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谱牒的修撰

唐初谱牒之风大兴，此时的谱牒修撰以官修为主，官府主持大规模的谱牒修撰共有三次，主要目的在于扶持朝廷开国勋贵，打压传统的山东士族。

第一次是唐太宗贞观五年的《氏族志》。唐太宗命高士廉、韦挺、岑文本、今狐德芬等主持撰修谱牒。高士廉等于贞观十二年(638年)奏上《氏族志》一百三十卷。

由于高士廉等把山东士族崔、卢、李、郑等姓列第一等，触怒了唐太宗。唐太宗指示按照“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的方针重修，然后颁布天下，以此为新的准则。

第二次是唐高宗显庆四年的《姓氏录》。武则天当政时，中书令许敬宗因为贞观《氏族志》未载武氏的族望，吏部尚书李义府也以《氏族志》中没有李氏的世系，于是奏请改修。

显庆四年(659年)，孔志约、杨仁卿等人主持其事。这次的修撰原则，是凡在唐朝得五品以上官职者均可入选，这就把士族的范围大大地扩大了。书成，改名为《姓氏录》，颁行天下。

第三次是唐中宗神龙元年的《姓族系录》。当时左散骑常侍柳冲认为《氏族志》、《姓氏录》颁行已近百年，士族兴衰变化很大，于是上表请求加以改修。

唐中宗命柳冲与左仆射魏元忠等人依据《氏族志》重新修撰，几经波折，至玄宗即位，才撰成《姓族系录》二百卷奏上，刊定后颁行天下。

唐初屡修谱牒的目的是为了抬高新贵们的地位，培植一个以皇室和功臣为主体的新士族集团。唐太宗下令重修，赤裸裸地展示了贬抑旧土族，提高勋贵社会地位的修谱目的。而高宗时修的《姓氏录》，将本朝官至五品以上均列为士族，许多一字不识的武官，也一跃而也成了士族。这些行为潜在地打压了士族自傲的文化地位，其中抑制旧士族的意义是十分明显的。

唐中期的谱牒修撰

唐中期的谱牒修撰的特点是以私人修撰为主，多为维护既有阶层的利益，排斥新兴的勋贵集团。

唐肃宗乾元元年，贾至撰写《百家类例》。据《谱序》所言：

以其婚姻承家，冠冕备尽，则存谱。大谱所纪者唯尊官清职。传记本原，分为十卷，爰列百氏。其中须有部折，各于当族注之。通为百氏，以陇西李氏为第一。

百家类例共收集士族一百家，据载，贾至撰写《百家类例》时，曾引发当朝权贵的震怒：

贾至撰《百家类例》，品第海内族姓。以燕公张说，为近代新门，不入百家之数。驸马张垍，燕公之子也，盛见宠眷，见至所撰，颇生忿疾。时工部侍郎韦述，谙练士族。至闻垍言，惧将改之，以情告韦，韦曰：孔至休矣！大丈夫奋笔，将为千载楷则，奈何以人之言而自动摇？有死而已，改不可也。

可见，品第天下士族是一个风险活，稍有不慎，就有性命之危。身为工部侍郎的韦述，号召贾至一起用生命来维护海内族姓的权威，乃至于说出“有死而已，改不可也”之类大义凛然（无可奈何）的话来。

唐宪宗元和七年，林宝撰成《元和姓纂》十卷。《元和姓纂》是宰相李吉甫命林宝修撰而成，该书详载唐代士族族姓世系和人物，于古姓氏书征引详细，原书体例以皇族李氏为首，分系姓氏则按照四书韵部。据《元和姓纂序》：

“宜召通儒硕士，辩卿大夫之族姓者，综修《姓纂》，署之省阁。始使条其原系，考其郡望，子孙职位，并宜总缉，每加爵邑，则令阅视，庶无遗谬者矣。”宝末学浅识，首膺相府之命。因案据经籍，穷究旧史，诸家图牒，无不参详。凡二十旬，纂成十卷，自皇族之外，各依四声韵类集，每韵之内，则以大姓为首焉。

林宝撰《姓纂》的初衷是因为士族迁徙不定，既有的谱牒年久失修，不合时宜。所以唐宪宗令大臣重修天下士族族谱，以方便册封勋贵，避免闹出笑话来，“每加爵邑，则令阅视，庶无遗谬者矣”。

