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献之行草书。二行，文曰：“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共十五字，系王献之给友人的便札。真迹现存于上海博物馆。
全帖用墨枯润有致。姜夔《续书谱·用墨》说：“凡作楷，墨欲干，然不可太燥。行草则燥润相杂，以润取妍，以燥取险。”《鸭头丸帖》两层意思，蘸墨两次，一次一句，墨色都由润而枯，由浓而淡，墨色分明。从而展现出全帖的节奏起伏和气韵自然变化。
“稿行之草”的行草是王献之独创的书体，《鸭头丸帖》又是他行草的代表作。
传世墨迹《鸭头丸帖》，历来被视为王献之行草书的代表之作，为传世晋唐国宝烜赫名迹之一。此帖最初见载于北宋徽宗年间的《宣和书谱》。该书卷十六“王献之行书”目录有《鸭头丸帖》帖目，当为最早之著录。从帖中绢幅所钤徽宗内府“双龙”（圆）、“政和”、“宣和”、“政龢”、“宣龢”以及“御书”（半印）等印来看，此帖曾为宣和御府所藏。元朝时，此帖先在文宗内府，后赐予鉴书学士柯九思。今见原帖骑缝处钤有元文宗“天历之宝”朱文方印，下方余绢上又有虞集的三行小楷题记，云：“天历三年正月十二日，敕赐柯九思。侍书学士虞集奉敕题。”明代，《鸭头丸帖》曾入内府。据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评法书》云：万历皇帝，天藻飞翔，雅好书法，每携献之《鸭头丸帖》、虞世南临《乐毅论》、米芾《文赋》以自随。予闻之中书舍人赵士祯言如此。
可见该帖曾为万历皇帝赏玩。此后，该帖又先后为项元汴、吴廷等收藏，今藏上海博物馆。
以上是《鸭头丸帖》墨迹较为可信的递藏概况,似乎也算得上是流传有绪的。但原帖卷后纸上的二则题跋，却颇能启人疑窦。一则是宋高宗的亲笔题赞：“大令摛华，敻绝古今。遗踪展玩，龙蟠凤翥。藏诸巾袭，冠耀书府。绍兴庚申岁，复古堂书。”上钤高宗内府“御书之宝”朱文印。据考，题赞首句“大令”二字系由“右军”挖改而成。①另一则写于北宋神宗“元丰已未（1079）十月望日”，云“河东柳充圣美、京兆杜昱宜中同观于安静堂。”据（宋）周密《齐东野语》卷六记载：
……后又于榷场购北方遗失之物，故绍兴内府所藏，不减宣、政。惜乎鉴定诸人如曹勋、宋贶、龙大渊、张俭、郑藻、平协、刘炎、黄冕、魏茂实、任原辈，人品不高，目力苦短，凡经前辈品题者，尽皆拆去，故令御府所藏，多无题识，其源委授受岁月考订，邈不可求，为可恨耳。
可知凡入藏南宋内府的古书画，都要被拆尽旧题，原装重裱。则此卷后，焉得更有北宋元丰诸人题跋，而与南宋高宗题赞、印鉴并见者乎？因此，有人认为此卷后接拼的二纸，连同卷前钤有“乾卦”（朱文圆印）、“德寿”、“绍兴”（联珠）、“奉华堂印”（高宗妃刘氏印）等印的一纸，都是由他帖割移而来。②
又原帖无署名，故此帖作者问题曾有争议。杨守敬《激素飞清阁平帖记》云：
前人亦有谓此为右军书者，细审之，自是大令之笔，与《中秋帖》貌异而中同也。
而现在的一些鉴定家则认为，此帖与公认的王献之《廿九日帖》及《淳化阁帖》中可靠的献之众帖风格不类，而更接近米字，个别字还近似怀素，故不应是献之书迹。此说以徐邦达先生为代表，现摘引其说如下：
……绢墨颇旧。用笔洒脱流利，当非勾摹之本。但与标准可信的王献之行书如《廿九日帖》（在《万岁通天摹王帖》卷中——唐摹极善本）并参阅《淳化阁帖》中各种经米芾、黄伯思评定认可的小王草书诸帖来比对，其笔法、结体以至总的气格形态无一些共同之处。相反的个别字如“当”字倒很象唐僧怀素真迹《苦笋帖》中所有的“常”字。从全帖看来，又有些接近于宋米芾的风度。
此帖所用笔较柔软，亦不似晋唐人书中习见者。又绢地气色、质地均欠沈古。有一次我曾和《苦笋帖》同案并看，觉得比较《苦笋》之绢气质相差很多——《苦笋》精厚，《鸭头》粗疏，时代显出在怀素之后。有此三方面的缺点、舛错，我以为此本决非晋人之书,更不用说献之了。③
