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君主制到民主制的演变，一般认为是历史的进步。这看起来是很显然的，从历史上来看，君主（无论是西方的国王还是中国的皇帝）都给人一种专横暴戾为所欲为的印象，“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
而民主制则不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领袖是人民选上去的，人民也能把他赶下来。人民普遍相信，有了选票，权力就能得到约束，所谓“把权力关进笼子”也。更重要的是，人民有了话事权，政府的一切作为，从程序上来说，必须以大多数人的意愿为准绳。
但考察一个政体的好坏，如同我们考察其它事物一样，不能仅仅看到它所主张的，而应看到其结果。人民有了选票，使权力臣服民间，并不是一个结果，而仅仅是一个过程。如果一人一票导致了持久的战乱，则很难仅仅因为它体现了民意，就说它是好的制度。
衡量制度的好坏，应该着眼于最根本的问题：作为限制统治者权力的民主制度，是否起到了预期的作用。与君主制统治相比，政府的规模是变大还是变小了？换句话说，私有产权受到侵害的程度，是加剧了还是减轻了？
（二）
在回答以上问题之前，我们先转向另一个话题：时间偏好。所谓时间偏好，通俗地说，就是对于手头的东西，是选择现在享用，还是留待以后再用。选择现在用的，时间偏好就高，而选择把东西存起来的，时间偏好就低。
对于个人而言，时间偏好受到很多因素影响。这些因素既有外在的，也有内在的。比如说，如果被确切地告知地球将在两年内毁灭，则人们的时间偏好将普遍升高。又比如，洪水频发的年份，人们的时间偏好也会随之提高，这是因为未来没有着落，把东西留到未来是冒险的。这些都属于外在的因素。
小孩子的时间偏好通常较高，这是因为他们不太可能对未来有明确的规划，而只会倾向于将到手的东西都消耗掉。随着小孩逐渐长大，时间偏好也会逐渐下降。
而人到了老年，一般来说时间偏好又会慢慢升高。这是因为，时间不多了，对未来的投资可能无福消受。但如果有子女的话，这种趋势则可能不那么明显，因为他们可以把东西留给后代。这些都是内在的因素。
从历史上来看，食不果腹的原始人，时间偏好是很高的，一旦猎物到手，他会倾向于马上吃掉，因为不这样的话他就会饿死。相应地，这样的社会，文明程度是很低的，因为大家生活在一种巨大的不确定性当中：每天不能捕获猎物的话，就不能活下来。
伴随着技术的进步，比如说狩猎工具的应用，使得每天捕获的猎物大增，人们会渐渐发觉这些食物不仅可以保证温饱，还能略有积存。这个时候，人们的时间偏好就会发生改变：为什么不把吃不完的东西保存起来呢？这样的话，即使明后天没有捕获到猎物，仍不至于饿肚子。
更进一步地，当人们偶然发现留存下来的东西还能自我繁殖，生产出更多新的东西，人们的时间偏好会进一步降低。比如说，捉到一只母鸡，如果选择马上吃掉它，则只能图一时之痛快。但如果选择把它圈养起来，配上若干公鸡，则说不定以后每天都有鸡蛋吃。这样做的好处是，捕猎不必那么辛苦了，而且即使一无所获，家里至少还有鸡蛋吃。
人类的进步，正是从“省下一些东西”开始的。如果一个人始终保持着很高的时间偏好，每天及时行乐，则意味着他第二天要重新开始。长久地来看，他会过着单调而重复的生活，谈不上有什么进步。
如果他愿意并且能够省下一些东西，比如说几粒稻谷、一只公鸡，那么他很可能在未来得到可观的回报。而这些回报又会允许他在未来省下更多的东西。如此往复循环，一个人积累的东西会越来越多，时间偏好也会逐渐地降低。经济学家霍普将这个时间偏好降低的过程称为“文明的进程”。
（三）
因此，考察从一个制度到另一个制度的变迁是否是“文明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社会总体的时间偏好是否降低了。社会的时间偏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自然灾害等等，但如果我们在一个足够长的时间段内观察，则可以近似地认为这些因素被平均地抵消了，而剩下的主要因素就是不同制度的影响。
当然，在讨论君主制和民主制孰优孰劣时，必须明确的一点是，任何形式的政府，严格来说都是在侵犯人民的权利的。我们应该明确这样的共识，即政府始终是一种恶，而要比较的仅仅是恶的程度。
在君主制度下，政府是君主私人的财产。如果把政府当作一个公司来看的话，这家公司的业务范围就是全国的国民生产，而盈利模式则是从国民生产中收税（包括各种货币扩张政策）。君主除非死亡，任期是无限长的。即便死亡，他也可以传位给他的子女或近亲。
“有恒产者有恒心”，对政府的持久拥有，使得君主可以以一种比较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国家的发展。换句话说，他的时间偏好足够低。作为一个统治阶层，他的目标是从国民生产中获取最大的利益。而要实现这一点，税率就不能定得过高，否则国民生产遭到重创，税收反而减少。
