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艾偷渡阴平，突然出现在蜀汉腹地，让蜀汉上下为之恐慌，而诸葛瞻又在绵竹被击败，邓艾军趁胜逼近成都。
此时邓艾虽己兵临都城，但蜀汉腹地的重要关隘依然在蜀军手中，南方大部尚有回旋之余地，东吴方面也在积极的派兵救援，北方的姜维在剑阁死死的拖住钟会，所以邓艾只是一支孤军，前有坚城，后无援军，受困于蜀汉腹心之地，蜀汉局势远未至绝境。
反过来说，真正陷入绝境的是邓艾，偷渡阴平之计因最强灭蜀可称之为神来之笔，但试想，若是刘禅并未被邓艾吓住，而是选择据城而守，当时成都作为蜀汉帝都，想来万余兵力还是有的吧，这一点在史料中并无记载，笔者估计定为万余，而邓艾带三万兵而来，经历翻山越岭，凿山开路想来也损失不小，那边绝壁上行军，便是蜀军也会有所损失，更何况魏军。
而之后又和诸葛瑾大战了一场，就算邓艾是名将，到成都的时候最多也就两万的样子，面对坚城，邓艾如何能将之攻下。
而邓艾无法攻下成都，那么邓艾最终的结局就是被不断赶来勤王的蜀军蚕食而死，魏军此次伐蜀最后的结果便是双方各有损伤，魏国大将邓艾战死，蜀汉丢失汉中，困守蜀中。
只不过事情并没有按照笔者说的这般进行，蜀中承平己久，臣民对于魏军突入腹地的消息恐惧到了极点，百姓四散奔逃，官吏弃官而去，蜀中乱作一团，成都上下的士气也己跌至谷底。
最终在谯周的力劝之下，刘禅开城投降。
笔者认为对于蜀汉当时的形势，谯周不可能不清楚，其身为蜀汉重臣，更是太子府仆射，地位也极为尊崇，而且谯周乃是当世大儒，饱学之士，也断然不可能是魏国奸细，那么为什么谯周执意力劝刘禅投降呢？
自古便有“家国天下”一说，有家才有国，也可说成先家后国，谯周身为益州人士，益州便是他的家，对于益州他甚至比诸葛亮、刘备更要在意，如果蜀汉有希望一统天下，那么牺牲些益州的利益，谯周自然无话可说，可是自夷陵之战后，蜀汉就失去了争霸天下的能力，和谯周一般的益州士族也失去了进取之心，只是想偏安一隅，但是刘备死后诸葛亮掌权。
诸葛亮身为荆州派的核心，在失去荆州之后，便凭借着资历稳稳的压制着益州派，而诸葛亮虽然有权臣之实，但却无权臣之心，接掌蜀汉之后，以刘备匡扶汉室为己任，所以发动了六次北伐。
打仗打的是钱粮和人口，失去了荆州之后，人口和粮草无一不是从益州征取，而诸葛亮的六次北伐毫无寸功，更是让益州士族彻底死心，再也不愿意糜费益州利益去打一场毫无胜算的仗，所以姜维接手诸葛亮衣钵之后，屡次北伐却屡屡为后方掣肘，这便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从谯周劝谏刘禅削减用度，减少开支，以及后来与尚书令陈祗因对魏用兵之事展开激烈争论可以看出，以谯周为主的益州士族对刘氏政权已经从失望转变成了怨怼，谯周为此写下了《仇国论》。
东吴虽然派兵进攻寿春吸引牵制魏国，但蜀吴两国的联盟自刘备之后多流于表面，东吴也只是派了两万兵卒，笔者觉得东吴也完全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料想蜀汉不会如此不堪一击。
所以笔者认为，蜀汉被一战而下，是多方原因造成的。
其一便是蜀汉后期守护者，接替诸葛衣钵的姜维，蜀汉仅有一州之地，人口地盘俱是三方最少的，又因汉中之战、夷陵之战、六伐中原等一系列的战争，早己透支了益州的底蕴，益州己到了崩溃的边缘，如果姜维屯兵于汉中，固守要隘，则蜀汉或有偏安一隅的能力，但姜维在益州疲弊的基础上依然屡屡对外用兵，最终让蜀汉只剩下了一具看似强大的外壳。
其二是刘禅，在诸葛亮死后，刘禅得以掌权，但其掌权之后却宠信宦官，贪图享乐，后期更是不理朝政，致使本就衰微的蜀汉在黄皓的弄权下，更是雪上加霜，百姓困苦不堪，蜀汉国力完全无法得到恢复。
最后便是益州士族，笔者一直认为刘禅最后开城投降，也是受迫之举，益州在刘氏政权的统治下走上崩溃，这是益州士族无法容忍的，在没有外敌的情况下，这些士族慑于姜维等刘氏武将的兵权之下，不敢有所动作，而当邓艾兵临城下之时，益州本地士族的心思便开始活络起来。
笔者觉得，当时如果刘禅不投降，只怕身为益州士族的蜀汉大臣会将刘禅捆了送出城去，之所以让刘禅下令投降，只不过是因为这些名士不想背负骂名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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