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食住行”是人生在世最为基础的四件事情了，其中“住”这个问题自人类社会出现以来就一直在人们心中纠结。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口不断增加、城市的不断繁荣，城市中的居民的“住房难题”也愈发凸显。不仅在当代有许多年轻人为了在城市有一处栖息之所，古人们也为这着住房而不懈奋斗着。
在宋朝社会，那个商品经济不断繁荣的时代，越来越高的房价让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成为了可望不可及的奢望，于是租房业便成为了解决人们住房问题的一种补充手段而大量存在于宋朝社会。选择租房子的不仅仅是那些市井小民，大量的宋代官员也成为了“租房族”的一员。
自隋朝开创科举考试以来，考试取士成为了专制社会选拔人才的重要依据。宋朝的重文风气在全国范围内蔓延与渗透，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科举考试的途径走上政治舞台，也就造成了宋朝极其严重的“冗官”现象，庞大的官僚队伍很快成为了宋代租房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朝官员选择租房子的原因还真不一定只是因为穷，还有宋朝的官员选任制度。在宋朝的官员制度规定下，官员不能在所居地任职为官，并且不能长期在为官一方，这样大大增加了官员的流动性。为了短短几年的暂留而去专门在任职地买一栋房子，不仅是十分费钱的事，频繁的买房与卖房也显得过于麻烦。于是宋朝的士大夫便想到了一个好主意，那便是租房。天下之大，有个容身之所便也让人满足了。
按照宋朝官员的分类，他们租房的情况也可以进行一定的分类。首先是京官，在北宋前期，在京任职的官员是没有朝廷提供的专门住房的，但是官老爷又不好跟乞丐一样露宿街头，租房子住便成为了一个还不错的选择。还有一些位极人臣、地位显赫的官员选择租房，按理说这样的官员应该都有着自己的府邸豪宅，这是因为他们的个人品行操守，他们将自己“四方无田园第居”作为自己操守的一种体现。
其次便是地方任职官员，虽然他们与京官比起来有一点幸运，那便是宋朝政府为他们安排了官方的住房，即“公廨”。但是有许多的“公廨”只是存在于宋朝的文书之上，在实际中，大多数“公廨”要么毁坏，要么数量根本不足，那些满怀希望的地方官员在这种情景下也只能去解开并不富裕的荷包，去租民房居住，甚至是办公。
还有一种较为特殊的官员便是选调官员。 宋代京都除任职官外， 还云集了大量的选人和待阙官员。前述京城在职官员都要奔波寻找住房租住， 那么这些还不知道前程命运的选人和奉调官员滞留在京师，势必只能去租间房子来住。
工作调动、彰显品行、“公廨”毁坏，这些都是宋代官员租房子居住的原因之一，究其根源，还是因为宋朝官员逃不过一个字的厄运，那便是——“穷”。
微薄的俸禄是许多宋朝官员选择租房居住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大部分京官都并不存在职务调动的问题，没有“公廨”居住的京官们选择租房的根本原因就是自己俸禄买不起寸土寸金的京师房子。
宋朝的房价究竟有多高呢？居然让那些国家公务员都望而却步。根据一些史料的记载，我们可以略知一二。在大中祥符年间，汴梁内有一个市民利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逼迫邻居将住宅以九十万钱的价格卖给自己，后来邻居遗孀告官后，才增加了三十万钱。这只是京城内普通的一间民居，市场价便高达1300贯。而到了绍兴年间，都城内的高档宅邸价格已经涨到了50000贯。在北宋末，这种豪华住宅就要动辄几十万贯，普通住宅也至少要几千贯。在南宋，房价进一步提高，都城临安的住宅要几万贯。在地方州县，由于地域不同，价格差距较大，大致在一百贯以上。
而在北宋初期，官员实际的收入偏少。在太祖和太宗两朝，对俸制进行了一些调整，但是幅度不大，主要是提高幕职州县官之俸给。到了真宗朝，政权逐步巩固，财政状况也较好，因此在大中祥符五年（1012 年）“始议增给”，大范围的增加文武官员俸禄，各增了 20 贯至 1000 钱不等。增加后的官员月俸，上自三师、三公 120 贯，下到奉职、借值 4 贯，共 22 等。由于北宋中期以来，物价不断上涨，政府数次调整俸禄，到嘉祐二年（1057年）制定了新的俸禄制度，编著成《嘉祐禄令》。
