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玄学对教育的影响

    摘要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由统一转为分裂和长期战乱的时期，这一时期，社会及阶级矛盾尖锐激烈，学术上特别盛行玄学之风。玄学成为魏晋时期的主流思潮，它以老庄学为主，同时又贯通儒道两家思想，用老庄来解释儒学，并以先秦《老子》、《庄子》、《周易》为研究对象。玄学的盛行大大削减了儒学在教育中的独尊地位，对中国古代传统教育产生重大冲击。
　　关键词：魏晋 玄学 教育 冲击
　　引文
　　魏晋时期的主要哲学思潮是玄学。“玄”之义，本自《老子》中的“道”，“道”也就是“无”。魏晋时期，相当一部分士人，重视研究道家经典《老子》《庄子》和儒家经典中最具神秘色彩的《易经》，这三本书都着重探讨宇宙或万物的本源，内容深奥玄远，时人略称三书为“三玄”，称研究“三玄”的学问为“玄学”。
　　玄学清谈风气形成于魏齐王曹芳的正始年间（公元240—249），后世称之为“正始之音”。玄学倡导人为何晏、王弼。何晏著《道德论》，王弼著《周易注》和《老子注》。他们“祖述老庄”，认为“无”是一切事物的根本。进入西晋，经过“竹林七贤”的提倡，玄学清谈之风更盛，以嵇康、阮籍为代表，否认儒家的一切礼法，他们饮酒作乐，放浪形骸。东晋时期，崇尚玄学的名士们主要追求放任不羁的生活，行为背礼违节，学术上却无甚建树。至南朝，尽管出现了周弘正、张讥等“玄宗领袖”，但他们在玄学上并无突出成就。刘宋时期，特设玄学馆，让玄学与儒学、史学、文学并立学林。玄学作为一门学问已得到统治者与社会的普遍认可。可见，玄学的兴盛，对中国传统教育产生重大影响。
　　两晋南朝的崇儒文教政策
　　玄学的盛行，大大削减儒学在教育中的独尊地位。但由于儒家是封建统治者治国安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因而，魏晋南北朝各统治者都不断调整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
　　西晋时期，魏晋玄学和清谈之风兴盛，门阀士族中涌现的虚无荒诞的风气进一步滋长，引起了朝廷有识之士的深深忧虑。傅玄在西晋初上疏指陈时务时，便力主早日推行尊儒尚学的文教政策，他认为：“汉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修经艺而务交游，未知莅事而坐享天禄；农工之业多废，或逐淫利而离其事；徒系名于太学，然不< xmlnamespace prefix ="st1" ns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闻先生之风。今圣明之政资始，而汉魏之失未改，散官众而学校未设，游手多而亲农者少，工器不尽其宜。”[1]因此必须亟定其制，重视兴学。他说：“夫儒学者，王教之首也。尊其道，贵其业，重其选，犹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为急，臣惧日有陵迟而不觉也。仲尼有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然则尊其道者，非惟尊其书而已，尊其人之谓也。贵其业者，不妄教非其人也。重其选者，不妄用非其人也。若此，而学校之纲举矣。”[2] 西晋名臣裴頠“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放效，风教陵迟”，于是专门写有《崇有论》来批驳社会上的虚无思潮。这些人士迫切希望朝廷能大力推行崇儒的文教政策，以抑制日益高涨的浮华之风。
　　为了使儒学获得尊崇的地位，晋武帝曾有过一阵大倡儒风的举动。
　　泰始三年（267年）十二月，禁星气谶纬之学。[3]
　　泰始六年（270年）十一月，幸辟雍，行乡饮酒之礼，赐太常博士、学生帛牛酒各有差。[4]
　　咸宁二年（276年）五月，立国子学。[5]
　　然而，西晋平吴后，晋武帝遂怠于政术，耽于游宴，已无心兴办教育了。这一崇儒儒政策仅成为了一种政治姿态。再加上晋惠帝后，朝纲松弛，丧乱弘多，衣冠礼乐，扫地俱尽。在唯以门第为贵的西晋时代，门阀士族所提倡的玄学风行于世，从而严重干扰统治者政策的施行。因而这一崇儒儒政策终以失败而告终。
　　东晋时期，门阀政治已经达到高度发达阶段。“门阀士族真正实现了垄断和控制国家政治的目标”[6]而且，获取了各种特权的门阀士族热衷的是玄学思潮。门阀士族接过清谈的形式，沉溺于玄学的虚无和玄空的陶醉之中。他们口谈玄虚，不论世事，专以词辩取胜。在辩谈中表面上似乎很重名理，实际上不问真理所在，只是诡辩，形成了一种矜高浮诞的风气。《晋书》卷五《孝愍帝纪》中“史臣曰”有一段对这一景况的描述“：学者以老庄为宗而六经，谈者以虚荡为辨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
