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门阀政治

这学历史地理也必须有所掌握，不然就像我一样看得一知半解

今人研究历史，必须汲取前人成果，而又不能囿于前人成果。

王应麟有言曰“绍兴、隆兴，主和者皆小人；开禧，主战者皆小人。”

司马光在论及古代历史上正统之争的问题时说“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已

《东晋门阀政治》一书，论述从公元4世纪初年至5世纪初年的百余年间，江左几家侨姓门阀士族与司马氏皇权结合而运转的政治历史。

本书所指门阀政治，质言之，是指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它的存在是暂时的。它来自皇权政治，又逐步回归于皇权政治。

作者认为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前此的孙吴不是，后此的南朝也不是；至于北方，并没有出现过门阀政治。

一，释“王与马共天下”

琅邪王氏诸兄弟与晋琅邪王司马睿，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结成密切关系。王导以他所居司马睿左右的关键地位，艰苦经营，始奠定东晋皇业和琅邪王氏家业在江左的根基，因而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语。王与马的结合，开启了东晋百年门阀政治的格局。

总的说来，偏安江左是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的产物，而江左政权依赖于士族，则是门阀制度发展的结果。

司马越与王衍-----过渡-----司马睿与王导

二，论郗鉴

郗鉴“博览经籍”，“以儒雅著”，不改郗虑家风，属于东汉以来的儒学旧族。流民帅之一

名义上附晋的流民帅，曾长期置身于北方多种政治势力之间，须随时窥测形势，以谋自存。他们南来后对于东晋政权若即若离，在政治上保留有相当大的独立性。

流民帅南来附晋者在东晋门阀政治中无所依傍，目的一是力图站稳脚跟，保全势力，二是志在立功，以求发展。

郗鉴两次不同意藩镇起兵废黜王导之谋，是这一阶段东晋政局得以相对稳定，内战未再发生的关键所在。

东晋初年政局，三五年一大变，变则干戈扰攘，台城丘墟。社会的重心在门阀士族，一族强则思压倒他族，遂成乱阶。

东晋如能牢固地控制三吴，南士的力量就能为东晋朝廷所用，三吴就能成为东晋的战略后方，这对于巩固建康，是一个极重要的因素。郗鉴看到了京口的重要，经营都督东南八郡，既是为了抵御苏峻的需要，又是为了东晋长期的战略需要。

关于京口的作用，历来史家独重谢安以谢玄据京口创建北府兵之事，这无疑是有理由的。但是北府其所以具有这种地位，其所以能够发挥这种作用，首先是由于前此郗鉴的长期经营。否则，谢玄也不可能在短期之内，在京口建成一支足以支配南北关系和东晋政局的北府兵。

京口的“内镇优重”地位，正是东晋门阀政治的产物。

门阀士族之间的角逐，一是以争据朝廷势要的形式出现，目的是控制皇权，借以发号施令，压倒对手；一是以竞据形胜方镇的形式出现，目的是以外制内，凌驾建康。

阻止这两种形式出现而获得重要成就的人，首推郗鉴。郗鉴的努力，使士族诸门户间的权力平衡状态得以维持，使门阀政治得以延续，也使东晋政权得以存在较长的时间。

郗鉴一是维护司马氏皇权的存在使之成为维持稳定局面的因素，一是抑制过分强大的士族门户以绝觊觎。郗鉴在江左完成的几件大事，都是属于这类性质。

三，庾氏之兴和庾、王江州之争

在东晋，旧时儒学大族如果不转习玄风，一般很难发展。庾氏家族如果要使门户光大，必须完成由儒入玄的转变过程。

庾亮出入玄儒，具有玄学表现和儒学内涵，这种个人素质，使他异于其时的多数名士，而颇类于王导。

东晋的门阀政治，发端于琅邪王氏，巩固则在颍川庾氏。东晋之初，皇权对门阀政治进行了两次重大的反抗。一次是晋元帝假手于权臣刘隗、刁协等人，而王敦的反叛打破了这次反抗；另一次是晋明帝假手于宗室、外戚南顿王宗和虞胤等人，而庾亮排闼入宫打破了这次反抗。王，庾虽然有纷争，但维护门阀政治方面的立场，则始终是一致的。

