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也时常被人重新翻检拿来说亊，并频频见之于一些大众媒体，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位在国内很有影响的科普作家写下的一段文字：
“在四川，便有这样一个故事：清朝同治年间，在保宁府大堂，一天突然陷落了一大块，从地下冒出一座碑，上刻有‘牛鸣地震’四字，据说是诸葛亮留下的预言，大家理解为牛叫起来地就要震，于是禁牛入城，并让农村养牛的，给所有牛嘴中加上一小段横木，让它叫不起来。谁知后来又来了一位知府姓牛，而知县姓鸣，两人恰好同时到任，而就在这一天地震了，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牛鸣’在此，如此荒诞不经的（传说），却是被一本正经地记在《寄蜗残赘》这本书中。”（摘自陶世龙：《论中国古代科学：科学在中国的悲哀》，著名地质学家、矿物学家、地质学史专家王嘉荫教授也曾引用过该例证——笔者注）
这里提到的《寄蜗残赘》，是出自一位署名“葵愚道人”，刊刻于清同治年间的笔记体小说，原文为：“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保宁府地陷一穴,露出碑有‘牛鸣地震’四字，因禁牛入城，并将乡村所蓄牛俱横小木栏口以阻止其鸣。未几，知府牛树梅、知县鸣铎（谦）同时莅任，地忽大震，城垣倾坍。是日正值丁祭，两校官俱祭服死于庙内。县署坍塌，知县从窗棂跃出，伏地而免，眷口尽没。阖城死者二十余万。”。
此外，还有另一本清光绪时由深泽（今属河北）王用臣所著《斯陶说林》也有详载：“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保宁知府牛树梅、知县鸣铎（谦）同时莅任，地忽大震，城垣倾坍。是日正值丁祭，两校官俱祭服死于庙内。县署坍塌，知县自窗棂跃出，伏地而免，眷口尽没。阖城死者二十余万。”
二者大同小异，如出一辙。据考证，后人或引录，或转述的这则“玄龙门阵”，均出自于这两本原著。一百六十多年来，居然成了历史的缪传和被缪传的历史，以讹传讹，贻误后学。如《中国地震简目》（国家地震局编）、《四川地震目录》（国家地震局成都地震大队编）、《四川省地震幅》（四川省测绘局出版）等均有引用。
其实，只有查阅一下方志等文献史料即可得知：
一、现有保宁府志、阆中县志，均无知府牛树梅、知县鸣铎（谦）的任职记载。但在历史上又确有其人：
据《省斋全集》（牛树梅撰，清同治十二年刻本）、甘肃《通渭县志》等载：牛树梅，字雪樵，号省斋，通渭县鸡川镇人，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进士，先后在四川省的雅安、隆昌、彰明（今江油市彰明镇）、石泉道（今北川）、资州（今资中）、茂州（今茂县）等地任过职。鸣铎（谦），当时也在西昌任过知事。但二位均末在保宁府阆中县履过任。
二、阆中地方志，总体而言还是基本完整、可信的，历来修志中又特别注重大事记、天灾、异象、考证、轶事各类。仅就地震记载而言，最早可追溯至的东汉“延光三年（124年）六月庚午，巴郡阆中山崩”、晋武帝太康元年七月（285年8月），“巴西地震”；下可查寻到民国年间的多次记载，但却没有“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地忽大震”之说（前引陶世龙文中称“清朝同治年间”应属有误）。其它地方也仅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宁远府（今四川省西昌市）发生过一次大地震，而在此期间也正是牛知府、鸣知县在当地任职之时。
三、清嘉庆元年（1796年），当时的阆中人口统计有28354户计98473人（其中男49047人，女49426人）。到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间隔虽才五十年，但一次地震就达到“阖城死者二十余万”，显然太言过其实，更不足信。
现在再回头看看始作俑者的两位“文墨骚客”：
《寄蜗残赘》（共十六卷，八册），其人真实生平事迹不详（亦说为汪堃撰）。据书中自序称，作者曾作官蜀中，抗击过太平军，后可能仕不遂人愿，只好“避迹光福山中”，以免“进为逆党所陷，退为奸孽所谗”。后受《阅微草堂笔记》影响撰写此书，“时年六十有六，同治壬申孟秋葵道人识于不惧无问斋”。
《斯陶说林》（共十二卷，光绪十八年，1892年刻本）。作者王用臣字念航，河北深泽县人（今属石家庄），出身于缙绅仕宦之家，其祖父曾在乾隆朝任过职，家学渊源，藏书颇丰，他利用养病期间，博览群书，并选其精辟段落（不少书籍今已佚），辑成文言笔记小说。
这两本著录的共同特点就是清代盛行的笔记体、综合类小说。时人喜欢将坊间各类素材——包括箴规、轶事、趣闻、文艺、考证、清谈、诙谐、技术、闺秀、详异、随笔等方面，涉及生产生活各个领域的东西编纂在一起，尽管可读性、趣味性很强，均有一定参考价值，但毕竟不是严谨的学术史料，道听途说成分偏多，鱼目混珠自然难免。
致使本来就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的事，又遇上了快餐式网络阅读时代、不加考究和分析的传播，不仅让当时的保宁知府和阆中知县大人都蒙受了“狗撵摩托，不懂科学”的羞辱，还让这段舛误荒唐的“史话”继续讹缪流传。因此，作为已经沉淀的亊实，历史有时也会因诸多緣由，或被人为的遮蔽和扭曲，或被集体性遗忘而湮灭，或因动机各异而杜撰和虚构，后人在“以史为鉴”时也当审慎为之，以免出现更多的“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的悲哀。（文/王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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