制度建设的成果《政和五礼新仪》在军礼中将受降和献停的各项礼仪做了详细的规定，意在展示其仪式的威严圧重和皇帝形象的髙大神秘，但也正因此饱受华而不实的垢病。
由尚武到尚文，太宗以后宋朝军事上保守内缩，难以再现对外征战的胜绩，遂使崇尚武功、夸耀军事威势的献俘礼也日趋消巧，不被重视。
神宗之后的武力开边、主动出去改变了北宋长期以来的军事守势，战争中的小胜也促进尚武风尚的渐起，意在彰显国力和军事实力的献停礼也重新兴起。
参考文献
[1]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论略稿[M]．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
[2]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M]．北京：中州书画社，１９８３
[3]邓广铭．程应缪．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８４
[4]下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８
[5]周文柏．中国礼仪大辞典[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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