门阀政治排除了各种障碍，能够在自己的轨道上正常地运转。这些就是门阀政治的创立者和巩固者，王导和庾亮共同起的作用。

庾王上下游之争是东晋门阀政治在地理上、军事上进一步的表现形式。

经过生死搏斗，以王、庾之死虽然在人情下宁息，而矛盾也从宁静局面下转为暗流，维持了两年多之久。

王允之企图以军事实力维持王氏家族利益的最后一人。其死后，琅邪王氏虽然不衰，但基本上靠祖宗余荫和社会影响。到晋末为止，没有能够影响政局的人了

与琅邪王氏的就衰相比，颍川庾氏看来好像取得了很多的成果，扩充了很大的地盘。但是这个家族根底不深，好景不常，在桓温的打击之下，很快就被摧折了。

庾氏上游经营的成果，没有使庾氏门第延绵久长，却使龙亢桓氏的桓温得此以为基业，骤然在上游兴起，代替庾氏。强藩兴代，亦有驱除，庾氏为桓氏驱除，使东晋门阀政治的演化，逐步进入又一高潮。

在东晋历史上，北伐本来是正义的口号，是时代的要求。但是大张北伐旗号的人物角色，却各不相同。

祖逖处两晋之际，独立经营北伐，基本上是流民帅的活动，在江左没有多少家族利益的牵连，对建康政局也没有多少影响。祖逖北伐不计成败利钝，死生以之，以攻为守，起了保障东晋偏安的作用。祖逖以其节烈丰富了民族精神，是东晋北伐的最高典型。

祖逖以后，倡言北伐者都是东晋权臣，在江左有很大的家族利益。他们倡言北伐，动机虽不尽相同，但都有以北伐影响江左政治形势，增益个人威望和门户权势的目的。

王、陶以来迄于庾、桓，都是居上游而倡言北伐，其直接目的，一般都是巩固上游分陕势力，徐图朝廷。而巩固上游势力的关键在于牢牢控制襄阳。

这是东晋门阀政治中反复出现过的问题。在门阀士族人物看来，流民可用，流民帅不可用；而门阀士族人物既不愿也无能代替流民帅，组织和率领流民，以为己用。门阀士族必须使用流民以为兵力，又必须假手于自己认为可靠的人，这是不容易办到的事。

庾氏家族经历了三件大事：一、以外制内，制约王导，遥控朝廷；二、与王允之激烈争夺江州；三、驱逼桓宣，兼并桓宣部曲，取得襄阳。从客观作用说来，与琅邪王氏合作，巩固琅邪王氏首创的门阀政治的，是颍川庾氏；结束“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使琅邪王氏转衰的，是颍川庾氏；使江、荆、梁牢固地连为一气，并取得襄阳以巩固荆州，为桓温的崛起创造条件的，也是颍川庾氏。不过，庾氏取代王氏，并未改变门阀政治格局，只是用庾与马共天下代替“王与马共天下”而已。门阀政治的基本性质，前后相因。颍川庾氏居琅邪王氏和谯国桓氏之间，起承先启后的作用。

四，桓温北伐问题

这些元康名士经历过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过江以后更加颓废，连挥麈谈玄的兴趣也完全丧失，只是在使酒任性方面变本加厉，麻醉自己。他们的表现又比元康时更为放荡，可以说是“无德”之尤。就桓彝的经历和气质说来，他的表现本来不应如此。他之所以这样，只能以他有意附庸风雅、跻身名士来作解释。

永和安定局面的内部条件，则是庾翼死后颍川庾氏势力骤衰，江左士族没有哪一家具有足够的实力和影响，可以立即代替庾氏发挥作用。

朝廷有徐、兖及豫州的支撑，足以形成重内轻外，制约其他方镇的力量。这是永和年间东晋朝廷的重大战略部署。

方镇的问题所在，仍然是上游荆州。桓氏家族得以继庾氏家族之后兴起

豫州先是陈郡谢氏谢尚、谢奕、谢万兄弟相继掌握，为建康的可靠门户。上游桓温虽然权势很盛，但由于不能控制豫州，因而也不能得心应手地影响朝政。

太和四年，桓温以北伐为名，完成了几项对内扩张活动，即挤走徐州的郗愔，压平豫州的袁真，才使长期维持的力量均势彻底破坏，使处于暗流状态的门户冲突暴露于社会表层，使胶着的政局一变而为短兵相接的搏斗。

士族名士的好尚是废事功，轻武力，而士族维持其政治统治又必需事功武力。这样就形成一种现实的矛盾，影响到士族的境况，甚至影响到门阀政治本身。大体说来，士族名士之忘身物外者易获盛名，而处高位以保障士族利益的，却不是这些人而是那些不废事功特别是善于经营武力的名士。东晋以来，门阀士族中不断有这种人物出现，门阀政治的延续实际上是靠这类人支撑。一旦到门阀士族中不再产生这种人物，门阀政治就会出现危机。