从官员俸禄与房间简单的对比便可以发现那些中下层官员想买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也确实是不太容易。大中祥符年间来说，上文有记载的汴梁一间普通的民宅要价高达1300贯，像三公、三师这样的大官都要不吃不喝攒十多个月的俸禄才能买下来，更别说那些俸禄只有几贯或者十几贯的小官了。而三公三师那种大官自然不能住那种普通民居，与他们官职相匹配的房子大多都在5000贯左右徘徊，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能力越大，房价越高”吧。
宋朝官员对于租房的高需求性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租赁市场的兴起，许多有着雄厚财力的人看准了这一大商机，纷纷投身到提供房源的热潮中区，宋朝房屋租赁业也就就此繁荣起来。
首先便是官营房产。房屋租赁业这么大一块香饽饽，宋朝朝廷自然不会轻易放过。早在太宗淳化二年，宋朝政府就设立楼店务，到了太平兴国又改为左右厢店宅务。随着官员队伍的不断扩大，买不起房子的官员也越来越多，宋朝政府为了保障官员住房、规范市场管理并从官员身上拿回一些俸禄，在苏州、常州、明州、严州等地设置了楼店务。其中，苏州楼店务一年可以收到五万四千多贯房钱，由此可见官营房产的业务量与租金收入及其可观，也从侧面反映出官营房产在宋代官员租房时的首选地位。
其次便是寺院，寺院本应该是清心诵经之地，但是这在两宋时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处于交通要地又有着大量房产的寺院也投身到了经济体系中。于是寺院也逐渐成为了宋朝官员的租房选择之一，而房屋租赁也成为了寺院的一大主要收入来源。
最后便是民营财产，由于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民间自然没有什么人有官府和寺院那么雄厚的财力，但是也有许多人想在这股租房的浪潮中分得一杯羹。于是便出现了民间以自己微薄的财产加入到出租者阶层，赚取一定收益，补贴家用的现象。宋代官员群体中，赁民房而居的大都为地方职任官、 奉调在京官和贬谪流放官员。 地方官在廨舍不足或者遭毁的情况下， 通常租民房办公和居住。
宋朝官员上至宰相下到普通官员，大量存在着租房而住的现象，从京官、选调官到地方官，再到退休官、被贬谪流放官，租房已经成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宋代官员租房呈现着许多特征。
首先在动机上，租房成为宋代官员的理性选择。其次，宋代官员因为等级差异所享受的政治待遇不同，租住的房屋条件也就不同，虽然两宋官员之间大量存在着租房行为，但是所租房子的条件优劣也是一个衡量官员生活水平的重要标尺。最后，与大部分官员租住房屋的条件简陋相比，那些被贬谪的官员的租房行为则打上了宋朝党争的深深烙印，是宋朝朝堂政治的一大体现。
这样普及的官员租房行为会对政治经济产生影响吗？自然是毋庸置疑的。首先，租房行为就对行政效率产生了巨大影响，给正常的行政办公造成了一定的不便。其次，在经济层面，作为社会中上层人士的宋代官员群体，他们的租房行为一定程度上对宋代的房屋租赁价格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由于官员群体的规模庞大，数量众多，如此广泛的市场需求造成了租金逐渐上涨的历史现象。
租房在宋代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上至宰执大臣，各级官员，下至平民百姓，许多人都选择租房居住，这很大一方面是受社会经济发展，人口流动性增大的影响。同时，这与官员调动频繁，官舍紧缺，官员的经济收入，以及个人修养等因素也有很大的关系。
随着宋朝经济的发展与繁荣，物价的上涨是不可避免，而宋朝城市的繁荣与人口的激增，也导致了房价的居高不下。作为统治阶级一部分的宋朝官员因为手中微薄的俸禄，而不得不选择去租房子来住，这种行为不仅对宋朝的政治产生了较大影响，也刺激了宋朝房屋租赁业的兴起。相比于宋朝官员，如今公积金、贷款购房等措施的出台，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住房难的问题，但是想要彻底解决住房的问题，还是还要从根源上的房价问题入手。
参考文献：
《宋史》
《东京梦华录》
《梦梁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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