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军后的母亲
母亲是个参加过抗战的老兵，1926年生于河北省高阳县旧城村。
提起旧城村的历史可真是有些说道，古时候又称龟背澶洲府，为高阳县先前的县城，所以才叫旧城。
旧城历经过州、城、府、县、镇、村的演变，反正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从过去的国都、州府衙门变成了如今的村。
当地人们有一说：黄帝25子，二子昌意子名颛顼(zhuān xū)，此人便是我国远古第二帝，初国高阳。这个高阳，就是旧城。
但是还有人说此高阳是河南开封的杞县，我无从考证，不敢断言，但是从感情上讲更愿意是旧城。
有志可考的说法是汉高祖六年始置高阳县，明洪武三年因水患西迁，此地称旧高阳城，后称旧城。
旧城历史久远，传说众多，不是一朝一夕说的完。
高阳自古多水，但是古代所有的防水工程里，只有旧城是龟形的。村中十字街是龟背，坚硬无比，从来轧不出车辙来，北街为龟尾，人言常有车翻死人之事，那是因为龟的尾巴常常晃动所致。
所以母亲常和我们说，村里聘出去的闺女往北不走正北的街口，她回老家时不大爱走北大街的正道，总是喜欢绕着走村口西边的小路，现在想起来原因可能就在这里。
旧城的南街口两侧各有一井，被称为为龟眼。南街就是龟脖子，很长，冲西正对着高河。
高河，据天启四年高阳县志记载，潴泷河传颛顼时猪化龙而成河，在旧城东三里。高河从河间经流入邑，在旧城汇入潴泷河，而今已不再。
我们的姥爷名字里有个芳字。
据母亲回忆，姥爷曾经跟她说过，每个人起名字都要有讲道，芬芳，就是能散发出一种香味的意思。
看来姥爷对这个词非常有好感，后来母亲生下来，就很荣幸地用了姥爷未用尽的那个芬字。
姥姥的名字很冀中，一个字叫培，去世的很早，除了大姐在襁褓中曾经谋面，我们后边的几个孩子谁都都没见过她老人家。
大舅叫敬文，属小龙，大妗子姓啥不知道，只知道名字叫随。二舅敬业，属猴，二妗子小栾。
我们还有个走动比较密切的大姨叫敬茹。
姥爷家里据说原来是当地的财主，靠卖豆腐发的家，那时家里常年雇着长工，使唤着好几套大车，还有带顶棚的小轿车呢。母亲告诉我说她的大姑、二姑赶上过好时光，都曾经坐过那些车辆，讲这话时她满眼都是自豪和羡慕。
在上世纪20年代初，关外的东北胡子王张作霖拥兵自大，先后几次率领奉军入关逐鹿中原，在河北、山东、江苏、安徽等地与直系、皖系军阀展开战斗，一度成为中国当时最大的实力派军阀。
这些军阀连年混战，没打出什么结果，倒是把老百姓祸害的不轻，冀中一带老乡们都把这几次兵乱叫做“闹奉军”。意思是张作霖的军队一来，不但要粮要钱，还抢老百姓的牲口财物，如同闹蝗虫匪患一般。
在这场兵乱当中，姥爷家里的牲口马车、粮食细软等财物被洗劫一空，随即家道中落，一贫如洗。
所幸的是，因为破落，解放前夕共产党闹土改时倒被评为贫农，省却了以后的许多灾难。
在母亲记事前，家里还留下一个长工，是个孤寡老人。因为姥爷家里没钱了，雇不起工人，老人也无处可去，就在院子门口搭了一间小屋子居住着，后来老死在了这里。母亲回忆说老人死后没钱买棺材，只好用席子裹着埋在了郭家祖坟的边上了。
姥爷年轻时不爱干农活，也不怎么参加劳动，喜欢当牲口经纪人，专门在旧城附近的集市上买卖牲口。在我的印象中，这种人就是两个人鬼鬼祟祟地互相摸袖筒，来回砍价钱的小商人。
姥爷家里只有河套地8亩，村北边还有二三亩薄田，后来租种人家的土地，二舅一直是家里的顶梁柱，在庄稼地里干农活。
母亲说她还有个叔叔，不知怎么染上了毒瘾，喜欢抽白面。在和姥爷分家的时侯族里故意少分给他家产，怕他都给卖了。但是母亲婶子的娘家是财主，每次回娘家都带回来好多吃的，所以表姨经常有好衣服穿。
他家里有11个孩子，有一个参加了八路军359旅，在回延安的路上牺牲了。
旧城在高阳是个大村，日本人占领的时候还设有长途汽车站，村里有人甚至坐着汽车去过天津，可见繁华程度不一般。母亲说那时候的长途汽车，就是有个大脑袋的那种，自己没坐过，因为她一个小孩子不敢。
旧城村的街上还是比较繁华的，不但有卖各种日用品的杂货店，竟然还有专门的水果店，所以母亲那时候就知道了香蕉和橘子等南方水果。也正是因此，她经常说父亲小时候没见过橘子，后来人家给他一个，连皮吃了，完了还说不好吃，又苦又涩，借此嘲笑父亲家乡的偏僻和贫穷。