忘身物外的士族名士，政治中的地位不过如此。为门阀政治点缀其间。

桓温第一次北伐，出师顺利，军至灞上，耆老感泣，百姓迎劳。达到了增益声威的目的，不愿继续消耗实力，因此临灞水而不渡。

第二次北伐，大败羌帅姚襄于伊水，留兵戍洛阳而还。

第三次北伐，桓温败于枋头，望实俱损。一个方面地位开始转折，另一方面取得徐、豫，扫清进入建康的障碍，控制司马昱，使东晋朝廷一度成为“政由桓氏，祭则寡人”的朝廷。因此，桓温第三次北伐又是他在江左权力之争中取得胜利的顶点。

对于桓温的事业说来，败于枋头，导致他望实俱损；胜于江左，导致他控制中枢。这同时发生的事情，对桓温起着相反相成的作用。桓温尽管控制了中枢，却由于望实俱损，无力断然篡代。中枢是不稳定的，反抗的力量不是来自军队，而是来自世家大族的政治斗争，在关键时刻给桓温掣肘，使桓温穷于应付。

桓温不过半月，稳定了朝局，一废一立，皆出桓温。从此桓温奠立了自己在朝廷牢固的权威地位，形成了“政由桓氏，祭则寡人”的权力格局。

认为桓温以北伐为手段，以篡夺为目的，把由于北伐而增进的实力和威望用之于篡夺，所以不会尽心力于北伐，也无意久事中原。同时在北伐行动的坚决性方面，桓温北伐无法与祖逖北伐相比。这第三种意见，就是我所持的意见。

应当看到，十六国东晋与南北朝历史的出现，并不只是一次偶然的民族入侵造成的，而主要是汉魏以来北方边境地区民族关系长期发展的结果。这种情况，比一次民族入侵造成的后果要复杂得多。以局面颇为近似的南宋相比较而论，其时宋金民族矛盾也很尖锐，和战问题也很重要。即令如此，评论南宋人物，也需要审时度势，不能仅就和战一端而言。

五，陈郡谢氏与淝水之战

谢鲲由儒入玄，进入名士行业。儒家思想又为他的子侄不废事功、逐渐进入权力中心留有余地

在桓温与朝廷抗争的过程中培植了自己的力量，取得举足轻重之势

谢安凭借家族势力和拒抗桓温的机缘，得以任综将相；又以淝水之战的卓越功勋，使谢氏家族地位于孝武帝太元间进入士族的最高层。此后谢氏权势受制于会稽王司马道子，谢安、谢玄被解兵权，旋即相继去世，但其家族地位却稳定在一个极限水平上，一直延伸至南朝之末为止。

王、庾力量既然都处在衰落之中，不足以应付纷纭的世局，势必有其他士族应运而起。桓、谢就是此刻同时兴起的两家士族。桓、谢二族在朝均无族党为援，尚无破坏士族门户势力平衡的危险，这是中枢及其他士族愿意让桓、谢二族填补上游方镇之缺的重要原因。

这个时期，谢氏以豫州势力维持着上下游的平衡和各士族门户的平衡，特别是在桓温坐大的条件下使东晋各种力量和平相处，使东晋政局得以维持平静，作用是显著的。

谢氏家族发展历史与所起作用，似乎与高平郗氏有可比拟之处。但是郗氏作为门阀士族，是发育不全的。郗鉴既不预名士风流，又未执中枢政柄，所以其家族的社会影响，还是与谢氏相距甚远。

以军权谋求门户利益，本来是东晋门阀政治的特点之一，王、郗、庾、桓，概莫能外，谢氏也是如此。

谢安执政，最大的弱点是没有可靠军事力量的支持，而没有军事力量的支持，建康既不能与上游桓氏维持一种较稳定的平衡，更不能应付北方前秦的压力。

北府兵有郗鉴的先例，是重建而非创建。此时重建的北府兵，主要是南北矛盾加剧的产物，同时也是桓、谢矛盾的产物。

北府兵各支既无特别训练，又无严密组织，但官长、士卒都有与北敌作战的经验。他们一旦纳入同一系统，有恰当的指挥，就成为拱卫建康、抵御北敌的重要武装，不但直接决定淮淝战争胜负，而且决定尔后东晋朝廷的政局。

