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终于轮到说隋唐时期的永济渠邢台段了，这个很难说，但也不得不说，硬着头皮说也得说，因为近世的大运河不用说，是穿越历史的活态遗产，在这明摆着呢。隋唐宋金邢台段的运河，有两点可以肯定:一是它和东部边境的京杭大运河不是一回事，但也绝不能说它就是卫运河，历史的变迁没那么简单。二是它在今运河，包括卫运河之西，这个位置关系也毋庸置疑。但这属于浅尝辄止、小得即满，不是认真的人应该有的态度。考古是认识历史的一个好方法，但和'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一样，考古也不是万能的，需要文献资料相互佐证，除非有铁板钉钉的证据证明考古结果，否则持怀疑态度总是没错的。更何况，考古成果要受到从业人水平高低的制约。100年前，王国维开始倡导'二重证据法'，总不是无的放矢。
以下，先从隋唐宋金大运河邢台段的考古成果开始入手。不过在此之前，先修正之前的一个观点:
我曾在《邢台运河记》(十)中说，北宋《太平寰宇记》在叙述永济渠清河县段说:'永济渠，东南去县十里。'认为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理由是北宋时期的清河县治和唐咸通以前的位置是不一样的，前者是在后者的基础上东南移动十里，所以再引用《元和郡县志》的说法，显然是行不通的。但后来又仔细地捋了一遍《太平寰宇记》中的这一段史料，发现我可能说错话了。原文是这样说的:
高齐自厝城移郡及武城县于今贝州西北十里故州城，其城即汉信成县理。後周建德六年平齐，于郡理置贝州，郡亦不废。隋开皇三年，废郡，以郡所领县属州。六年，移武城县还於旧理，自厝城移清河县于州郭。大业三年，罢州为清河郡。唐武德四年，平窦建德，复置贝州，领清河、武城、漳南、历亭、清阳、鄃、夏津七县。六年，移治所於历亭。八年，还于旧治。九年，以废宗州之宗城、经城来属，又以废毛州之临清来属。天宝元年，改为清河郡。乾元元年，复改为贝州。咸通元年，长史郑仁凯以旧居湫隘，移於故州东南十里，即今理所。
摘抄了一大段文献资料，只是为了说明，清河县治和清河郡治，在点位上不总是同步的。梳理一下上述文字，可以发现北魏以后以迄北宋，清河郡治地点的轨迹是这样演变的:
(北魏)厝城⇨(北齐)汉信成县(清河郡治、武城县治)⇨(北周建德六年)汉信成县(清河郡治、贝州治、武城县治)⇨(隋开皇三年)汉信成县(贝州治、武城县治)⇨(隋开皇六年)'州郭'(清河县治)⇨(大业三年)汉信成县(清河郡治、清河县治)⇨(唐武德四年)汉信成县(贝州治、清河县治)⇨(武德六年)历亭县(贝州治)⇨(武德八年)汉信成县(贝州治、清河县治)⇨(天宝元年)汉信成县(清河郡治、清河县治)⇨(乾元元年)汉信成县(贝州治、清河县治)⇨(咸通元年)今清河县城西，贝州故城遗址(贝州治)
这一段的关键点就在于隋开皇六年'移清河县于州郭'这7个字，再进一步说，就在于这个'州郭'的'州'，是哪个州？是故州城，还是今州城。仅就上述这段文字的理解，似乎应该是旧州城，即汉信成县城，迁走一个武城，迁来一个清河，似乎顺理成章。但问题是咸通六年，作为贝州长史的郑仁凯将官署向东南方向迁徙，他的迁徙对象自然是州治，史料并没有说清河县治也一并迁移。也就是说，清河县并未随之一起迁移。
然而，《太平寰宇记·贝州》起首就说:'贝州，清河郡，今理清河县。'，明白无误地道出了当时州县同城的局面。再查《太平寰宇记·贝州·清河县》，也没有咸通之后清河县再迁的记载。那么该怎么处理这个看似矛盾的说法。
继续翻看《太平寰宇记·贝州·清河县》，终于发现一句枢要之语:'隋开皇六年又移清河县于州郭，即今县是也。'真可谓一语中的。《太平寰宇记》通过这句话告诉我们，隋文帝开皇六年，'移清河县于州郭'之'州'，并非'故州城'，而是唐咸通以后的新州城，故州城东南十里之外是新州城，即今清河县城西的国保单位贝州故城遗址。也就是说，早在隋开皇六年(586年)，清河县治就已到达新州城的位置，比咸通元年(860年)才迁移的州治早了274年。
有这个结论做前提，我们就可以说，唐人看到的永济渠，和宋人所见之永济渠，如果以清河县治为参照，结果并无二致。'永济渠，东南去县十里'，在李吉甫这里成立，在乐史那里照样正确。这里不存在《太平寰宇记》照搬照抄《元和郡县图志》的问题，事实上，两者都是由中央政府组织编纂的、严肃的、权威的国家地理类大部头专著，不至于犯低级错误。所未洽者，只不过偶有行文不太严密。之前的结论，纯属本人的无知无畏。
有了这个结论，还可以顺带解决其它关于贝州城的一些问题，下次再谈。
大运河邢台段文化遗存——清代益庆和盐店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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