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明与世界上其他古老文明的一个显著区别，那就是对于“大一统”近乎执拗的不懈追求。哪怕是在诸如两宋这样极度强调偃武修文、不以开疆拓土为功的朝代，收复失地和重建一统依然是毫无争议、放之四海皆准的政治正确。谁要是敢反对，就得像秦桧等人那样被万人唾骂、遗臭千年。
因此在其他古老文明纷纷凋敝或是灭绝之后，华夏文明之火才能亘古不熄、源远流长。
仅凭大一统之功，秦始皇就足以光耀千古，成为我们崇敬的英雄
不过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大一统是华夏文明的主流，但战乱和分裂也难以避免，而结束乱世和重建一统大体也避免不了战争的手段。因此关于这类战争胜利者的战略攻击方向问题，今人总喜欢以“南征北伐”来概括之，但其中又不乏许多常识性的错误。
比如说什么中国的统一步伐从来都是由北向南，而北伐除了朱元璋痛打落水狗搞成了那么一次之外，其他的要么虚张声势，要么虎头蛇尾，或者干脆均以惨败告终。这样的论调多了，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南征易，北伐难”差不多就成了真理，而且大都把原因归结为地理差异、兵员素质以及后勤补给等方面的原因。
这样的说法即便有成例可为证，但起码是以偏概全的。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北伐”这个话题，并以东晋南北朝为例，说说历史上北伐难成的主要原因。
南征一词首见于《易·升》：“升：元亨，用见大人，勿恤，南征吉。”《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南行或是征伐南方；而北伐的出处是《左传·僖公九年》：“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为此会也。”《词典》解释为向北方征伐，或是特指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争。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北伐”的概念。《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定义太过宽泛，比如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向北方的蚕食争霸、秦汉北击匈奴、隋唐北击突厥以及明初北击蒙古等，都与我们平常所理解的北伐有所不同。在本文中，我们仅将北伐的范围限定在华夏故土中由南向北发起的统一战争。
在半信史时代，商灭夏之战要是非往战争地理上靠的话，算是以南攻北——属于“北伐”的重大胜利；而周灭商之战则属于以西征东，跟南北基本扯不上关系；而春秋战国时期的乱战将遍地诸侯打成了战国七雄，东西南北就完全扯不清了。
从秦灭六国开始到唐朝覆亡，以长安（咸阳）为核心的关中平原一直是中原王朝的中枢，故有“得关中者得天下”之说。因此无论是秦汉还是隋唐，起码在中国两千多年王朝史的前半叶，实现大一统的主要战略攻击方向，还是以“东征”为主的。“南征”与“北伐”固然也有，但仅为个例或是阶段性的时代特征，并不能成为主流。
头1000年东西相争，后1000年南北争雄