从策略上说，下游谢氏的部署比上游桓氏积极，这当然也是由于静镇建康必须保有江北地区，不能像上游那样“轻戍江北”的缘故。

淝水之战与谢氏家族关系如此密切，以至于谢安在战争胜利后处于功高不赏的地位。由于战后南北矛盾大为缓和，南方内部矛盾有激化的可能性。因此，谢安的功臣地位反而给谢氏家族带来了某种不安。

此后虽然有寒人知识分子逐渐进入历史舞台，但是门阀士族在文化、社会、政治上的影响依然存在。他们居高位而骄矜作态的表现，在南朝历史上竟比东晋时突出得多。

谢氏家族的势力在三吴扩展显著一些。所以在孙恩起事的战斗中首当其冲。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统一了北方的人迟早都要发动南进战争，这主要是统一的历史传统对人们所起的强制作用。

要取得这种成就，统治民族个别上层人物的意愿固然重要，但还要等待统治民族本身进化到一个必要的水平，这需要有足够的时间。而统治民族能否得到足够的时间以完成本民族的进化，又要看是否具有民族内部和外部的安定条件，即本民族内部是否能取得协调而不至于内乱频仍，是否有其他民族至少在军事力量上强大到足以代替这一民族的统治地位。

民族政权的统治者，其统治政策归根到底总是要反映整个民族的进化水平。如果民族进化水平还很低下，而统治者要长期稳定地维持一种较高的文治，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只有在孝文帝拓跋宏完成了鲜卑拓跋部和北魏政权的一系列改革以后，南北战争的性质才有可能发生具有根本意义的变化，越来越以统一战争为主。孝文帝的改革继承了十六国以来长期民族融合的成果，同时又给民族融合以极有效的新的推动。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内容，关系到语言、文化、习俗以至于经济生活。

这次统一战争的成功，主要不是决定于隋朝统治者杨氏个人及其族属，而是决定于北方各民族融合水平的提高和南北政权民族界线的泯灭。

归根到底还只能说是中国历史上的内战。自然，这种内战往往给各族人民造成极大的灾难。我们知道，阶级社会中历史的进步，本来就是以人民的痛苦为代价来取得的。

六，门阀政治的终场与太原王氏

，太原王氏居位的门阀政治，实际上是回归皇权政治的过渡的一步，是东晋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的终场。

历史的发展往往多有反复，特别是在其转折时期。行将退场的门阀士族阶层并不愿意就此退场，所以有桓玄之叛成为门阀政治的回光返照。力图振兴的皇权不可能在业已腐朽的司马氏皇族手中得到振兴，因而有刘裕等人物之起，成为门阀政治的“掘墓人”。刘裕还担当了重建专制皇权的历史任务。

纷争只是政治现象。纷争所包含的实质性的内容，是皇权力求振兴，是门阀政治行将结束。

淝水之战以后，东晋朝廷在处理南北关系方面，在控制士族权臣方面，都处于有利地位。一时皇权有振兴之势，门阀政治出现转折。

东晋门阀政治，重门第兼重人物。当权门户如无适当人物为代表以握权柄，其门户统治地位也就无法继续，不得不由其他门户取而代之。

皇权的伸张，既要排除士族超越皇权的可能，又要借重士族的社会影响以为皇权所用。

皇权政治的逐渐恢复，主要人物是孝武帝和司马道子。腐朽的政治，具有王朝末期的特征。孝武帝是昏君，司马道子是乱臣。他们在伸张皇权方面成事不足。但是他们的政争却破坏了门阀政治，诱发了江左社会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矛盾

我们进一步探索政争的发展过程，正是为了从纷纭的现象中找到历史的去向，辨认参预政争的各种势力，并且进一步弄清这些势力客观上为一个能够体现皇权政治秩序的新朝代的出现扫清道路的具体活动。

在门阀政治无法继续，皇权政治不得复兴的条件下，只有刘牢之、杨佺期的军队具有澄清局势、恢复安定的潜在作用。但是这些伧荒武将并不理解自己能起的作用和自己的历史使命，不具备使自己的军队完全脱离门阀士族附庸地位的意识。他们没有一定的方向，始终只是在百年门阀政治造成的迷宫里跌跌撞撞。

刘牢之的行动并不只是个人晕头转向、进退失宜的问题，而是反映了本来是门阀士族的工具的伧荒武将转化为社会统治力量时必然出现的曲折。

从局部看来，门阀士族可以吃掉强大的伧荒武将；从全局看来，门阀士族的统治地位终将要被伧荒武将所取代。

东晋门阀政治，到孝武帝时确实将要结束了，但是代替东晋门阀政治的刘宋皇权政治，却是在实现着东晋孝武帝的遗志。

七，刘裕与孙恩

谢氏让出兵权的结果，是由谢氏组成和指挥的北府兵逐渐解体。长远看来，这些变化对于门阀政治的逐渐消亡，关系非常重大

东晋以来，江左社会中道教和佛教同步发展。接受道教、佛教信仰的人，遍及社会各阶层，上自皇室、士族，下至平民。这个时候，佛、道彼此包容，可以并行不悖，尚未形成像在南朝那样的宗教壁垒。

