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在吸取元朝的教训和历代屯田经验的基础上，创立了卫所制度，其核心在于寓兵于农，使军饷能够自给自足，以达到“一军之田足以赡一军之用”的目的。朱元璋之所以能够驱除鞑虏、一统天下都是仰赖卫所制保证了充足的军饷和强大的军事力量。
朱元璋在卫所制初成之后曾经自豪的说道：“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粒米”。
明太祖朱元璋
然而，朱元璋这最引以为豪的制度日后却成了明朝最大的隐患，成了明朝最大的负担。
崇祯元年，新任户部尚书毕自严奉命清查九边欠饷，最终清查出来的结果令所有人大吃一惊，仅从万历三十八年至天启七年，短短十七年间共积欠九边军饷968万两，其中万历三十八年至万历四十八年积欠共281万两，而从天启元年至天启七年则共积欠687万两，以天启六年、七年积欠最多，均达到每年200万两以上。
这还不算每年因辽东战事所需的430万两军饷，巨大的军饷压力使得明朝不得不数次加征辽饷，雪上加霜的是由于天灾人祸导致流民四起，为了应付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崇祯又下令征收“剿饷”、“练饷”，随着“三饷”的征收，百姓负担更为沉重纷纷加入义军，最终壮大的义军在李自成的带领下将明朝送入坟墓。
那么曾经“不费百姓粒米”的军制为何会造成这么沉重的负担呢？
其实从上面也能看出朱元璋创立的卫所制其军饷来源是出自实物，军士的军饷皆是粮食，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军饷从实物粮食变成了货币白银，也就是说明朝的财政体制由实物财政体制变成了货币财政体制。在财政体制的转变过程中明朝由于未能及时建立起与货币财政体制相适应的制度，导致财政管理纰漏丛生，致使财政收入流失严重。
“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之初，法古为治，首定民田，验亩起科，以便军国之用；次定屯田，上纳子粒，以给军士之食”——马文升《清屯田以复旧制疏》
从马文升的奏疏中可以看出明代前期的军饷和赋税是分开的，在《明实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关于“赋税粮数”和“屯田子粒数”。所谓的“赋税粮数”指的是各布政司、州府县所属的官民缴纳的税粮，而屯田子粒数指的是军事系统从军士屯种的田地上所征收的粮食。
卫所制的初衷就是将军屯和民田严格的区分开，也就是军士耕种的军屯不需要缴纳赋税，而百姓耕种的民田不需要缴纳子粒，但是随着军屯的破坏，从军士那征收的“屯田子粒银”不能满足军饷的时候，军饷随之就会转嫁到民田上。
朱元璋
朱元璋时期建立起规模庞大、组织严密的军屯，明朝的军屯规模之广、制度之完备，是历朝历代军屯史上绝无仅有的，其军屯亩数达到90多万顷。
军屯本质上是一种落后的劳役制度，每名军士配给田地50亩，以米18石为最低标准，其中12石听本军自支，余粮上交军仓。每处卫所的军士守城与屯种的比例“边地为三分守、七分种；内陆为二分守、八分种”，以洪武二十六年的卫所数计算军士当在一百五万以上，那么至少有100万军士在从事农业生产，假如军屯能够很好的实施，那么庞大的军饷将会得以解决。
事实上，在永乐年以前军屯确实做到了“养兵百万，不费百姓粒米”，例如永乐元年征收的屯田子粒银达到2345万石，是整个明代征收屯田子粒数最大的一年，而同一年户部管辖下的各个布政司和直隶州府县的官民田缴纳的赋税数为3130万两，两者相加共计5475万石，即为永乐元年朝廷总的财政收入。
明成祖朱棣
从中可以看到卫所征收的屯田子粒数占到整个朝廷总收入的43%，将近一半，足见军屯的重要性。尽管永乐元年屯田子粒数是个特例，但整个永乐年间屯田子粒数仍然能达到平均1030万石的水平，正因如此朱棣才有足够的信心五次北伐蒙古。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军屯逐渐遭到破坏，从永乐到宣德年间，由于军士征调频繁和吏治逐渐败坏，各级将领和中下级武官趁机大肆侵占屯田，私役军士和余丁，造成卫所屯田制度开始变质。
伴随着屯田的大量丧失，屯田子粒数也锐减，从永乐元年的2345万石锐减至宣德元年的722万石，短短的23年间竟然减少了69%，到了正德元年时屯田子粒数仅剩下104万石，甚至不足永乐元年的二十分之一！
当屯田子粒数不能满足军饷的时候，于是就有了民运和开中制。其实早在洪武年间就基本确立了民运制度，主要是指北方诸省运粮供应边军。其基本分工按《明太祖实录》所载大致如下：“山东东给辽阳，北给北平；河南北供山西，西入关中......”，也就是说山东布政司供给辽阳、北平；河南供给山西、陕西二省。
民运供应
由于明朝自建立之初就与北方的蒙古长期战争不断，瓦剌与鞑靼兴起后更是屡屡犯边，迫使明朝在九边戍地屯守重兵，随着大量的军队集结在长城沿线，原有的军屯和民运不足以支撑如此庞大的驻军，于是就又有了开中制，由朝廷颁发盐引吸引商人运送粮食到边镇，以此来解决军饷。
终明一朝，除了一段时间的“倭寇”以外，最大的军事威胁始终来自于北边，沿着长城一线明朝建立起了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宁夏、甘肃、固原九处边镇，俗称“九边”，在这里明朝部署了约同时期全国近一半的兵力，其所需的军饷也占了全部军饷的大半。
明朝九边
“九边”军饷原本取之屯田、民运、开中，当这些都不能满足的时候，于是就有了京运，到了明朝后期京运成为朝廷最为沉重的负担。
随着明朝中叶以后白银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朝廷的税收也逐渐由缴纳实物转变成缴纳白银，京运也与此同时由运输粮食转为运输白银，称之为“年例银”。
正德年间九边平均每年从国库调拨40余万两白银，而到了嘉靖十八年时年例银达到100万两，此后逐年增加，隆庆初时达到280万两，万历三十年时更是达到394万两。
万历年间更是由于“三大征”耗费一千多万两白银，九边军饷开始不能足额发放，累年积欠，于是出现了文章开头的到天启七年时总共积欠九边军饷达到968万两。
面对严重的军饷短缺，明朝统治集团绞尽脑汁地搜刮，推行了一套竭泽而渔的政策，即加征“三饷”，而“三饷”本身就是一个搜刮民脂民膏的财政举措。
在农耕时代税赋本应受生产条件制约，但“三饷”的加派不问生产如何，惟军费所需而决定加征额数，“三饷”征收额数直线上升，总额达到1630万两，原本已经负担沉重的百姓更加无力承担，最终加入起义军，推动着朱明王朝更快的退出历史舞台。
朱元璋定下的军屯制度初衷本是为了减轻百姓的负担，但军屯毕竟是一种落后的劳役制度，明朝同一时期西方已逐步走向资本主义社会，明朝自身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也逐步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白银成为主流流通货币，而明朝的统治者却没能在军屯崩坏时及时建立起与白银货币财政相适应的财政制度，导致财政入不敷出，从而引发了不断的财政危机。
明王朝的灭亡，固然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但财政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