唐末的藩镇混战彻底摧毁了长安的富庶与繁华，更重要的是作为上古文明的发源地，将近两千年的过度开发使得以关中、河洛为中心的华夏文明故地资源接近枯竭（耕地、水运、森林覆盖率等），在低技术条件下再也无法承载维系一个大一统王朝的基本条件。于是华夏文明中枢的东迁便成了无法避免的事情。
因此，因文明中枢东迁导致的南北相争，以及因此而来的“南征”与“北伐”的争议，大体是在两宋、尤其是南宋以后才渐渐成为主流。而从那时起到近代以前，“南征”成功的显著例子无非是蒙古和满人的两次入主中原，而“北伐”定鼎也有朱元璋建国作背书——二比一的“战绩”在体育比赛中尚且可以认为是一个实力相近、充满偶然性的比分，实际更无法说明什么根本问题。
昨天俺家利物浦2:1赢了热刺，但前者肯定无法做到场场赢
还有人为“南征易，北伐难”这个命题找来一大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证据。比如“北重耕，南重商”的经济结构和传统；比如中国“北高南低”的地理走向；比如南北方士族阶层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差异——南方比较注重个体价值，政治上保守、经济上激进，而北方的集体观念和“家国”情怀比较强烈；再比如因为历史传统、教育水平等方面的差异等等，都导致南北在对待武人和军队集团的态度以及在尚武精神上也存在着很大差别等等。他们认为就是这些因素导致了南北割据政权在发生武装冲突时，基本会呈现“北强南弱”局面——对于这一看法，我是不认同的。
我从小在军营中长大，习惯了跟那些说着南腔北调、风俗习惯各不相同的南北伙伴们相处。起码就武力值这一点上并没有感觉有什么差别——作为一个以彪悍著称的东北人，我既曾经撵得北方伙伴满地乱窜，也有过被南方同学揍得鸡飞狗跳的经历，所谓“北人勇悍，南人孱弱”这种论调，起码在我这里是没有共同语言的。
我以为之所以“南征易于北伐”这个观点能被很多人认同，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就是因为健忘——毕竟蒙古和满人由北向南一统天下的时间更近些（更别提那场建立了新中国的解放战争的大体走向也是如此），给人的印象也更深刻些；其二就是东晋南北朝和两宋时期那些没完没了的北伐无不以失败告终，更是影响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知。
前者暂且不论，仅就后者而言，其实是无法北伐难有作为的证据的——因为把那些心怀鬼胎或是不学无术的家伙弄到北边来让他们“南征”，大体也会败得一样难看。
比如北宋的雍熙北伐，与其说败于辽军，不如说败在自己手上
因为就本文定义而言，东晋、南朝以及两宋的“北伐”都只是徒副其名而难副其实。因为其目的都不那么纯粹，可以认为没有一次是以实现南北一统为目标的（即便有，也不是官方主导的），根本算不上真正的北伐。相反他们的目标还挺多，比如仅仅期望收复部分失地的；比如希望通过北伐的胜利加强皇权、压制权臣的；比如抢夺江北的战略要地、扩大江南的战略纵深，以便能过上太平安稳的小日子的；再比如干脆就是趁着北方战乱或衰弱，趁机过江占点小便宜的……总之一句话：想法不少、眼皮太浅；志大才疏，作法自毙。
由于文章篇幅所限，今天仅先说说东晋南北朝时期的“北伐”。
自从永嘉之乱后司马皇室迁于江南，位于南方的汉人政权在其后将近300年的时间里，锲而不舍的不断发动北伐，其中形成较大规模的就不下20次。不过在东晋和南朝时期的北伐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