道教由于以道术相惑而具有较大的团聚力量，所以此时企图利用宗教力量聚众从事政治活动的人，都是出自道教而不是出自佛教。从东汉张角流毒汉季，孙恩和卢循乱盈晋末

孙恩和卢循所谋求自身的政治权力，谋求可以与门阀士族相当甚至超过门阀士族的政治权力，这却是统治阶级内部斗争问题。

孙恩、卢循虽然对门阀士族进行了冲击，以求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但在精神上仍受门阀士族的束缚，这一点与刘牢之相像。孙恩、卢循、徐道覆都不曾建号以与东晋朝廷决裂，也是他们精神上受到束缚的表现。

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早就认为孙恩纯系野心家，不承认孙恩起兵是正义的农民战争。我起先不同意范文澜先生的意见，后来感到这种意见颇有道理。不过孙恩不是一般意义的野心家，他的野心具有突破门阀政治这一时代特点，这与刘牢之、刘裕并无不同。

孙恩乘农民暴动之势起兵反对门阀士族，刘裕则乘桓玄篡晋而起兵消灭门阀士族的代表桓玄。两种势力所走的道路如此相同，是由于它们反映了统治阶层变化这同一的历史趋势的缘故。

刘宋以后，皇权政治基本上恢复了常态。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不存在了，门阀士族还在，而且还颇为顽强。但是他们毕竟已经越过了权势的顶峰而就衰了。他们无法以凌驾于皇帝的赫赫权势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只好摆出傲慢、排他的姿态，以图显示其家族仍具有居官从政的特权和独特的社会地位。唐亦如此

八，后论

魏晋士族，是历史地形成的一个社会阶层。东汉所见世家大族，是魏晋士族先行阶段的形态。这两者都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宗族结构与封建经济发展潮流相结合的产物。东汉世家大族得入魏晋为士族，意识形态由儒入玄也是必要条件。

中国古代社会宗族势力尽管延绵长久，在东汉表现为世家大族，在魏晋表现为士族，但其成员却大都已经变换。促成这一变换的主要原因，一是社会的大动乱，一是频繁的易代纠纷。

专制皇权只看到宗族发展于己不利的一面，而不认识这是必然的趋势，也不认识这种发展终将与自己的利益一致，所以每当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开头，总是企图抑制这种发展。西汉打击豪强，东汉实行度田，都是抑制措施。但是宗族随社会经济的自发进程而演变，皇权实际上是无力阻止的。

宗族的发展在经济上与专制皇权所形成的矛盾，总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但是只要皇权比较稳定，宗族在政治上一般说来还是愿意效忠皇权。他们倾向于把自己的宗族利益寄托于一姓皇朝。他们是这一时期知识阶层的主体，也是皇朝官员的主体。如果皇朝稳固，宗族的发展就没有多少风险，总是顺当一些；反之，如果皇朝纪纲不立，政局不稳，动乱频仍，宗族也会受到挫折，得不到一帆风顺的发展条件。

以东汉为例，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从政治上看，宗族处在皇权的控制之下，如果皇权稳固，他们是皇权的支撑者；如果皇权式微，他们便力图匡复；如果皇权已经瓦解，回天无术之时，他们就会理所当然地成为新的皇权的角逐者，但也不敢彰明较著地进行角逐。如果角逐者不是强大的宗族代表，因而不得不另有标榜的话，他们实际上也是尽可能地团结强大宗族，争取支持，甚至自身也会出现转化，逐步成为强大宗族的代表。战胜了袁绍的曹操，就是这样。

从理论上说来，在皇权政治格局下，不但宗族力量处在皇权控制之下，而且一切其他社会力量都处在皇权控制之下，不可能与皇权平行，更不可能超越皇权。甚至东汉宦官外戚擅权，也只能视为专制皇权发展到空前强大水平而出现的皇权旁落现象。掌握了皇帝（通常是婴幼的或弱智的皇帝），等于掌握了一切权力，因而弄权者得以假皇帝之名行事。这只是对皇权的窃取，而不是对皇权的否定。与之相应的政治现象，则是宫廷阴谋不断，多数是拥立或废立之争，争则大开杀伐。而且胜利者很难长久维持权力。这仍然是皇权政治而不是其他。世家大族为维护皇权的正常运转而与宦官、外戚斗争，受到外戚、宦官的重大打击，但结果是更扩大了世家大族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这又是一种辩证的关系。