本身似宋人书，赵构跋、赞系后配，原“右军”改“大令”。④
或许是徐先生的判断主要依据目鉴，难免给人以主观和宽泛的印象，故此论并未完全为世人所接受，至今仍然很少有人对此帖持疑，或者虽有疑虑而仍沿旧说。《书法》2004年第二期揭载穆棣先生《〈鸭头丸帖〉墨迹考辩》一文，则进一步否定徐先生之说，认为今本《鸭头丸帖》即《淳化阁帖》所据之底本，为太宗淳化内府之故藏，且应为唐摹善本，故为大令书迹无疑。
然而，此帖果真是献之所书，抑或献之真迹的摹拓本吗？笔者认为，此问题仍有作进一步考究的必要，故不揣谫陋，略陈管见，以质高明。
一、今传《鸭头丸帖》墨迹非《淳化阁帖》等所据之底本
传世本《鸭头丸帖》墨迹(图一)，绢本，纵26.1厘米，横26.9厘米，二行15字。原文为：
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
此帖内容亦见于北宋太宗淳化三年辑刻的《淳化阁帖》及徽宗大观初年的《大观太清楼帖》。从二帖所载《鸭头丸帖》来看，无论在字形结构还是在笔画形态上都毫无差别，可见其所依据的是同一底本。
过去一般都笼统地把传世《鸭头丸帖》墨迹认作是《淳化阁帖》等刻本摹勒所据之底本。穆棣先生正是在这个前提下断定其“为太宗淳化内府之故藏”，进而推定其为唐摹善本的。这种推论是否合乎逻辑，我们姑且不论，即以《淳化阁帖》卷十“晋王献之二”之《鸭头丸帖》（图二）与今传《鸭头丸帖》墨迹的比较来看，虽然二者在整体风格以及大部分字的字形结构、笔画形态等方面大致相似，但在个别字的写法上却存在一些明显的差别。如刻本的“頭”字左右偏旁在长度上差不多相同，墨本该字的“豆”旁则短了一截，字的左下角空悬。又刻本“不”字最后一点与竖画连成一笔，而墨本则点与竖画不连。更为明显的区别还表现在“丸”这个字上。该字“乙”钩的弯转处，刻本笔画圆转而墨本翻折，横钩一笔由翘弧变为平直（略见拱弧），字的体势由宽扁变为斜长，二者风格显得尤为迥异。由此可以断定，今见《鸭头丸帖》墨本决非《淳化阁帖》等所据之底本。因为刻本若是据此墨本摹刻的话，就不应有如此大的差别。
二、今传《鸭头丸帖》墨迹非唐摹本
从笔墨效果上看，今传《鸭头丸帖》墨迹用笔洒脱流利，书写自然连贯，无勾摹痕迹。过去一般都认为它是临本，而穆棣先生则直认定为唐摹善本。我个人认为，唐摹本的说法不能成立，理由有二：
①今传《鸭头丸帖》墨迹为绢本。绢为丝织物，透光性能差，丝织纤维也比纸本粗糙，并不适合响拓勾摹之用。今见唐摹晋人墨迹，均为纸本（硬黄蜡纸或白麻纸），无一绢本，⑤即为明证。《鸭头丸帖》既为绢本，则其必非摹本，自不待言。
②所谓勾摹，是先以尖笔双勾笔画轮廓，然后填以浓墨，即所谓“廓填”是也。这样勾摹出来的墨迹，一般轮廓分明，墨色均匀充实；而对用墨枯湿浓淡的变化以及枯笔皴擦的自然效果则无法完全忠实再现。细察所有唐摹墨迹，无一不具有这个特征。而今见《鸭头丸帖》墨迹，从“鸭”字到“佳”字，又从“明”到“见”，显然是两次蘸墨书写而成，其中用墨的枯湿浓淡变化及用笔的皴擦痕迹清晰可见，与勾摹的墨迹特征大不相类。传世献之墨迹中，惟《鹅群帖》、《东山帖》与之相似，而这二帖是公认的米芾临本。可见把《鸭头丸帖》墨迹认作勾摹是不合原帖实际的。至于穆先生所举帖中“集”、“当”、“与”等字笔画中出现的所谓“填墨未竣的双钩墨线”，实际上是在枯笔中锋快速运行的情况下賊毫散锋所为。试观宋人米芾所书的《吴江舟中诗帖》、《苕溪诗帖》、《蜀素帖》及《吾友帖》等，此种笔墨痕迹，可谓比比皆是（图三）。然则《鸭头丸帖》之“非勾摹之本”（徐邦达语）， “又何庸深辩者乎”（穆棣语）？！
三、今传《鸭头丸帖》墨迹为宋人米芾临本