母亲为了贬低父亲的家乡，还说她们村里那时有个顺口溜，说上地（平原）的姑娘，沤了大粪也不嫁到水乡（白洋淀）。说是嫁到那边要织席什么的，姑娘们谁也不愿意去，现在我细想起来，其实就是懒，怕干活。
话虽然那样说，但是母亲家里其实也很穷，当时一块大洋可以在钱庄里换500个铜子，姥爷常常是拿着一个口袋去装回来，这就是全家一个月的花销。母亲有时偷偷拿一个，作为“私有财产”，所以根本就没钱买零食，更别提南方水果了。
母亲小的时候个子不高，头发也是黄黄的，在女孩子里面很不打眼。因为从小没有出过门，不知道什么是城市，在她童年的印象里，村西头的那座大庙就是城里。
七八岁的时候，母亲被大舅用自行车驮着进了一趟高阳城，据她说进城的印象一点也不美好。因为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的她不老实，半路上被车轱辘夹了脚，于是哭了一路。
到了高阳城里后又嫌远，想回家，于是又哭。到了中午，大舅在街上的小饭铺里给她买了一份肉丝炒饼，香喷喷的虽然很好吃，但是吃完了还是想家，于是还哭。估计大舅也真是嫌她烦了，吃完饭后就立刻把她送回了旧城，所以母亲到底也没看到城里究竟是啥样的。
当年全旧城村里只有一口甜水井，是村里人凑钱用机器打的洋井，也就是今天我们说的机井。因为四里八乡的水井大都是苦水（盐碱所致），所以人们都喜欢到这里来挑水。挑水不要钱，只是看水老汉怕人们用辘轳打水把水井弄脏了，就不让自己打，都是他把水抽上来后放入一个水槽子里头供人们取用。
据母亲说，她每天都要用木梢桶去挑水，要灌满家里的那口大水缸，一天得连续挑12担水才行，想来一个女孩子天天如此也真是挺辛苦。全家喝水都用母亲挑来的甜水，但是要熬粥就得用苦井水，因为苦水里头含碱，熬出来的粥更香。
那时村里偶尔会有宗族的集会，俗称过会，我分析有点像今天的村民大会，大家凑在一起商量事情。完事以后了人们聚在一起用“公款”吃顿饭，母亲说每次都是吃豆芽馅的素菜包子，有时一人可以分到半口袋，姥爷吃不了就扛回家让全家人享用。
姥爷的母亲是个封建老太太，重男轻女，不把儿媳妇当回事。据说她经常欺负姥姥，有时甚至揪着头发打。所以姥姥特别能理解旧社会做个女孩子的不容易，母亲也就跟着沾了不少的光。
那个时代女孩子还是要扎耳朵眼和裹脚的，到了年龄，姥姥要给母亲扎耳朵眼戴耳环，她怕疼，从家里跑了出去，躲到晚上才回来，结果到底也没有扎成。裹脚也是这样，硬生生给躲了过去，母亲后来说起来都算在自己反封建的英雄账上了，其实，如果不是姥姥宽容，不想让闺女受罪，想必躲过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别看姥爷自己的文化水平不高，但是挺喜欢咬文嚼字，每当过年时姥爷写对联，都是一成不变的俩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一直写了十几年。
再就是他平日里的一些做派，也的确有点像个文化人。夏天图清净，姥爷经常一个人在没人住的东厢房里支上一张床，再挂上蚊帐，拿着蒲扇和一缸子茶叶沫子沏成的茶水，一个人自己睡，凉快安静。有时在城里学生意的大舅回来了，也住在东厢房，所以在母亲眼中，那个屋子看上去挺神圣的。
母亲打小就对姥爷的生活方式有些懵懵懂懂的向往，有时候会趁着姥爷出去了，自己偷偷地钻进东厢房，在那张支着蚊帐的床上去躺一会，体会一下“有文化”的味道。
我的大舅上过高小，有些文化，姥爷把他送到高阳城里在人家布行里面当学徒，后来熬成了账房先生，一年四季在外面忙碌，逢年过节才能回家看看。但是他每次回来，都能带些稀罕的吃食，像栗子、香蕉啥的，有时还能扯回一些布行里处理的布头，所以母亲十分盼望大哥的归来。
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大舅找了附近西良淀村一个地主家的女儿做媳妇。她们家只有一个儿子，所以大舅成了倒插门。人家地多，看到男方家里穷，就陪送了8亩河套里的地，当地人都管那叫“宝地”，意思是旱涝保收，家里忙不过来时还雇着个小工，土改时评了个中农。
大舅结婚后分家单过了，过上了自己的小日子。他家里由于有8亩好地，打下的麦子够一家人吃，但是也顾不上姥爷家。这样一来，母亲就嗔怪他娶了媳妇忘了娘，不顾大家了。