　　而笑勤恪。”[7]而《晋书》卷91《儒林传序》评论这一时期的学术文化时也指出：“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虚玄；摈阙里之典籍，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遂使宪章驰废，名教颓毁。”
　　在这四面玄风中，东晋皇帝及若干儒臣几次呼喊“笃道崇儒”，但由于中央官学时兴时废，他们的想法实施的不多。
　　晋元帝司马睿登基前，王导与戴邈就上书请求兴学。针对当时军旅不息、学校未修的状况，王导强调大兴礼乐教化是征服四夷安定天下之本。他说：“揖让而服四夷，缓带而天下从。得乎其道，岂难也哉！故有虞舞干戚而化三苗，鲁僖作伴宫而服淮夷。桓文之霸，皆先教而后战。今若聿遵前典，兴复道教，择朝之子弟并入于学，选明博修礼之士而为之师，化成俗定，莫尚于斯。”[8]针对当时士族子弟虚玄华竟的风气，戴邈主张“荡近世之流弊”“笃道崇儒”进行儒家的礼学教育。邈曰：“臣愚以世丧道久，人情玩于所习；纯风日去，华竞日彰，犹火消膏而莫之觉也。今天地告始，万物权舆，圣朝以神武之德，值革命之运，荡近世之流弊，继千载之绝轨，笃道崇儒，创立大业。明主唱之于上，宰辅督之于下。夫上之所好，下必有过之者焉，是故双剑之节崇，而飞白之俗成；挟琴之容饰，而赴曲之和作；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实在感之而已。臣以暗浅，不能远识格言；奉诵明令，慷慨下风，谓宜以三时之隙渐就修建。疏奏，纳焉，于是始修礼学。”[9]他们的建议得到了采纳，元帝在即位那年（建武元年，公元317年）设立了太学，而且多次发布“尊儒劝学”的诏令，派太子“讲经，行释奠礼于太学”。[10]但这一切在东晋建国之初热闹了一阵后，便又归于沉寂了。
　　成帝司马衍咸康三年，国子祭酒袁瑰等在要求兴学的上书中吁请朝廷“留心经籍，阐明学义”。[11]成帝表示赞同，并开始整顿国子学。无奈当时玄风正炽，成帝这次努力没有多少结果；孝武帝司马曜很想纠正虚玄宗诞之风，于宁康初年，大集重臣、宏儒，亲自讲《孝敬》，让谢安等名流侍讲、执经、摘句，轰动朝野。[12]孝武帝还屡次召戴逵、龚玄之等硕儒任国子博士，以提高儒学教育的水平。但不肯用心儒训的士风已是积重难返，因而这次兴学未见其效。
　　南朝时期，礼被看作治国的根本，礼治、德化被看成治国的纲领。面对玄学盛行、门第林立、风纪荡然的局面，从下位起家的统治者只有利用儒家的礼制，才能建立起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维护统治者的尊严，巩固统治者的地位。为此，宋文帝亲自撰写了《礼论》，南齐专设了修礼局。修礼局历时终齐一朝。为此，梁武帝专门颁诏：“礼坏乐缺，故国异家殊，实宜以时修定，以为永准。但顷之修撰，以情取人，不以学进；其掌知者，以贵总一，不以稽古，所以历年不就，有名无实。此既经国所先，外可议其人，人定，便即撰次。”[13]这样，朝廷颁布的文教政策明显突出了儒学的地位。这一时期，南朝的玄学遗风已进一步向儒学靠拢，再加上人们对儒学的精髓又有了重新认识，南朝的崇儒贵学文教政策得以切实推行。
　　纵观两晋南朝的文教政策，统治者始终是围绕着崇儒政策的恢复而出谋策略。玄学的盛行，对封建礼节、名教产生巨大冲击，直接影响着统治者的教育政策。
　　玄学化的教育思想
　　所谓玄学化的教育思想，即是把儒家的“名教”和道家的“自然无为”调和起来而产生的教育思想，这种教育思想主张“名教本于自然”和“自然尚名教”为其要义。[14]
　　玄学教育思想是对两汉经学教育思想的反动和扬弃。玄学家尖锐批判经学教育。嵇康指出经学教育“立六经以为准，仰仁义以为主，目规矩为轩驾，目讲诲为哺乳，由其途则通，乖其路则滞，游心极视，不睹其外，终年驰骋，思不出位，聚族献翼，唯学为贵，执书摘句，府抑咨嗟，使服膺其言，以为荣华，”由此教育出来的人只能是一些“奔鹜”“求安”“诡志”之士。在玄学教育中，自身内在价值的追求和满足既是出发点和手段，也是目的和归宿。主体生命存在的意义价值被突显出来，主体意识被强化。外物不再是孜孜以求和把握的对象，个体不再为外物所束缚，不再屈从于群体和外在的社会规范。外在功利追求变为内在审美向往是玄学教育思想中的目的。
　　此外，玄学家还认为，现实社会的一切纲常伦理、礼法名教、统治秩序及其文教制度都是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摧残，使人与人的本质脱离，应该去掉名教社会强加于人的一切外在东西，以崇自然之本，息名教之末，自然无为。嵇康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摒除现实社会一切束缚自然人性发展的东西，顺应自然人性之自然自由发展。他说；“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难自然好学论》）。玄学家幻想只有回到前文明的原始自然状态，人性才能摆脱灾难，只有顺应自然的教育，才能发展完善和占有人的自然本质，才能使人性获得全面发展，主张用任性自而无为不施的教育。这种“任自然”的教育方法合乎人性地培养人材，培养知识分子的骨气。魏晋南北朝多隐逸之士，与“任自然”的思想是不无关联的。