历史的结论是，只有皇权与士族共治天下，平衡和秩序才得以维持。所以，本来只是两晋之际具体条件下形成的“王与马共天下”的暂时局面，就被皇权与士族共同接受，成为东晋一朝门阀政治的模式

东晋一朝，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门阀政治才能维持。等到士族不能照旧当权，司马氏也不能照旧垂拱而居帝位的时候，已经走到历史前台的流民领袖人物既抛弃了司马氏，也改变了门阀政治格局，树立了次等士族的统治秩序。但是历史并未因此而断裂，历史的逻辑在晋宋之际仍在顽强地起作用。次等士族的代表刘裕既继承了孝武帝伸张皇权的遗志，又在朝堂上安排了虽丧元气但有余威的门阀士族的席次。皇帝恢复了驾驭士族的权威，士族则保留着很大的社会政治影响。这就是具有南朝特点的皇权政治。刘宋前期，士族人物还凭借历史遗留的优势地位，在相当的程度上干预和操纵政治。不过这种情况并不长久，越到后来就越不显著了。

世家大族和士族的存在，都是以大田庄为其物质基础。依靠宗族，大田庄经济比较容易形成，比较容易巩固，也比较容易持久。

侨姓“朝士”虽都力求在江左建立家业，立足生根，但欲得到像吴姓士族那样的经济规模以保障其社会、政治地位，并非每一个家庭都能做到。所以南朝结束，时过境迁，吴姓士族仍然有所凭借，继续雄踞乡里，而侨姓士族则多寂尔无闻了。诗人所咏“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既是感叹人事浮沉，也是曲折地说出侨姓士族的社会经济背景不全同于吴姓士族。如果放眼全国，通南北士族而言，我们还可看到北方的山东士族入唐后虽然已就衰颓，仍不失为强大的社会力量。他们不但与迁居南方而倏然消失的侨姓士族不同，亦吴姓士族所望尘莫及。究其终极原因，还是由于山东士族具有更为长久的宗族历史和更为深固的经济根基，所以政治变化虽然极为频繁巨大，其社会影响仍得发挥久远，史家每喻之为百足之虫，虽濒死犹得不僵。

余氏谓魏晋南北朝为“儒学之光大时代”，这一见解尚可斟酌。但是余氏所论在玄风竞扇之中，儒学犹得不绝，齐家之学更有发展，确是事实。

以东晋时期的人物思想而论，按儒家所本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衡量，玄学于诚意、正心甚至修身诸端，确有其独到之处而异于儒学。但在士族本位的社会中，维系士族本身之存在，保持一姓士族内部之凝聚，即所谓“齐家”者，确实不能从玄学之中找到有用的思想工具。所以，士族通常并不废礼学，还特重丧服之礼，以之为维系士族门户的重要手段之一，表明士族为了“齐家”而不能废儒。

东晋儒学毕竟处于偏枯地位，虽然义疏之学往往而有，但毕竟习之者少，没有活力，也缺乏传授途径。

门阀政治，是皇权与士族势力的某种平衡，也是适逢其会得以上升的某几家士族权力的某种平衡。但稳定的平衡并不容易，所以总有动乱。在门阀政治存在的时限以内，动乱的根源主要不是像专制皇朝通常出现的那种宦官、外戚、宗室专政，因为相对说来，微弱的皇权孳生不了那种必须依附于皇权而行专擅的宦官、外戚、宗室，孳生了也难于长期起重要作用。动乱的根源却较易来自士族中的权臣。不过权臣挑起动乱，还不至于影响门阀政治的根本，因为其余的士族将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来制约企图破坏平衡甚至企图独吞江左的权臣如王敦、桓温，而使门阀政治格局维持不变。在门阀政治条件下，动乱的方式一般不表现为宫廷政变，因为宫廷政变虽然有可能导致皇位在司马氏皇族中的变更或某一宰辅地位的变更，但皇位或宰辅地位的变更也不能决定全面的局势。不愿接受这种变更的士族，将拒绝、制止、纠正这种变更。动乱的方式较多地表现为长江上下游之争，因为在士族专兵条件下，彼此制约的士族，其权力的分配正是表现为上下游实力的相持。但是，上下游的这种关系又受南北民族矛盾的制约，冲突一般是适可而止，较少达到决裂地步。从王敦、苏峻之乱以后门阀政治格局最终确立算起，东晋七十余年和平环境的

