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1：本篇标题中“闲散官”所指同前——

宋代的差遣中有“宫观、岳庙【2】、寺院【3】差遣”，其大致分为三大类：

注2：此处“岳庙”，泛指祭祀东、南、西、北、中这五岳的庙宇（兖州东岳庙、潭州南岳庙、华州西岳庙、定州北岳庙、西京中岳庙），以及“太原府兴安王庙”（祭祀唐叔虞）、“周陵庙”（祭祀后周皇帝）等等。

注3：宋代的“寺院差遣”相当少见，如“提点奉先禅院”“提举奉天寺”“提点慈孝寺”等。

一、实际到任的专职官员。

在一些宫观、岳庙、寺院设置专职官员，这至少在隋代便已可见【4】，自唐代、五代十国，一直延续到宋代。例如北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太一宫（太乙宫）”在东京开封府建成，便“命廷臣及内侍各一人专监，掌其宫，三岁一代”。又如仁宗天圣年间，太常博士范讽曾“以疾，监舒州灵仙观”。

注4：

五岳各置令，又有吴山令，以供其洒扫。
郡县佛寺改为道场，道观改为玄坛，各置监、丞。

——《隋书·百官志下》

二、例行兼任，或因某些原因兼任“宫观、岳庙、寺院差遣”的官员。他们未必需要到任，也未必有多少相关的实际职掌。

在唐代时，自唐玄宗朝开始，首相例兼“太清宫使”。这“太清宫使”，就是当时一个著名的“宫观使职（差遣）”。

到了宋代，也有类似的情况。例如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十一月至仁宗天圣七年（1029年）七月，首相例兼“玉清昭应宫使”。又如徽宗政和八年（1118年）七月至钦宗朝，宰相兼“神霄玉清万寿宫使”。

这便是本文题目里所谓的“祠禄官”【5】了。

注5：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便是狭义的“祠禄官”了。而广义上的、宽泛的“祠禄官”，则基本等同于所有“宫观、岳庙差遣”。

两宋时的宫观、岳庙，分为“内祠”（即北宋时在东京开封府、南宋时在行在临安府的宫观）与“外祠”（即首都以外各个州、府的宫观、岳庙）。被任命为祠禄官，称为“奉祠”。其中，若是自己申请出任祠禄官，则又被称为“请祠”。

大约早在北宋真宗朝，狭义上的“祠禄官”便已出现，但直到神宗朝以前，都还比较少见。这时期的祠禄官，通常都是用来安置（或者说优待）年老或不任事的勋贵、戚里、元老、重臣的。

到了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十二月之后，祠禄官又多了一大用途，那就是用来安置同主政者持不同政见的官员。这一方面，当然是一种贬黜手段；但另一方面，待遇又比较优厚。

而到了南宋时，由于员多阙少问题愈发严重，以及宋金战争规模较大等原因，祠禄官更多了用来临时安置一些无阙可差者的用途，任命人数继续增多。

朱熹一生中曾多次“奉祠”

祠禄官大致有以下几个层级：

宫观使，如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三月十一日，“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即“右相”）赵挺之，以“观文殿大学士、佑神观使”致仕。
提举宫观，如哲宗绍圣三年（1096年），苏辙被贬“化州别驾、雷州安置”，到了元符三年（1100年），对其的贬黜被减轻为——恢复“太中大夫”寄禄官，授予“提举凤翔府上清太平宫”祠禄官，允许于“外州军任便居住”。
提点宫观，如徽宗政和八年（1118年）九月“二十四日，鼎澧路都钤辖张察放罢，差提点西京嵩山崇福宫”。
管勾（主管）宫观，如孝宗乾道九年（1173年）五月“己未，以迪功郎朱熹屡诏不起，特改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观”。
监岳庙，如高宗绍兴六年（1136年）二月十四日，诏命“（高宗皇后邢秉懿的）亲堂弟登仕郎邢孝纪、右承务郎邢孝广，并特差监潭州南岳庙”。

而同层级的祠禄官，又有种种优劣之别。除了各个宫观、岳庙的授予成例（即针对的对象群体）不同外，大致还有“内祠”优于“外祠”，“（政事堂）堂除”优于“吏部差注”，“朝廷特差”优于“自己申请”，“正差”优于“破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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