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韩玥
自隋唐创建科举制度以来，中国古代文房陈设由于汇入了文人思想和审美理念而独具特色。“读好书，好读书”的文人情怀支撑着中国千百年来的文房情趣。所谓文房，无非就是文人的一方天地，单单是读书写字还不够，文房陈设考量着主人的兴趣品味。为了营造更好的文房环境，李渔将生活中的趣味汇编成为一部典籍--《闲情偶寄》。作为明末清初难得的有趣之人，李渔对生活似乎永远充满了热情。一个懂生活的清代文人，他的思想一定不古板。在《闲情偶寄·器物篇》中，李渔认为:“夫今人之重古物，非重其物，重其年久不坏;见古人所制与古人所用者，如对古人之足乐也。”其实在富贵人家中，玉石所制的文房陈设因其可以点缀书案，赏玩自宜，自宋代起便逐渐成为社会风尚。
清代文人雅士的桌面案头增添丰富的玉制文房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文房器具源起于汉代，是文人生活中的必备物资，至唐宋年间品种渐多，材质也越来越丰富。清代中叶，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富足，经济增长迅速。乾隆二十年(1755)五月，清军攻克伊犁，乾隆皇帝最终平定了准噶尔和回部的叛乱，让回疆统一于清朝。此后，和田玉作为供玉每年春秋两季供入宫中。如遇特殊情况，还会派官员专门去采办，以满足宫廷所需。于是江南琢制的精品，宫中造办处名手的佳作纷纷入藏内府。珍爱必定意味着受重视，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皇帝的喜好势必会影响民间收藏的热情。于是，在乾隆皇帝的推波助澜下，玉雕文房用品的使用达到了历史高峰。
乾隆自幼好学，不仅擅长诗文，而且喜爱书法绘画。乾隆皇帝的书房“三希堂”不足8平方米，但雅趣十足，案上陈设便多为玉制品。历史上很多皇帝为一物痴迷，而乾隆堪称玉痴的典范。他一生撰写与玉有关的诗文800余篇，甚至命工匠直接将诗句刻写在玉作上。清代进贡宫廷的玉作品以如意最为流行，帝王将相、文人墨客对如意钟爱有加。大量描绘宫廷生活的绘画作品中，皇帝后妃们都有如意相伴。古时候人们认为灵芝是仙草，将如意做成灵芝状，暗含顺遂心意的吉祥寓意。
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新春皇帝特命工匠在一柄玉如意背面刻诗一首:“水玉出河中，品高制亦工，执尤宜岁首，咏祗祝年丰。诏比华贵玩，犹存朴素风。年年如意者，绥屡愿原同。” 其中“犹存朴素风”这一句代表了当时重要的社会风潮。玉石本是赏玩之物，君子的象征。为了炫技和市场竞争，扬州地区的工匠往往把上好的玉材雕刻得玲珑剔透，虽美感十足，但在乾隆看来，却显得暴殄天物。因此扬州的盐政和织造并没有因此赢得皇帝的欢心，反而还遭到了训斥。如果经过工匠之手雕琢出来的玉雕陈设，只是单纯作为摆件而没有任何使用价值，就成了废物，乾隆皇帝更提倡仿古的、俭朴的东西，于是乾隆时期的玉作品也呈现古拙之风。
仿古之风的盛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千百年来的礼制文化。《日下旧闻考》中记录了养心殿的一幅楹联:“商鼎周彝自典重，槛葩苑树相芬芳。”用玉仿做的青铜器类别丰富，甚至可以模仿铜锈的色泽。兽面纹爵是典型的仿古作品。青铜爵的造型早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就已经出现，作为酒器在商周时期广泛使用，碧玉的色泽更与青铜器相接近。
清代的宫廷玉器制作，主要交由造办处，造办处下设玉作坊，在宫内直接完成。乾隆对于宫廷玉器制造给予极大的关注，有些玉匠高手是从苏州、扬州直接调进宫中。如果有重要玉器的制作，乾隆更会亲自过问，甚至会与匠师对画稿、打蜡样，就连最后的装饰、摆设等，都会一一审查，亲自指示。故而当时的玉器不但工好，而且艺术性很高。所以“乾隆工”就是对这一时期玉雕作品最大的肯定。有了皇帝的支持，清中期的玉器作品精细而又雅致，是其他时期远不能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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