东晋在其百余年的存续期间发动的大规模北伐就有10次，不过由于东晋的司马家皇帝依然保持了祖上的“优良传统”——继续在生理和精神方面保持着不正常的状态，所以这些北伐大体上都是由权臣主导。不过既然能够成为权臣，在能力上基本不会太差，所以东晋的北伐尽管也是败多胜少，但是相比南朝起码在场面和过程还是要好看不少的。比如说要不是刘裕的两次北伐收复了江北大量土地、极大的扩大了南方的战略纵深，很难想象南朝能坚持169年而不倒。
未将祖逖北伐列入，是因为其性质与表中这帮家伙完全不同
不过在动机上，东晋和南朝的北伐却难有高下之分。像庾亮、褚裒、殷浩可能收复失地之心可昭日月，却皆为志大才疏之辈；而桓温、刘裕这样真正有点雄才大略的主儿，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北伐不过是他们攫取更大权力的资本罢了。他们真正看重的，还是南方的那个割据政权，而非天下。
1、祖逖北伐——东晋南北朝诸多北伐中唯一干净纯粹的亮点。
在历史上的历次北伐当中，最具悲壮色彩也最为人传颂的应该是南宋的岳飞北伐。但其实祖逖北伐的悲壮色彩非但不逊于岳飞，而且过程也是更加不易。
闻鸡起舞、先吾着鞭和中流击楫——祖逖给我们贡献了不少成语
祖逖少有大志，“闻鸡起舞”的故事说的就是他。五胡之乱爆发后，晋愍帝征召江南的琅琊王司马睿北上勤王，被后者所拒，祖逖奋而进言道：
“晋室之乱，非上无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争权，自相鱼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遗民既遭残贼，人思自奋，大王诚能命将出师，使如逖者统之以复中原，郡国豪杰，必有望风响应者矣！”（《资治通鉴·卷八十八·晋纪第十》）
司马睿对此的反应倒是很佛系——封祖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给千人廪，布三千匹，不给铠仗，使自召募”，剩下的就不管了，随他去——气得祖逖发明了一个成语：中流击楫，立誓必复中原。此后祖逖在江北招募人马、铸造甲仗期间，前赵擒杀晋愍帝，于是西晋亡国，司马睿即皇帝位，史称东晋。
此时后赵石勒逼近江北，祖逖在没有任何官方命令和支援的情况下，经过浴血奋战逐渐收复失地，不但确保了江淮无虞，而且独自进军黄河以南，逼近河北。可惜雪中送炭这种事东晋朝廷不肯做，下山摘桃却能无师自通，还派戴渊前去扯祖逖的后腿，取消了后续北伐的计划。在内忧外患之下，祖逖悲愤而亡，河南和淮河流域的土地，也得而复失。
2、庾亮、褚裒、殷浩北伐——空有大志却才不配位的悲剧。
庾亮、褚裒、殷浩三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都是典型的名士、清谈家——所谓的魏晋风骨，说的就是他们这类人。
魏晋的门阀士族的生存环境其实挺恶劣的，持续的战乱和频繁的改朝换代使得他们颇有朝不保夕之感。因此其思想、行为渐趋向洒脱倜傥、不滞于物又不拘礼节，士人多独立特行，又颇喜雅集，故有“骨骏风清通魏晋，诗词千古属唐宋”的说法。
魏晋风骨用在北伐上，基本就等于是给敌人送人头
不过让这帮家伙搞搞艺术、美学啥的才是正经，领兵打仗就是瞎胡闹了——魏晋风骨即便再硬挺，也抗不住当头一记狼牙棒。
比如庾亮倒是素有北伐复土之志，被任命为征西将军之后便调兵遣将，作出攻击后赵、北伐中原的架势，之后又发挥特长跟东晋朝廷打起了文书战，没完没了的请求北伐，再没完没了的被驳回。
结果没等庾亮跟朝廷掰扯清楚，后赵倒是先“南征”过来了，在荆、扬等州攻城略地、杀将掳民。志大才疏的庾亮还没等开始北伐就已经丧师失地，最终背着一大摞黑锅郁郁而终。