关于《鸭头丸帖》墨迹的归属，徐邦达先生判定为“似宋人书”或“接近于宋米芾的风度”者。徐先生的判断依据主要是该帖书法的整体风格，当然还有绢色质地等因素。而笔者根据对该帖“丸”字写法的分析，认为此帖可直接判定为宋人米芾的临本。
如前所述，《鸭头丸帖》墨本“丸”字的写法，与该字刻本的写法风格迥异，尤其“丸”字的“乙”钩，刻本的写法与王献之甚至王羲之众帖的写法大致相似，而墨本的写法则与之不合。笔者分析，墨本的这种写法是宋人米芾的一种特殊笔法。纵观宋以前的所有行草书迹，凡字有“乙”钩向上出锋者，其弯背的部分均作圆转翘弧之状，只有在钩部向下出锋时，才会出现弯处翻折以及横向部分平直（或拱弧）的现象。而在米芾作品中，其弯钩无论有无钩趯或趯出的方向是向上还是向下，弯处方折和横向平直（或拱弧）的现象，随处可见，如《蜀素帖》中的“丸”、“九”、“见”、“光”、“尫”、“鬼”等字（图四）。可见，《鸭头丸帖》墨本“丸”字的这种写法是米芾行草书法的一个特点，为前此所未见。因此，该帖的时代上限应以米芾为准。而根据帖中“政和”等印鉴来判断，此帖下限不能超过北宋徽宗的政和八年（1118），故从时间上来说，该帖墨本完全可能是米芾（1051—1108）所临。而米书在北宋时影响并不是特别大：在其生前，学其书的除了两个儿子友仁和友知外，只有陈师道之子陈昱。他的书法真正被人们推崇和效仿，是在北宋以后的南宋时期。因此，在北宋米芾大致同时代的书迹中出现明显米书特点的写法，应该就是他本人的亲笔，而不会是他人所为。
米芾号称“集古字”，精于临摹。董史《皇宋书录·米芾》引《石林过庭录》云：
米元章近世实未有比。少时学力豪放，多出绳墨之外，人或谓之颠。既见古书帖，乃取摹拓，最得其妙，亦有天姿绝人。中岁但对本临写，十得六七。
由于“天姿绝人”，他所临摹的晋唐名迹能得原帖之妙，往往可以乱真，故常被人有意无意地认作原迹。据米芾《书史》载：
王诜每余到都下，邀过其第，即大出书帖，索余临学。因柜中翻索书画，见余所临王子敬《鹅群帖》，染古色，麻纸，满目皴纹，锦囊玉轴装，剪他书上跋连于其后，又以《临虞帖》装染，使公卿题跋。余适见大笑，王就手夺去。谅其他尚多，未出示。
可见，米芾的临仿之作，在当时即已大行其道，往往以假充真，被人利用为作伪的本钱。他自己也有过以临摹本易真迹的劣行。这些临仿之作，在当时已是鱼目混珠，流传到后世就更是真假难辨了。这其中，又以临仿王献之、羊欣一路的作品为多，故李之仪有诗云：“坐间优孟已难别，笔下羊欣更出奇。”（《姑溪居士后集·有怀米元章》）今见王献之《中秋帖》、《鹅群帖》、《东山帖》等墨迹，均为米芾临仿。这已是世所公认的事实。《鸭头丸帖》墨迹为米芾临本，又奚足疑哉？
综上所论，可知今见传世本《鸭头丸帖》墨迹既不是《淳化阁帖》等所据之底本，也不是什么唐摹善本，更非晋人原迹，而是宋人米芾的临写本。至于此本《鸭头丸帖》墨迹是从淳化刻本临出的呢，还是在米芾任书画博士时临自内府所藏的原迹？那就不得而知了。
注释：
①王玉池《王献之书法艺术》第40页，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
②③徐邦达《古书画伪讹考辨》（上）第16—17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11月。
④徐邦达《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二）第346页注②，文物出版社，1987年9月。
⑤今见传世所谓唐摹二王墨迹，惟《褚模王羲之兰亭序》属绢本。而据考证，此绢本墨迹也是宋人米芾的临写本。说详沈培方《〈褚模王羲之兰亭序〉系米芾临本考辨》一文（载《中国书法》199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