君主也不太可能横征暴敛，因为这是竭泽而渔，从长远来看，不利于这家“公司”的发展，而更可能激起民变，根本地撼动他的统治地位。而税率一旦定下来，决定君主总收入的主要因素就是国民生产的总量了。要使国民生产保持在高水平，君主必须保证社会生产的有序进行，防止偷盗劫掠。
从这个角度看，君主有保护民间经济的动力，他会倾向于设定法律来保护私有产权制度，因为唯有私产得到了保障，市场经济才能自如运转，从而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从时间偏好来看，良好的社会秩序使得人的长远规划成为可能：如果盗贼横行，种田、养猪就不是一个划算的计划了，因为随时可能被人抢走。
此外，王位严格地在皇室内部传承，隔绝了一般人通过合法渠道成为统治者的可能性。这从表面上看是社会的不公平，但从实际效果上来看，这种权力的内部传递在王族和平民之间划出了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
人民的潜意识里普遍认为，君主家的东西就是君主家的，与自己没有一丝关系。因此，人民会对加税这种举措天然地反感，因为这纯粹意味着财富从民间流向政府，是一种赤裸裸的抢劫。
同时，人民也不会对战争感兴趣，因为战争只是君主拓展领地、增加税收的一种手段。既然如此，君主当然就要自己为战争买单。这事实上制约了战争的频率和规模，也从一个侧面降低了社会的时间偏好：如果是兵荒马乱的时代，及时行乐恐怕才是更划算的选择。
在民主制度下，政府就不再是国家领导人的私人财产了，而理论上归全民所有。但在任期之内，国家领导人拥有对“公司”的经营权和收益权。由于任期一般较短，这使得国家领导人往往缺乏国王那样的远见和恒心，时间偏好较高。一般来说，税率可能会显著提升。
这是因为虽然作为统治阶层，国家领导人获取最大利益的目标没有变，但是他只有一两届任期的时间，他无法参与任期之后的“公司分成”。因此，对于国家领导人来说，理性的选择是在任期之内尽可能地扩大收入，而不必管任期之后的事情。这导致的后果是，国民经济这块蛋糕，有更大的一部分被政府抽走了。
由此同时，民主政府也不太有保护私产的动力。相反地，由于时间有限，民主制度下的统治阶层会在可能的途径捞取财富，比如说，它会巧立名目，打着各种旗号来侵犯私有产权，并从中获得利益，比如说通货膨胀、收入再分配等等。
这些措施客观上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打击了生产的积极性，使得商人会降低投资的比重，从而提高了社会的时间偏好。
民主制度的一大成就，是打破了少数人对政府的垄断。理论上每个人都可能通过选举进入政府部门，成为执政者。从好的一面来看，这是社会公平的体现，但另一面是，原本政府和人民之间明确的界线被模糊了，政府成了“人民的政府”。
由此造成的后果是，人民误以为政府的财产也有自己的一份，于是放松了对政府的警惕，任由政府扩权。常见的论调是：税收多少不要紧，关键是用在人民身上。
模糊的界线造成的深远影响，还体现在国家的对外事物上。如前所述，在君主制度下，战争被视为君主之间的权力争夺，人民尽管有时被迫卷入，但大致上是抵触的。
而在民主时代，由于政府已经和人民融为一体，战争马上变成了人民和人民之间的争斗，“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对战争的抵触，马上会被认为是“不爱国”。
而且，这种变化不仅停留在表态的层面，现代的强制兵役制度，已经证明了这种模糊的界线所造成的后果。
战争性质的改变，也改变了它的规模和惨烈程度，因为在民主制度下，每个人都被认为对国家负有责任，因此统治者可以更从容地较小的代价征召更多的兵力，从而将以往的局部战争变为全面而惨烈的战争。而这种战争，显著地提高了社会的时间偏好，使得人类在“文明的进程”上停滞不前。
（四）
二十世纪以来的民主化运动以及一系列的后果，证实了以上的种种推测。
在战争方面，二十世纪的战争无论规模还是残酷程度，都是历史上不能比拟的，现代的强制兵役在很多国家已成现实；
在经济政策方面，各个民主国家的政府几乎都在增税、负债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与之相应的是储蓄率的不断下降；
在对市场的管制方面，政府对市场的干涉达到一个空前的程度；
而在社会习俗的层面，结婚率的持续下降、生育欲望的降低、离婚率、堕胎的升高，也印证了人们似乎越来越“不耐”。
而民主的大潮并没有停息，甚至没有得到应有的检讨。二十世纪人类在政府不断干预下的艰难进步，被视为民主的胜利，民主从一种可能的制度，变成一种普世价值。
从现实来看，民主是大势所趋，难以避免。在这种情境下，审视并警惕民主可能的弊端，就显得尤为迫切。
（本文为霍普《民主：上帝失败》第一章的读书笔记。）
2013/5/31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