褚裒比庾亮更有名气，他不但是东晋最有名的康献皇后褚蒜子的父亲，而且父祖皆为名士，他本人在年少时便已经名动江东，为人所重：
“裒少有简贵之风，与京兆杜乂俱有盛名，冠于中兴。谯国桓彝见而目之曰：‘季野有皮里春秋。’言其外无臧否，而内有所褒贬也。谢安亦雅重之，恒云：‘裒虽不言，而四时之气亦备矣。’”（《晋书·卷九十三·列传第六十三》）
永和五年，因为石虎死而后赵大乱，于是褚裒上书要求北伐。同年七月，褚裒被授征讨大都督之职，督徐、兖、青、扬、豫五州军务，于是他率兵3万开赴彭城，并大举接收北方遗民。不过很快后赵的李农便击败了褚裒军中精锐，大将王龛、李迈都成了俘虏，褚裒被迫退守广陵。
此时大量的北方遗民前来归附东晋，可是当初答应接收他们的褚大都督却已经缩回了江南，再无当初的志向和勇气，最终坐视20多万遗民惨死于胡族的马蹄之下。
20万晋朝遗民死于褚裒的无敌嘴炮之下
殷浩也是出身世家，年少即负才名，还曾隐居10年，屡次拒绝朝廷征召，终于为自己积攒下巨大的名望。
永和二年，受褚裒举荐，殷浩终于应召出山，并受晋简文帝之托与权臣桓温抗衡。因为桓温屡以北伐为名赚取名望，因此在永和八年，殷浩干脆也上表要求北伐，并将目标定在许昌、洛阳。
次年冬，殷浩率军7万北上。可是他既不能用将，又不懂调和矛盾，结果手下叛乱不绝，他在许昌站不住脚，只能一路后撤，士卒死伤逃亡者无数，粮饷器械几乎尽失，只能狼狈逃回。
“说就天下无敌，做就无能为力”——古来名士、书生大多如此，一点都不奇怪。
3、桓温北伐——一个倒霉蛋的瞎折腾。
桓温是东汉大儒桓荣之后，父亲桓彝跻身“江左八达”之列，是东晋的大忠臣，死于苏峻之乱。桓温为了替父亲报仇，贡献了“枕戈泣血”这个成语，为时人所赞许。因此后来得娶南康公主为妻，被东晋朝廷任命为安西将军，督荆、司、雍、益、梁、宁六州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
桓温有能力也有野心，但败于画蛇添足和太过磨叽
永和二年，桓温率军灭掉了氐族的成汉政权，取得了积弱的东晋政权前所未有的胜利。恒温不但在此战中体现了非凡的军事才华，也获得了极高的官爵和巨大的声望，也因此被司马皇室所忌，引入名士殷浩与之抗衡。
不过此后殷浩北伐失利，桓温得以独揽朝权，野心逐渐膨胀，于是他打算通过北伐继续扩大自己的声望。
永和十年，恒温第一次北伐，以前秦为目标。这一战恒温攻击势头很猛，一路攻进关中，与前秦主力决战于蓝田，并大败之，逼近长安。但是因为前秦采取坚壁清野的战术，桓温粮草不济只得撤军，并遭到前秦的追杀，损失很大，因此第一次北伐算是失败了。
在这次北伐中，桓温还遇见了名士王猛，后者还贡献了“扪虱”这个典故，不过王猛拒绝了桓温的征召，最终投向了苻坚。
王猛应该是两晋南北朝最杰出的人才之一，称其“功盖诸葛第一人”并不为过
永和十二年，恒温试探性的上书请求东晋还都洛阳（此时洛阳算是桓温的势力范围），结果遭到拒绝，还让他讨伐叛将姚襄。于是桓温从江陵出师再次北伐。此时姚襄正在围攻洛阳，桓温与之交战并大败之，姚襄率几千残兵逃走，后来被前秦干掉。
此后洛阳守将向桓温投降，桓温派人戍守洛阳后南归，二次北伐结束。
二次北伐之后，桓温在东晋的声望达到了顶点，几乎集东晋的军政大权于一身。如果此时他简单直接的篡国夺权，无论是采用武力还是和平的方式，恐怕都无人可以阻止。不过桓温这家伙的脑洞比较清奇，非得要“以德服人”不可，寄望于通过再次北伐继续提高声望。于是他趁着前燕名将慕容恪去世之机再次出兵，并打算得胜而归以后受取九锡，然后再“众望所归”的登上帝位，改朝换代。
太和四年，桓温领兵5万讨伐前燕，并连战连胜，夺取黄河以南、虎牢关以东的土地。前燕打不过桓温，只能向前秦求援，后者在王猛的授意下派出步骑2万东来。
