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辅制度是我国古代史上最重要的朝廷中枢体制之一。作为中国历史自中古迈向近世的拐点，宋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均化现出与其它朝代有所不同的特点，这一时期的的宰辅制度也别具特色。
它在继承隋唐时期三省制政治架构的基础上，又发展出新的特征，体现出集体领导、群相协商的基本原则，为北宋时期政治、经济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科举制度为北宋宰辅机构提供了大量新鲜血液。北宋的知名宰臣，如李沉、寇准、范仲淹、王安石等都是进士及第者。根据张希清先生的考证，北宋92名宰相中，通过科举考试而入仕的有83人，176名副宰相中，科举出身者则达到172人。
录用科举考生最少的太祖朝，进士及第者占当朝宰相总数50%，而英宗、神宗、哲宗、徽宗四朝，这一比例竟高达100%。科举考试甄选人才的标准较以往的选拔机制出现了很大的进步，它用客观的考试成绩代替随意性较大的推荐模式。
再加上北宋进一步完善了科举制度，废除了公荐，限制门荫。考试的公平性获得了很大提高，给宰辅机构灌输着源源不绝的活力。著名的庆历新政与熙丰变法中，宰辅机构中的改革派人士几乎通过科举考试入仕，正所谓“三百余年元臣硕辅，鸿博之儒，清强之吏，皆自此出，得人为最盛焉。”
北宋的士大夫们承蒙天子的赏识，不由得感激涕零，誓将“致君尧舜”作为对统治者的报答。这种风气下的士大夫文化带给北宋宰辅成员明确的责任感，宰相们大多数都以劝谏统治者为荣，批评起皇帝从不客气。如赵普曾与宋太祖讨论某官员是否应该升迁，太祖不喜此人，坚决不同意。
赵普曰：“刑赏天下之刑赏，非陛下之行赏，岂得以喜怒专之！”宋太宗欲伐契丹，宰相张齐贤上书称：“家六合者以天下为心，岂止争尺寸之事，角强弱之势而己乎！是故圣人先本而后末，安内以养外。人民本也，疆土末也！”因促成宋辽澶渊之盟而名垂青史的宰相寇准，几乎是半强硬的要求宋真宗前往前线视察以振奋士气。
封建社会自古以天子为至尊，任何冒犯皇权的行为都被视作大逆不道，即使是对知识分子较为宽容的北宋，这样的直言极谏也很有可能会遭致厄运。士大夫们之所以敢于犯颜直谏，正是因为他们将包括“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进取精神与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在内的士大夫文化作为自己行动的准则。
这一准则最终上升为衡量宰辅大臣们尽职与否的价值标准，如果宰辅成员不符合这一标准，就不能继续留在中书任职。不少宰辅成员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便一走了之，绝不贪图荣华富贵。如仁宗朝参知政事吴育曾因政见不同与同列激辩，“殿中皆失色”。吴育正色道：“臣所辩者，职也。顾力不胜，愿罢臣职！”
除了主动辞职的，被罢免的宰辅成员中，也有相当多数是因为在位期间无所建明所致。如太宗朝参知政事贾黄中虽然性格端谨，廉白无私，很受人们尊重。但在职时期过于谨小慎微，迟迟不见有所作为，太宗即刻以处事不符合宰辅成员的标准的理由将其罢免，出知襄州。
再如端拱元年（998），“有霍马周者击登闻鼓，讼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平章事李防身任元宰，属北戎入寇，不忧边思职……授肪右僕射罢政。”贵为宰相的李防竟然被一介平民扳倒，可见这一准则己经被整个社会视作共识。统治者选拔宰辅成员时，也主要考察对方是否有足够的责任心。
如北宋初年的翰林学士陶谷。尽管满腹经绝，博通古今，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但人们一致认为此人私心太重，不足以担当重任，所以太祖始终都没有任命陶谷为宰相。总之，与统治者共治天下的志向所构成的士大夫文化，充当着维护北宋宰辅制度的价值标准与道德判断，成为支撑此制度运行的精神力量，即发挥着模式维系的功能。
以真宗朝为起点，北宋士大夫专政的确立，导致皇权的概念一分为二。皇帝权力中的实践意义与象征意义互相分离，前者为实体性的皇权，后者则是象征性的皇权。
士大夫专政发展成熟后，士大夫阶层掌握了政务从决策到实施的整个过程。作为实体性的皇权于其无从插手，也不需要插手，因为政权系统如同一台庞大的机器，一旦确定了组织结构以及运行逻辑，便可以自动运转，其巨大的惯性连皇帝也无法抗拒。
如景德元年（1004），契丹南犯，面对大臣们请求皇帝前往不同地点视察的呼吁，宋真宗毫无主见。最终在宰相寇准的强力要求下，才被迫前往澶州视察，此后一直到“澶渊之盟”签订为止，整个战争进程中，真宗如同牵线木偶一般被寇准等人操弄着。
几乎所有军政大事，都被把持在寇准手里，以至于范仲淹用“左右天子，如山不动”来形容寇准的所作所为。寇准的政敌王钦若事后也对真宗说：“澶渊之役，陛下，准之孤注也。”以宰相为代表的北宋士大夫阶层竟然能够做到“左右天子”，将皇帝作为与敌国谈判的孤注的地步。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实体性的北宋皇权已经衰落，并从政权中渐渐分离。这一现象不光存在于北宋，历史上各个封建王朝的发展过程中，皇权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类似的衰落趋势。
王瑞来先生也认为，“考察传统中国的皇权走向，从断面的历史看，在每一个朝代，伴随着从王朝创立到王朝衰微，实体性的皇权都经历了一个由盛到衰的过程。”失去了实体权力的皇帝不再干涉宰辅大臣们的日常工作，而是变成一颗橡皮图章，凭借皇权的象征性概念继续存在于国家政权之中。
上述一系列蝴蝶效应的最终结果，使封建政权得长期延续。人们常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对于封建社会来说，只有皇权属于绝对的权力。
随着皇权走向象征化，绝对的权力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士大夫专政互相制约、互相合作的制度设计。这就有效地遏制腐败等对政权本身造成恶性损害的因素发生作用，另一些不太知名的社会问题，也可通过系统的自我调整得到缓解。
任何群体都不是铁板一块，北宋的士大夫政治家们几乎在任何时候都存在着不同的政见，部分人甚至达到水火不容的地步。但至少在北宋前中期，限制皇权，建立并维持士大夫专政成为该群体一致认同的愿景，引导着他们搁置争议，为实现这一共同目标而努力奋斗。
宋代依旧是五代十国的延续，它先后受到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的长期威胁，外部环境险恶，能够在历史上顽强存在320多年，士大夫专政的政治架构功不可没。
维持一种社会制度长久运行的最重要机制，就是大家互相协商、彼此合作的集体领导制。它能集结群体大多数成员的力量，确保该制度能始终沿着一条可持续的轨道运行，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种种失误也可以及时弥补。
倘若集体领导不复存在，便失去了防止组织运转失序的重要手段，极有可能促使整个制度走向衰败。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时刻借鉴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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