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就是“记”，就是记录、记载或者记述的意思。顾名思义，地志就是关于某地各方面情况之记载。地志的名称不一，又有“地记”、“地方志”、“方志”等说法，但其所指都是一样的。其内容都是以特定历史时代和特定地方区域之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自然现象和社会现状的横向性之综合科学文献。地志将这些情况分门别类的记录下来，成为我国地理学、历史学与文学之不可多得的遗产。地志所涵盖的内容极为广泛，诸如某地之建置、沿革、疆域、山川、津梁、关隘、名胜、资源、物产、气候、天文、灾异、人物、艺文、教育、方言、风俗等等方面的内容。
通过地志，这个地区的山川、风物、史迹、人物全都历历在目。所以，有人称它们是“地方百科全书”。它不仅反映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当时的生产状况，阶级斗争，科学技术发展等方面的水平和成就，也为以后编写地志和国史积累了可供取材的科学资料。地志渊源始自《周官》、《禹贡》、《山海经》，这些书已经包含了后世地志的一些最基本的内容，并且直接影响着后世地方志书之发展。
三国两晋南朝地志与《周官》、《山海经》、《禹贡》等早期志书之不同在于：后者是全国性的志书，详于地理而略于人文，内容单调，缺少文采。而后者则是区域性的志书，不仅更加具有地方性、时代性之特点，而且增加了很多人文色彩，内容丰富、具有文采，较之《周官》、《禹贡》、《山海经》等早期志书更加规范化。在早期地志发展的基础上，时至三国两晋南朝时期，各种地志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较之前期出现了很大的提高，可以说，地志至三国两晋南朝时期是进入了我国地志发展史上最为繁荣的阶段。
对于此时期地志的数量，北京大学王毓蔺先生作了大量细致入微的工作，他在著作《魏晋南北朝方志初探》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方志的数量很多。据初步统计，计有全国总志 51 种，分省志 219 种(其中通志 123种，府县志 96 种)，共计 270 种。这一丰富的数量，远超其前的秦汉时期，即使与方志最终定型前的隋唐、北宋诸朝相比，也不为逊色。”对于三国两晋南朝时期地志的质量问题，王毓蔺先生在同篇著作中也作了分析：“魏晋南北朝方志的体例种类也很丰富……种类繁多，名类杂芜”。
可见三国两晋南朝时期地志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是令人瞩目的，在我国古代地志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三国两晋南朝时期地志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对此，王毓蔺先生说：“大多数方志关注的重心不在政区沿革，四至八到，人口贡赋等比较偏重于‘资治’的方面，而是有偏文学化的倾向。”对此他说明了原因：“王朝政治对方志撰修控制的相对宽松，魏晋文学的兴起，在这种背景之下，文人的创作势必涉足到方志领域，文风也必然浸润到方志编修当中”。三国两晋南朝时期的地志佚失甚多，大都散见于各种类书、相关的地理著作、六朝唐人笔记以及各类文集笔记等专著中。
诸如《太平御览》、《初学记》、《寰宇记》、《书钞》、《异文类聚》、《齐民要术》、《后汉书》等等。当代学者刘纬毅先生对此进行了披沙拣金的辑佚工作，初步可在其著作《汉唐方志辑佚》一书中看出这一时期古方志之大致面貌。不同于汉朝官府有组织地修定历史地理书籍的区别，三国两晋南朝时期由于战争纷扰，政权交替频繁，导致政府放松了对文化领域的控制。对此，《宋书》卷一一《志序》云：“地理参差，事难该辨，魏晋以来，迁徙百计，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两三，或昨属荆、豫，今隶司、兖，朝为零、桂之士，夕为庐、九之民，去来纷扰，无暂止息，版籍为之浑淆，职方所不能记”因此，大量活跃在同时期文坛的文人学士成为此期地志的作者。
对此，王毓蔺先生说：“据现今可考订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方志来看，大多数的方志都是出自私人手笔。”并对作者情况作了详细的统计：“魏晋南北朝时期，撰修过两部或两部以上方志的作者中，以文采名重于当世的文士就有：皇甫谧(3 部)、王隐(3 部)、刘澄之(10 部)、吴均(2 部)、顾野王(3 部)、何晏(2 部)、阮籍(2 部)、郭仲产(5 部)、刘义庆(3 部)、山谦之(4 部)、王韶之(5 部)、谢灵运(2 部)、谯周(4 部)等。大批文士加入到方志的编纂工作中来，一方面繁荣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方志，使方志数量大增，另一方面，方志的行文风格和内容也深受其时文风的影响“。正因为大量的文士参与到地志的创作中，影响了地志的行文风格和内容。
而三国两晋南朝时期的文学具有极高的成就，此期不仅出现了“三曹”、“七子”和女诗人蔡琰为代表的建安文学之盛况，而且出现了谢灵运、颜延之和鲍照为代表的“元嘉三大家”；沈约、谢朓、王融为代表的“永明体” ；萧纲、徐陵、庾信等为代表的“宫体诗”，三国两晋南朝时期的文学在我国文学史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极高的地位。势必会给同时期的地志作品带来广泛的影响。
鉴于三国两晋南朝时期的文人学士与地志的密不可分的关系，以及此时期文坛的巨大成就，三国两晋南朝时期地志才呈现出与其他诸时代之地志所不同的、浓厚的文学色彩，具有极高的文学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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