当年九月，在名将慕容垂的主持下，前燕大举反击并截断东晋兵的粮道。此时桓温又听说了前秦来援的消息，于是战意消退，打算退兵。慕容垂准确的预判了桓温的动向，先是缓缓跟随，再突然发动猛攻，两战消灭了4万余东晋兵，将桓温赶回了山阳。
至此桓温的第三次北伐以惨败告终。
桓温北伐本就目的不纯，从来不出全力，自然成果寥寥
本来可以轻易拿到手的帝位，结果被桓温画蛇添足的搞得复杂无比。三次北伐失败后，桓温不得不暴露出本来面目，先后逼反了袁真、受九锡、行废立事，还大肆清除异己，搞得声望大减，图谋不成，还被死对头狠狠的嘲笑了一番：
“（符）坚闻桓温废海西公也，谓群臣曰：‘温前败灞上，后败枋头，十五年间，再倾国师。六十岁公举动如此，不能思愆免退，以谢百姓，方废君以自悦，将如四海何！谚云怒其室而作色于父者，其桓温之谓乎！’”（《晋书·卷一百一十三·载记第十三》）
桓温最终郁郁病死，终生与帝位无缘——“以德服人”真是害死人啊！
4、刘裕北伐——东晋南北朝近300年北伐最大的胜利。
刘裕堪称奇才，若非生不逢时，其事功怕会不逊于汉武、唐宗。而且单就武力而言，中国两千多年的王朝史上近500位皇帝中，堪与刘裕相提并论的恐怕只有李世民一人而已（详见 “气吞万里如虎”——说说南朝宋武帝刘裕波澜壮阔的一生）。
“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说的就是刘裕
刘裕在干掉了桓楚政权、为东晋续命之后，继桓温后成为又一权臣——权臣可不是那么好当的，往往是要么再进一步君临天下，要么不进则退连生存都无法保障。作为一代枭雄，刘裕自然会选择前者，而且与桓温一样都是想通过北伐扩大声望，但两者的结局却截然不同。
义熙五年，南燕慕容德死，慕容超继位后纵兵江淮，掳掠百姓，刘裕趁机上表请求北伐。
刘裕先是冒险攻克临胊，然后逼近直逼燕都广固，将慕容超困在城中。此后刘裕采取分化瓦解的办法，降俘了大量南燕高官名将，使得南燕军心大乱，晋军一举攻下广固，活捉慕容超，杀王公以下3000人，南燕就此灭国。
战后刘裕本想继续扩大战果，向中原发展，但此时东晋国内爆发了孙恩残部叛乱，只得回师。此后他先后镇压卢循之乱，剿灭了割据国内的刘毅、谯纵等势力，逼走司马休之，使得江南出现了近百年来前所未有的一统局面。
义熙十二年，因姚兴死，后秦大乱，刘裕抓住时机再次北伐，并一路势如破竹攻占洛阳。次年初，刘裕亲自率军北上，一面御北魏于黄河，一面兵锋直指关中的后秦。从3月起，刘裕强渡黄河，与北魏战于河北，期间两军反复厮杀，战况极为惨烈，直至7月刘裕终于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北魏10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河南彻底被晋军所得。
刘裕灭后秦一战，堪称史上诸多北伐中最为经典的一役
义熙十三年春，刘裕发兵西进，前锋王镇恶、檀道济击败姚绍，攻占潼关。之后王镇恶、沈田子兵分两路、刘裕督军继进，先后于武关、蓝田、霸上、渭桥四败秦军。八月刘裕率军攻破长安，俘姚泓至建康斩首，后秦灭国。
不过此时因谋主刘穆之病逝，刘裕唯恐朝中有变，留下儿子刘义真坐镇长安，自己急忙赶回建康救火。可惜刚满12岁的刘义真根本压制不住刘裕手下的那群骄兵悍将，内讧很快爆发，相互内讧残杀不绝，导致关中大乱。此时赫连勃勃趁机南下，刚光复的郡县又纷纷投降，刘裕只得撤军，不但关中得而复失，他手下的精兵猛将也几乎损失殆尽。