门阀政治所依靠的条件总是有变化的。侨姓士族本身如前节所论，在江左立足不易，生根更难。橘逾淮而为枳。比起在本籍继续发展的北方士族，比起吴姓士族，他们毕竟是移植过来的，土不厚，根不深，宗族不大，一受摧折就容易凋零。士族专兵本是门阀政治的常情

从宏观考察东晋南朝近三百年总的政治体制，主流是皇权政治而非门阀政治。门阀政治只是皇权政治在东晋百年间的变态，是政治体制演变的回流。门阀政治的存在是暂时性的，过渡性的，它是从皇权政治而来，又依一定的条件向皇权政治转化，向皇权政治回归。皇权政治的各种制度经过南朝百余年的发展，终于与北朝合流而形成隋唐制度的重要渊源。皇权政治在这一曲折反复的变化过程中，本身也起着变化。隋唐的皇权政治并不全同于秦汉的皇权政治。它们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别，但毕竟都是皇权政治。

而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

东晋门阀政治严格来说是仅存于江左的东晋时期，前面的孙吴和之后的南朝都没有出现过，同期的北方也没有出现。它的本质表现是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

它的开端是琅邪王氏诸兄弟与晋琅邪王司马睿，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结成密切关系。王导以他所居司马睿左右的关键地位，艰苦经营，始奠定东晋皇业和琅邪王氏家业在江左的根基，因而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语。王与马的结合，开启了东晋百年门阀政治的格局。

以特殊际遇下出现的“王与马共天下”为开端，下启庾、桓、谢氏迭相执政局面。各家执政情况虽然不尽相同，但基本格局仍然是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这是秦汉以来专制皇权结构的一大变局。当轴士族控制皇权，操纵政柄，在一定时期内其统治居然比较稳定，朝廷政变极少出现。但是从秦汉以来传统的政治体制说来，国家权力结构的这种变化，毕竟是不正常的，不能长久维持。

东晋门阀政治出现的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皇权不振，一是士族专兵。太原王氏活跃之时，孝武帝力图重振皇权，又图以司马道子的相权相辅，是皇权不振这一基本条件已在改变之中，或者说已有了改变的可能性。太原王氏二支之中，居京口重镇的王恭，兵力仰赖于并非门阀士族的刘牢之；先后居上游荆、江的王忱、王愉，也都无兵权在握，是士族专兵的这一基本条件已不存在。所以，代表门阀政治一个特定阶段的太原王氏两支的覆灭，实际上也是东晋百年门阀政治的终场。太原王氏在东晋的政治作用消失了，东晋一朝的门阀政治实际上从此结束。从开始到结束，门阀政治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

东晋门阀政治是皇室衰落下的一个特殊产物，八王之乱引入外族势力介入中原，五胡乱华，整个北方乱成一锅粥，皇室的一个偏支，连传国玉玺都没有，南渡建康，除了司马这个姓，没有半点实力，皇权式微，不得不小心翼翼的依靠地方士族的力量，因此东晋门阀权势滔天，可以在实力上跟皇帝掰手腕，司马家借助琅琊王家的力量，勉强建立了东晋，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微妙平衡。另外东晋文化风气由儒入玄，玄学的兴盛也弱化了皇室的权威，也造就了门阀士族与皇权对峙的局面，加上时不时来自北方的压力，勉强捏合门阀士族去皇权之间，以及门阀士族之间的矛盾，谢家也是在淝水之战中一举登顶成为顶级豪门。

然后东晋能勉力维持少不了一个关键人物，就是郗鉴，感觉没有郗鉴这个东晋真的早散了，郗鉴一直控制着微妙的平衡，庾家势大就联合王家对抗庾家，王家势大，就跟王家疏远，流民帅出身，但是却很好的融入朝政，融入门阀世家，也成了一时新贵，奈何毕竟不如王谢那样能绵延不绝，一旦郗鉴这个核心人物退场，家族也基本上到头了。再就还有仗着是皇帝外戚的庾家这些。