　　儒玄双修的教学
　　玄学从诞生开始，就走上了亦儒亦玄、儒玄双修的道路。玄学家的开山祖师之一王弼，本通儒术，再研《易》、《老子》；玄学大师阮籍早年志尚诗书，推崇儒术，中年才转而用道家思想去解释儒学，主张名教本之于自然。[15]；西晋玄谈领袖乐广，“善清言“，但并不抛弃名教；西晋的玄学理论家郭象，好老庄，谈辩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他在《庄子注》中提出了玄学的“独化论”，但仍然强调儒家君臣上下、尊卑贵贱等封建等级观念；而裴頠的《崇有论》则是极力调和玄学与儒学的矛盾；东晋的江惇“儒玄并综”，著《通道崇检论》，极力调和儒玄；南齐的杜京产虽专修黄、老，却“学遍玄、儒。
　　在教学中，从事儒家教育的学者中，不少是儒玄兼通的。他们授课时或儒玄并举，或有所侧重。伏曼容是齐梁间的大儒，却善《老》《易》，常年聚徒讲授玄学；梁五经博士贺瑒对儒学《礼》和三玄经典皆有研究，在儒学五馆中主持《礼》学馆。而陈朝的孙瑒，常常在山斋设讲肆，集玄儒之士。南朝梁、陈学者张讥，少年时便通儒家的《孝经》与《论语》，但又好玄。在陈文帝时，他任国子助教，教授儒学；至陈宣帝时，他任东宫学士，又讲《庄》、《老》。
　　在这种教育方式中，学生学习也往往兼学儒玄。谢几卿，幼年入补南齐国子生，入学时已以“长玄理”而出名，齐文慧太子让硕儒国子祭酒王俭“以经义访之”，谢几卿“随事辩对”，谈吐如流；[16]周弘正，十岁时已有玄学基础，通《老子》、《周易》，入国子学后，专学《周易》经，少年成名；[17]颜之推出身儒学世家，家传《周礼》、《左氏》，梁朝湘东往萧绎“自讲《庄》、《老》时，年方12岁的颜之推便被收为门徒。[18]
　　南朝时，学生兼习玄、儒，甚至佛教，已成一种时尚。刘宋文帝元嘉16年，开馆于鸡笼山，立玄、儒、文、史四科，教授学生，玄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南史》卷5《宋文帝纪》记载道：“上好儒雅，又命丹阳尹何尚之立玄素学,着作佐郎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各聚门徒,多就业者。江左风俗，于斯为美，后言政化，称元嘉焉。”由此可见，玄学作为一门学问已得到统治者与社会的普遍认可。
　　玄风影响下的士人学习
　　玄学清谈顾名思义多玄谈少实用。玄学家口谈玄虚，不论世事，专以词辩取胜。在辩谈中表面上似乎很重名理，实际上不问真理所在，只是诡辩，形成了一种矜高浮诞的风气。这种矜高浮诞的风气形成后，许多士人对儒学失去了兴趣，即便入学也不愿埋首苦读。再加上九品中正制的施行，更是加速了士人们的堕落。
　　东晋时期，崇尚玄学的士人们主要追求放任不羁的生活，行为背礼违节，学术上无甚建树。名士光逸避乱南渡，投友胡毋辅之。到那儿，胡毋辅之与毕卓等人在家里赤身裸体,闭门酣饮已经有几天了。光逸要推门进去，侍者却不让他进。于是，光逸在院子里把衣帽脱了，从狗洞里伸头进去大叫我要喝酒。胡毋辅之听到后，知道是光逸来了，赶紧请他进来一起喝酒，于是他们又喝个通宵达旦。此后，世族弟子竟相效仿这些名士，傅粉施朱，手摇麈尾，行步顾影，自比神仙。由此可见，玄学的品格在下降。
　　宋齐时期，儒学不振，“乡里莫或开馆，公卿罕通经术”，大儒只肯独善其身，后进徒拥经书，而无处求学讲习。多数士族子弟崇尚玄学，只会夸夸其谈，评估论今，既不忧虑丧乱之祸、战乱之急，也不关心耕稼之苦、劳役之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是随波逐流，追随玄风，隐藏自己的懒惰、无能，用放达脱俗来披挂自己的奢侈放纵。
　　梁朝时期，贵游子弟，多却无术，他们借用玄风逍遥放纵。平时，他们“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考试时，“明经求第，则顾人答策”；宴会交际，“三九公燕，则假手赋诗”。这时，他们称为“快士”。等到离乱之后，则“朝市迁革，铨衡选举，非复曩者之亲；当路秉权，不见昔时之党。求诸身而无所得，施之世而无所用。被褐而丧珠，失皮而露质，兀若枯木，泊若穷流，鹿独戎马之间，转死沟壑之际。”[19]
　　综上几点可看出魏晋士风非常堕落，这些士人平常往往酗酒放诞，反抗一切礼法，逃避现实，终日沉入酒色之中。他们借旷达之词掩饰自身的自暴自弃。这些风气在教育上造成的影响无非是“不重实学，流于荒唐；所治学术，无非空守章句，以辞藻典故为重。不求深入，不明义理”。