刘裕光复关中后，受封宋公及九锡之礼，其后他可没像桓温那样扯些没用的淡，先是果断的行废立事立威，自封宋王，次年便逼迫晋恭帝禅位，自立为帝，立国号为宋，改元永初。
刘裕所建的宋，是东晋南北朝时期南方政权辉煌的顶点
于是东晋灭亡，刘宋立国。元嘉十六年，北魏拓跋焘灭北凉、统一北方。至此中国历史上最为混乱的两晋十六国时代结束，进入了南北朝对峙之局。
我花了很大的篇幅写东晋的北伐，是因为其无论过程还是结果各有特点，非常值得一说。可是相比之下，南朝的北伐尽管在数量远超东晋，但无论过程和结果都是千篇一律、乏善可陈。
南朝的北伐统统可以概括为——皇帝下令北伐，然后派个皇室废物带兵，再被打得鼻青脸肿回家，最后南北议和——几乎没有例外。
一来是篇幅有限，二来是实在无话可说，干脆拿个表来凑合吧
而且与东晋不同，南朝北伐完全是由皇帝、而非权臣主导的，这本是个极其有利的条件。因为东晋的北伐，往往难以动员全国的力量，而且还要受到国内的政治、军事力量牵制，经常是以东晋的部分力量应对一国甚至数国，实力相差悬殊。而这种问题在南朝基本不存在，但是取得的战果还比不上东晋，这就值得深思了。
窃以为，主要原因如下：
1、南朝的皇帝基本都是志大才疏之辈，根桓温、刘裕根本没法比，还经常瞎指挥、乱掺和。
一个比较显著的例子就是刘裕的儿子刘义隆——我十分怀疑这货是不是老刘亲生的，简直毫无其父的雄才武略，简直就是废物二世祖的典型代表。三次元嘉北伐败得一塌糊涂、把经过义熙改革后兵精粮足的刘宋弄得稀碎不说，仅就二次北伐时，虽然刘宋全国能战的兵力也就20万出头，可要面对北魏拓跋焘的50万左右且以骑兵为主的大军，“马步不敌，为日已久”（《宋书·卷七十七·沈庆之传》）。这种情况下在家求神拜佛、祈祷北军别南下欺负人就不错了，可是偏偏小刘的脑洞奇大，非得认为这是北伐良机，所以元嘉二次北伐变成给拓跋焘送人头的把戏，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
小刘被画得如此猥琐，可能就是因为这货从来不干人事
而在战败之后，刘义隆在元气未复的情况下，于元嘉二十九年和泰始三年连续发动北伐，形同置气，自然会落得个“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的下场。
陈宣帝陈顼主持的三次“太建北伐”也是如此。陈本趁北齐衰弱收复江淮，却在徐州、兖州之前止步不前。待到北周一统北方、实力正盛的时候，陈顼却突然跟抽了疯似的非要北伐彭城，完全不顾大臣们的劝阻，“锐意河南，以为指麾可定”（《陈书·卷二十九·列传第二十三》）。该战时不战，不应战时却执意出兵，使得太建北伐虎头蛇尾，从此南陈再也无力北进。
不仅在战略上没眼光，战术上也是瞎指挥。还是刘义隆：
“每命将出师，常授以成律。交战时日，亦待中诏。是以将帅趑趄，莫敢自决。”（《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六·齐纪二》）
萧梁也有诸州镇将待旨才可动兵的循例。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可是前线将士却要被坐镇京师的皇帝遥控指挥——那时候别说电报电话了，全靠人力畜力传递消息，将帅全无自主权，必然使军队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别说南朝几无名将（名将都一门心思当皇帝），就算这些南朝的皇帝们个个堪比白起韩信，但在失去了时效性的前提下，并不比个馊主意强多少。
2、出于东晋的历史教训，南朝皇帝多用宗室为帅，不过这帮家伙大都是废物中的废物。
一将无能，累死三军——这简直就是南朝北伐的真实写照。