此外，还有柳芳撰写《皇室永泰谱》二十卷，柳璟撰成《续皇室永泰谱》十卷，李衢和林宝撰《皇唐玉牒》一百一十卷。

唐代后期的谱牒修撰

唐代后期，谱牒之学逐渐衰弱。据《新唐书·高俭传》：

至中叶，风教义薄，谱录都废，公靡常产之拘，士亡旧德之传，言李悉出陇西，言刘悉出彭城，悠悠世胙，讫无考按，冠冕皂隶，混为一区，可太息哉。

唐朝中期开始，谱牒之学就逐渐衰落，冒充高门大姓之事屡见不鲜，姓李就说自己是陇西李氏（皇族），而陇西李氏也乐得自己的势力壮大，对冒充之事不闻不问。就此，造成了士族庶族混杂在一起，难以区别，“冠冕皂隶，混为一区”。谱牒也就失去了它区隔士庶的作用，也失去了其分割利益的效果，这不得不让士族“可太息哉”。

晚唐时期谱牒学的衰微，大致在于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一、科举制度的兴盛。谱系的存在，是九品中正制下方便朝廷选官，“官为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薄状 ;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牒”。而唐代科举制度的兴盛，增加了庶族地主的入仕途径，提高了庶族地主的政治地位，同时，也限制了士族地主的政治特权，“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成为了历史的尘埃。就此而言，科举制为谱学转衰加入了一定量的催化剂。
二、唐初官修谱牒的连锁反应。前面说过，唐初朝廷曾主持三次大规模的谱牒修撰活动，这几次修撰的目的都是为了打压传统士族，抬高开国勋贵的地位。从主观上看，唐朝一次又一次地否定前代谱系，从新审定改编，为的是调整和重建以皇族为首的新兴士族，但在客观上，却一次又一次地动摇并削弱了传统士族的势力，在一定意义上也就一次又一次地降低谱学潜在的地位和影响，阻挠了谱学的继续发展。
三、兵灾战乱的影响。自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成为唐王朝的一颗大毒瘤，战乱频仍。而战争，是颠覆士族地位的直接威胁，隋唐之际的诸侯混战，便让“燕赵右姓，多失衣冠之绪，齐韩旧俗，或乖德义之风，虽名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旧五代史》载：

同列豆卢革谓崇韬曰：“汾阳王代北人，徙家华阴，侍中世在雁门，得非祖德欤？”崇韬应曰：“经乱失谱牒，先人尝云去汾阳王四世。”革曰：“故祖德也。”

仅仅隔了四代，郭崇韬就不知道自己的祖先是不是郭子仪了，可见战争对族谱的摧毁。由而言之，唐末此起彼伏的起义，使士族制度遭受到毁灭性打击， “富家皆跣而驱 ”， “宗室侯王，屠之无类”。从此以后，不仅 “玉牒不颁于外，家乘亦不上于官 ”。战乱之中，士族迁徙不定、流离失所，家谱多有遗失， “士族亡其家谱，今虽显族名家，多失其世次，谱学由是废绝。”

郑樵《通志·氏族序》对唐代的谱牒做了一个总结，据载：

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谱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状者则上之，官为考定详实，藏于秘阁，副在左户。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此近古之制，以绳天下，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

隋唐以前的谱牒修撰，是为了维护朝廷的选举、保证士族的婚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简而言之，谱牒的存在，就是肯定士族政治地位和社会利益的文学制度，“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者”。

因为事关重大，修谱之人往往要选用博学通儒之士、熟谙各族家谱之人，修好之后要藏在国家图书馆，并抄写成册，颁布于天下。但是，唐末以来，选拔官员看的不再是血统家族，而是个人的能力；婚姻联谊看的不再是祖上高贵与否，而是现实发达与否。就此，谱牒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土壤了，“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

许多年后，假如有人问我，当年你为社会做过的贡献是什么？我会说：我传播了很多充满人性、良知、散发着正义光芒的文字，我拒绝了与邪恶同污合流。

——这句话，据说是柴静说的，无从考证，但说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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