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昭与江东政权的两次危机
（一）
江东政权在建安年间以意气、任侠为君臣关系的纽带的特殊政治形态屡屡能化险为夷，并能发展强大，这其中自有其独有的特点。
建安五年，孙策意外的死亡让江东政权陷入了绝难的窘境。孙权尚未满弱冠之龄继承孙策，江东诸郡陷入不安与动荡，依《志·程普传》当时有三个郡叛离这个联合体，庐江太守李术公然叛权，史籍记载明了，另外两郡一郡似指庐陵（孙辅通使曹操），另一郡则不知。无论是草原部落联合还是比部落制发达的江东政权，联合体形态的政治结构脆弱性往往在君权交替时出现极大的不稳定性，容易出现分崩离析的现象，《志·张昭传》引《吴书》：“是时天下分裂，擅命者众。
孙策莅事日浅，恩泽未洽，一旦倾陨，士民狼狈，颇有同异”。孙辅背叛，是因为孙权年幼，怕他不能保守江东，李术与另外一个郡大概也是欺孙权年幼无能掌控联合体内部。江东政权一共六郡半，三郡就已经叛乱，而内部“州郡宾客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建康实录》），即孙策幕府诸人与孙策有君臣之义，但未与刚继承孙策遗业的孙权建立牢固的“君臣之固”。然而，就在这内忧外患交迫之际，幕府佐属以张昭为首，地方将领则以周瑜为首迅速对孙权表态效忠。
张昭本人在淮泗有较高的名望，早在孙策时期便是幕府的长史，孙策也对其深敬，文武之事，一并委任，地位隆重。他在孙权继位后，又任孙权的长史，授任如前。在君位交替的艰难过渡期做了三件非常重要的事：
上表汉室。即张昭为孙权表奏继承孙策的会稽太守，并拜讨虏将军。但按《志·吴主传》，表孙权继承会稽太守、拜讨虏将军的是曹操。这应该是张昭的表文送到许都让曹操获悉了江东孙策已死，孙权继位的局势，所以有因丧讨伐的想法，但由于张纮的谏阻（实际上曹操的现实情况也难以让他出兵江东），所以才有表孙权继承孙策。也就是说孙权的官职应是先由张昭的表奏获得了曹操的同意，再由曹操表奏献帝正式封官。
下移属城。孙策虽为会稽太守但却不在会稽，而是常驻于吴郡吴县。王鸣盛于《十七史商榷》中指出孙策是“志量犹在江淮上游”。后来孙策死前欲图徐州，改屯于吴郡丹徒（后来的京口）。孙策死，张昭辅佐孙权回吴，一方面是因内部的极不稳定需罢兵调整，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并未放弃自孙策时期对江淮上游的战略。
中外将校，各令奉职。《吴书》又载：“绥抚百姓，诸侯宾旅寄寓之士，得用自安”，因为孙策幕府郡府及其他方镇诸人尚未与孙权没有牢固的君臣之义，所以江东政权面临着主少国疑的焦虑状态。张昭率先“身自扶权上马，陈兵而出，然后众心知有所归”，又代表着孙权安抚中外将校以及宾旅寄寓之士（等同于州郡宾客，即诸郡府、幕府佐属）以稳定人心和局势，严畯、诸葛瑾、步骘、吕岱等淮北人及江东陆绩、朱桓、骆统等人都是在孙权继位之后就进入了孙权幕府。
孙策意外死亡，孙权临危受命之际，张昭作为孙策幕府的僚属之首，率先垂范辅佐孙权，使江东政权有惊无险地度过这艰难的过渡期。除张昭之外，周瑜由江夏将兵赴丧，以方镇的代表提供实质性武力支持；而张纮也在朝为孙权博得合法政治地位。佐属、方镇、朝廷，三个因素聚在一起合力化解了江东政权这场危机，而其中掌机要的张昭在这三个因素中是起着最主动关键的作用。
《志·董袭传》：“讨虏承基，大小用命，张昭秉众事，袭等为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时也，万无所忧”，可见张昭在江东政权地位之重和作用之大。在建安五年孙权，以任侠与意气为纽带的江东联合体政权得以化险为夷，可以说，正是由以张昭为代表的佐属率先承认孙权的地位，表示拥护，再由中央到地方将这份捍卫联合体的自觉性延展，江东政权终得以维持和巩固。
（二）
建安十三年，一统中原、河北的曹操，将兵锋指向了荆州，继任刘表成为荆州牧的刘琮率众投降。刘琮之所以投降，是因为幕府与方镇都主张降曹而不是抗逆。按《后汉书·刘表传》，记载劝琮投降曹的人有东曹掾傅巽、章陵太守蒯越以及被囚禁的零陵太守韩嵩，此外后来在曹操抵达荆州后封赏的诸人又有里武陵太守刘先、治中邓羲等人。可知刘琮刚开始虽有抵抗之心，但是在内外交迫之下无奈降曹。因为荆州西接川蜀，东邻江东，刘琮的投降马上起了连锁的反应。益州刘璋连忙派使向曹操，而江东方面，孙贲已经畏于曹操势盛，欲遣子入质。