北伐将军中盛产逃跑大王，比如更著名的南宋“中兴四将”之一的刘光世
元嘉二次北伐，刘义隆谁也信不过，只好让他老弟刘义恭为帅，结果跟北魏军还没打上照面，这位长了一副兔子胆的江夏王就吓得逃之夭夭。此后也是遇战机而不敢战，逢劲敌则先逃。古往今来的“逃跑将军”中，能与之相比者屈指可数：
“二十八年春，虏退走，自彭城北过，义恭震惧不敢追。其日，民有告：‘虏驱广陵民万余口，夕应宿安王陂，去城数十里。今追之，可悉得。’诸将并请，义恭又禁不许。经宿，太祖遣驿至，使悉力急追。义恭乃遣镇军司马檀和之向萧城。虏先已闻知，乃尽杀所驱广陵民，轻骑引去。初，虏深入，上虑义恭不能固彭城，备加诫敕。义恭答曰：‘臣未能临瀚海，济居延，庶免刘仲奔逃之耻。’及虏至，义恭果走，赖众议得停。”（《宋书·卷六十一·列传第二十一》）
南梁天监四年北伐，梁武帝萧衍也是让弟弟萧宏为帅。这货跟“逃跑大王”刘义恭简直堪称绝代双骄，不但一场雨就能把他吓跑，还因此丧师5万：
“欲遣裴邃分军取寿阳，大众停洛口，宏固执不听，令军中曰：‘人马有前行者斩！’于是将士人怀愤怒……己丑，夜，洛口暴风雨，军中惊，临川王宏与数骑逃去。将士求宏不得，皆散归，弃甲投戈，填满水陆，捐弃病者及羸老，死者近五万人。”（《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六·梁纪第二》）
即便不是宗室为帅，南朝亦乏良将。比如王玄漠治军严酷，性嗜杀戮，以至于将士不愿为其效命；比如到彦之同为胆怯之辈，稍遇挫折便打退堂鼓，致使大好局面丧失殆尽；比如萧斌，身为主帅却毫无主见，心甘情愿当刘义隆的传声筒等等。
历数南朝169年间，无一将领堪比杨素、贺若弼、韩擒虎之万一，北伐屡战屡败，最后反被北方政权所灭，实在是不足为奇。
3、南朝的主要兴趣其实是内讧，北伐更像是不得不做的“政绩工程”。
南朝短短169年间，就历经了刘宋（420-479年）、南齐（479-502年）、萧梁（502-557年）、南陈（557-589年）四朝，竟无一朝能挺过60年，堪称动荡乱世——毕竟每次改朝换代，都会造成社会极大的混乱和财富的大量损失，极大的消耗了国力军力。尤其是南朝还有诛杀前朝重臣的恶例，本就不富余的名将如檀道济、柳元景、沈庆之、申坦、垣崇祖等人，没倒在北朝敌人的手中，却统统死于自己昔日的同袍的刀下，简直让人无话可说。而这样的混乱和滥杀，又一大批北伐名将、名臣投向北方，如刘劭、沈攸之、刘义宣、陈显达、裴叔业等，直接造成了南北形势向着对南方不利的方向发展。
作为刘裕之后南朝不多的名将，檀道济却被刘义隆所忌所杀，实在可惜
而且北方遗族和南方土著士族之间，在北伐一事上勾心斗角了几百年，相互扯后腿、下绊子简直是家常便饭，使得南方政权始终无法集中全部的力量对抗北方的敌人。
而且在南朝还有一个颇为奇特的现象——南朝北伐基本都是大败而归，继而引起动荡直至改朝换代；而南北讲和反而能恢复社会经济的发展，等攒了点家底之后就再度北伐、再度失败、再度讲和、再度改朝换代……这就是一个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直到南陈太建北伐失败后，南方再也无力夺回淮南江北之地，这下子南朝得以仰仗自存的长江天险向北方彻底敞开了大门。此后南朝自保尚且不足，更别提什么北伐了，直到被真正雄才大略的杨坚彻底干掉、实现自秦汉以来的第二次大一统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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