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政治始终没能形成一个名实相符的【集权中心】，也即：皇帝名分与实际权柄始终是分离的。这种名实不合的不稳定态，被田余庆先生概括为【东晋门阀政治】、【皇权政治的变态】。我们既可以把东晋政治视为魏晋皇权彻底崩解以后的“旧制度末世”，也可以把东晋政治视为南朝皇权孕育中的“新制度前传”，总之，【东晋政治】是一个“名实不合”的不稳定时代。
司马睿本身名分的欠缺以及他创设建康朝廷时世家的鼎立支持，使得东晋诸帝在一开始就不是有着煌煌军威的强力皇权，而是必须依靠世家大族军政经文影响力方能维持其统治的政权。弱势的皇帝始终希望重振皇权、强势的门阀始终希望更加强势、弱势的世家始终希望维持均势、流民武装与土著豪族始终得不到应有的政治地位，整个东晋域内的各方势力全部处于“欲求不满”的状态，比起“恢复北方”，在荆扬之间争权夺利明显更容易一些。
另外，想要“恢复北方”就必须调集足够充足的资源，想要拥有足够的资源，就必须集中充分的权力，但更愿意维持均势的大多数门阀世家是不乐意这样干的，无论是司马氏皇室出面（元帝、孝武帝、会稽王）还是强势门阀出头（王敦、桓温、桓玄），都难免遭到大多数门阀世家的反对。
王导与谢安，之所以被并举为东晋名相，其实正是因为他俩的执政方针就是更符合大多数门阀世家利益的美美与共。在各方势力都更乐意在荆扬之间争权夺利的不稳定状态下，“北伐”、“恢复”、“一统”等语词，根本无法有效转化为东晋政权上上下下的一致追求，只能沦为一个个不切实际的空洞口号。
靠着流民武装与河南坞堡势力北伐的祖逖，靠着荆州军力北伐的桓温，靠着东晋朝廷支持北伐的殷浩，他们所掌握的武装力量，在为国北伐的同时却也面临后方不希望他们坐大的势力牵制，瞻前顾后，怎能取得更持久而有效的成果？
何况较为成功的领军人物桓温与刘裕的数次北伐，基本上就不是为了统一，至少首要目标就不是统一，而是通过功勋积累来增加用于篡代的威望，行曹魏之事。东晋百年，无时无刻不处于最高权力的内部角逐状态，强势门阀、司马皇室、南渡望族在权力上层相互拉扯，土著豪族、流民武装在权力边缘挣扎，上上下下凝合不到一块儿，并且在荆扬之间进行着持续角逐，哪里还能腾出手来克复中原？
除了东晋内部的因素，北方间歇性诞生后赵、前秦两大黄河流域强权，且前赵、前燕、后秦、北魏均是军事实力不弱的政权，他们的存在也使得东晋很难获得可以大踏步北伐的窗口期，再加上东晋自身的持续内耗，即便有窗口期也很难充分把握。
综上，内部持续不稳的状态，使得东晋政权始终停留在表面上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统一，实际上却始终保持一种内耗严重的状态，不是分裂，却神似分裂。内部不统一，外部有强敌，自然实现不了统一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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