　　综述
　　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代。在这封建割据，战乱频繁的时代里，出现了玄学这一哲学思想，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亮点。而在这一哲学思想的影响下，魏晋南北朝的教育政策、教育思想、教育方式、教育成果都发生了变化。玄学影响着统治者的崇儒文教政策，统治者针对儒学的不振施行崇儒政策，而这些政策却往往由于玄学的兴盛而无效。这一时期，教育界也出现了任自然的教育思想，这些玄学化教育思想无疑丰富了我国古代教育思想的内容。但总体看来，魏晋玄学清谈对教育的影响是弊大于利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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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金栋编著：《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史略》，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 。
　　房玄龄等撰：《晋书[专著]》，中华书局，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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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唐）杜佑撰：《通典》，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第9页。
　　[2]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1974，447页。
　　[3]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1974，31页。
　　[4]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1974， 34页。
　　[5]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 ，1974，37页。
　　[6] 李国钧,王炳照总主编；苏渭昌等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32页。
　　[7] 李国钧,王炳照总主编；苏渭昌等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32页。
　　[8]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1974，1038页。
　　[9]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1849页。
　　[10] (元)马端临撰：《文献通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学校考4》。
　　[11] (梁)沈约撰：《宋书》，中华书局，1974，362页。
　　[12]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1974，2177页。
　　[13] (唐)姚思廉撰：《梁书》，中华书局，1973，381­­——382页。
　　[14] 王金栋编：《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史略》，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52页。
　　[15] 罗宏曾：《魏晋南北朝文化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02—104页。
　　[16] (唐)姚思廉撰：《梁书》，中华书局，1973，708——709页。
　　[17] (唐)姚思廉撰：《陈书》，中华书局，1972，305页。
　　[18] (唐)姚思廉撰：《梁书》，中华书局，1973，583页。
　　[19] :（南北朝）颜之推撰；卜宪群编著：《颜氏家训·勉学第八》，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79——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