众所周知，张昭在此次危机的态度决然不同于建安五年，竟主张孙权应遣使委质，思想上是与其他诸侯幕府佐属一样，畏于势强，不认为江东政权有自保的实力。虽然张昭劝孙权的话语，我们是看不到，但我们可以从傅巽劝刘琮的话能看出当时士人普遍的政治意识：“逆顺有大体，强弱有定埶。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御中国，必危也；以刘备而敌曹公，不当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师之锋，必亡之道也……”，显然，以傅巽为首的在大多士人眼里，曹操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是占有着绝对优势，是不可抗拒的。
张昭对鲁肃“汉室不可复兴”“建号帝王”等语，嫌其谦下不足而非之，正可见其政治意识上与傅巽有共通之处。然而，造化弄人，江东政权却偏偏有突破这层意识观念的方镇武将集团，试图抗拒这层巨大的浪涛，而且最终居然成功了。
方镇武将集团之所以要捍卫江东政权，除了对孙权有任侠、意气式忠诚之外，也与他们自身切身利益相关。第一节提到关于奉邑制产生时间问题争议，按《志·朱治传》：建安七年，权表治为吴郡太守，行扶义将军，割娄、由拳、无锡、毗陵为奉邑，置长吏。
这是最早叙述关于奉邑制具体时间的记载，此外与此大约的同时期记载授予奉邑的有蒋钦，具体时间不明确，但按蒋钦的资历与地位来看，不会比朱治早。那么奉邑制与前引的孙吴的县令长食其征赋有何区别？最明显的就是，奉邑范围不止一县，所以奉邑对象往往是郡守、都尉级，地位较高，如朱治、周瑜、程普、鲁肃、孙皎被赐奉邑四县，吕范三县，蒋钦、甘宁、吕蒙二县等；其次，在奉邑范围内，武将可以自置长吏。
所以县令长食其征赋并不能算是奉邑制，但奉邑制应就是在县令长食其征赋的基础上衍生出来，其目的就是在于通过利益的共享加强武将们的拥护。实际上，在奉邑制下，武将们虽与孙权无君臣之名、义，但确实对孙权的拥护确实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如甘宁，虽然投奔江东时期稍晚，但孙权待之如旧臣，授兵、拜郡守、赐奉邑，甘宁也表现出了无比忠诚：“……吾（甘宁）值明主，但当输效力命，以报所天……”。
因为这种笼络手段，方镇武将们对捍卫江东政权也有极高的自觉性，显然这样的内部结构牢固性就大不同于其他诸侯。因此，赤壁之战，方镇武将们的主战声音盖过了以张昭为代表的幕府主降之声，戮力拒敌，捍卫这个联合体。张昭的政治意识在这次，则并非像建安五年那样领先于他人，反而是被武将们带动同化而突破思想上的局限性。
结语
关于孙吴政治的研究，先贤们往往以孙氏集团内部的淮泗人士与江东人士地域因素，以及政府与山越、宗部对立争夺劳动力的社会因素等方面来看待世袭领兵制、复客制的施行契机。先贤们的见解固然是有深刻的道理，而本文则另辟蹊径，试求从孙氏在建安年间职官名分的政治因素来探查世袭领兵制、复客制的施行契机。
并且通过这种军事、行政权力分散的情况下，我们看到这个政权不同于同时期其他势力，君主的权力并非绝对凌驾于武将，而是通过与武将们共享利益而获得武将们的推崇与拥护，显示出一种任侠关系，孙权与诸将之间也表现出非官方化的意气相投式交往。正是靠这种团结之力在建安年间绝大部分时间里，江东政权虽然只有区区数郡，但却能屡屡击退曹操的入侵不是偶然。张昭在江东政权中据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对孙氏之忠无可厚非，他在孙权继位之初的所作所为无愧于孙策嘱托。但他作为名士，自身怀有的政治意识反而局限了他捍卫这个政权的自觉性，幸而武将集团助他突破了这层障碍。黄初二年，当孙权忍辱负重向曹丕称臣，张昭、徐盛一并愤慨，魏使邢贞乃慨叹：“江东将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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