东晋门阀也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门阀对外利益是一致的，既要向皇权要权，又要应付其他门阀的竞争压力，因此不得不优胜劣汰，所以注重立贤不立长，甚至会搞兄终弟及这一套，就是挑全族最优秀的人去带领大家，而皇帝不一样，皇帝的权柄独一无二，是排他性的，更注重名正言顺，一旦玩立贤这一套，很容易制造内部矛盾就自己玩脱了，即便是门阀这样优中选优，也难以保证人才的延续性，所以后期门阀逐渐人才凋零，这本是东晋皇室重振皇权的好机会，奈何皇室也是烂透了，门阀和皇权都衰弱了，但是一个世纪下来的惯性还是让这个局面勉力维持，直到引入新的势力，最后刘裕借助北府兵的力量，一举打破这脆弱的局势，建立了刘宋，门阀政治也彻底成为历史。

自司马家篡魏，到八王之乱，到五胡乱华，历史乱成一锅粥，五胡十六国你方唱罢我登场，而东晋偏安江左，国祚竟达百年之久，维系东晋王朝的正是门阀政治，两者互相依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门阀政治，是指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它的存在是暂时的。它来自皇权政治，又逐步回归于皇权政治。中外史学界通常认为整个魏晋南北朝都是门阀政治，史学大家陈寅恪正持此种观点，而田余庆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给出了自己的见解。

田余庆认为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前此的孙吴不是，后此的南朝也不是；至于北方，并没有出现过门阀政治。门阀士族存在并起着不同程度政治作用的历史时期，并不都是门阀政治时期。

东晋门阀政治出现的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皇权不振，一是士族专兵。西晋亡于羯人石勒后，南渡的琅琊王司马睿建立了晋室政权，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司马睿本身并不具备运作皇权的能力。

纵观东晋一朝，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门阀政治才能维持。

司马睿在司马氏王朝中是个边缘人物，威望，实力，功劳统统没有，甚至从血统来说，他也离正统一支非常疏远，而且愍帝尚在，晋政权名义上还在北方。

南渡江左的司马睿要想立足，坐上帝位，唯一可以依靠的只有南渡士族。

而南渡士族作为乔迁势力，要想在江左本地士族之中立足，同样需要司马睿登上帝位，作为政治保障，作为庇护。

而东晋门阀政治的开端便是琅邪王氏王导、王敦兄弟与司马氏“共天下”，建立了祭则司马、政在士族的政权模式，维持了一个世纪之久。

琅邪王氏以后依次出现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等权臣的时候，仍然是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的局面。

其中颍川庾氏受桓温诛戮；谯郡桓氏在桓玄败后死绝；太原王氏世称华胄，它的两支也都在政争中覆灭。只有琅邪王氏和陈郡谢氏，在长时间的复杂冲突中，没有受到集中的毁灭性的打击。

在本书末尾，田余庆先生给出了自己结论：

从宏观考察东晋南朝近三百年总的政治体制，主流是皇权政治而非门阀政治。门阀政治只是皇权政治在东晋百年间的变态，是政治体制演变的回流。门阀政治的存在是暂时性的，过渡性的，它是从皇权政治而来，又依一定的条件向皇权政治转化，向皇权政治回归。

皇权政治的各种制度经过南朝百余年的发展，终于与北朝合流而形成隋唐制度的重要渊源。皇权政治在这一曲折反复的变化过程中，本身也起着变化。隋唐的皇权政治并不全同于秦汉的皇权政治。它们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别，但毕竟都是皇权政治。

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只是北方民族纷争，一浪高过一浪，平息有待时日，江左才得以其上国衣冠、风流人物而获得历史地位，才有门阀政治及其演化的历史发生。但是不论在北方或在南方出现的这些事情，都不过是历史的表面现象。历史运动中的胜利者，不是这一胡族或那一胡族，也不是江左的门阀士族或次等士族。

历史运动过程完结，它们也统统从历史上消失了。留下来的真正有价值的历史遗产，是江南广阔的土地开发和精致的文化创造，是北方普遍的民族进步和宏伟的民族融合。这些才是人民的业绩和历史的核心，而人民的业绩和历史的核心，又要通过历史现象的纷纭变化才能完成，才能显现。

《东晋门阀政治》的最终结论:

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只是北方民族纷争，一浪高过一浪，平息有待时日，江左才得以其上国衣冠、风流人物而获得历史地位，才有门阀政治及其演化的历史发生。但是不论在北方或在南方出现的这些事情，都不过是历史的表面现象。历史运动中的胜利者，不是这一胡族或那一胡族，也不是江左的门阀士族或次等士族。历史运动过程完结，它们也统统从历史上消失了。留下来的真正有价值的历史遗产，是江南广阔的土地开发和精致的文化创造，是北方普遍的民族进步和宏伟的民族融合。这些才是人民的业绩和历史的核心，而人民的业绩和历史的核心，又要通过历史现象的纷纭变化才能完成，才能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