由于娘家富裕，大妗子屋里的箱子中老是有些吃的东西，为了笼络家里的这个老闺女，她有时就把母亲拽进屋，偷偷地塞给个馒头、豆包什么的。虽然母亲也高兴的不行，但是她说自己从来不主动去要着吃。
因为母亲在家里是个老闺女，姥爷、姥姥自然比较疼爱她。姥爷在家里地位最高，吃饭时要单独吃一种，每当吃饭，姥爷自然吃些和大伙差样的。比如大家吃棒子面窝头，姥爷吃的干粮里头会抓上一把白面，吃杂合面做的的饼。这时，姥爷就常常会掰一块给母亲，毕竟是老闺女。
姥爷有时会喝点酒，没有下酒菜，就着咸菜也要喝上一口。
由于受宠，所以母亲在家里比较有“地位”，据说在大舅结婚时，晚上有人听房，只听见大舅对新娘子说，“家里你照顾好老妹子比什么也强。”言外之意是母亲厉害，不能招惹。
新娘子是个明白人，回答说，“老闺女是厉害，但是讲理，怎么就不好相处？”
母亲老年后向我学说时，很是透着几分自豪的表情，那意思是说大妗子的话里肯定了自己是个明白事理的人。
我的二舅没上过几天学，从小就下地干活养家，种庄稼是把好手，土改时评的是贫农。
母亲一提起来就难过，说她二哥一辈子没有享过福，除了干地里的农活，平时还要拉车送货给家里挣钱。农闲时他每天拿着块饼子在旧城汽车站等生意，人家下了车，他就装卸行李货物给人家拉脚，家里庄稼地里的农活也主要靠他。
但是二舅很有天分，跟着别人盖房时偷偷学土木设计，硬是自学成才，当上了村里的土“工程师”。母亲说二舅的泥瓦匠手艺高超，一般的大烟筒不好建，可是二舅不看图纸不划线，硬是凭两只手和一把瓦刀就能砌起来。所以旧城和外村的人家盖房子搞建筑，都是请他去画图纸，指挥着工人干，改革开放以后还当过包工头。
我还有个大姨，属鸡的，比母亲大6岁，从小身体就不好。姥姥心疼她，经常给她吃偏饭，家里别人都喝棒子面粥，就给她留着小米熬粥喝。母亲小不懂事，有时为了这个还和她怄气。大姨身体不好，经不起风，夏天不让开窗户，母亲怕热，俩人为这个也老是打架。
老了以后一当提起这些，母亲总是摇着头陷入沉思，那神情有懊悔也有留恋。
母亲常说大姨聪明，上的学多，字也写得很漂亮。大姨写的字我没见过，但是母亲的字在女同志里就算很好了，她要说大姨写的比自己还要强，那肯定是相当不错的了。
大姨的手很巧，在旧城村里姑娘当中算是第一份。她绣的花不但村里人都喜欢，难得的是还会自己设计，什么鸳鸯戏水，喜鹊枝头都是活灵活现。所以村里人谁家要娶亲办喜事，都要求着她给新娘子绣被面、枕头什么的。
后来大姨的年龄大了，一个平素里要好的姐妹帮她介绍对象。按照当时时兴的做法，媒人领着大姨去集上相亲，当时明明看着对方挺好，就点头应承下来。没想到举行婚礼时换了一个人，长得不行不说，还不好好劳动，是个二流子，大姨这才明白被媒人和男方勾结起来受了骗。
大姨也是个绵里藏针的人，别看平素少言寡语，但是认准了的事却毫不含糊。她对这桩婚姻十分不满意，当天就跑回了娘家。
按说旧社会这在农村不是件好事，家里不会支持的。好在姥爷比较开明，他坚决支持大姨反对这门婚事，所以大姨就一直在家里住到了旧城解放后参了军。
母亲说她还有个叔叔，我应该叫舅姥爷，有个女儿。她的婚姻遭遇和大姨一样，也是被媒人骗了。她去集上相亲看人，回来向家里人说挺好的，骑着个车子，还戴着眼镜。结果一入洞房变人了，于是表姨几次跑回娘家来，要求退婚。可是她就没有大姨那么幸运，她爹不如姥爷思想解放，怕在村里丢人，死活不让她进家门，又逼着回了南龙化的婆家，凑合了一辈子。
母亲小时因为家里穷，秋天经常和小伙伴们背着麻包到8里地外的大妗子娘家西良淀去捡菜帮子。那个村是种菜的村，秋收以后，母亲她们一些穷孩子就把人家地里不要的菜叶子、菜帮子，捡回来晒干了，冬天用水一发剁着吃各种的馅。
母亲说她平时最不爱吃的就是高粱面，又苦又涩，家里是用开水泼熟后擀成片，蒸熟了吃。但是就那还难以下咽，再加上穷人家庭没有菜，就是用大萝卜腌的咸菜，姥姥经常是每年腌上一缸咸菜再做一缸酱，全家人整整吃一个冬天。
母亲常常幸福的回忆，姥姥做的小鱼卷高粱面饼，最好吃。那是用青酱（酱油）把小杂鱼炖烂，再掺上一锅菜叶子，熟了放上点醋，就是好菜，上等的菜，但是不管够。
每当母亲她们在香甜地咀嚼裹着小鱼的高粱面饼时，经常会唱起一个当地孩子们创作的童谣，“鱼、鱼，驮饼的驴。”意思是熬小鱼像一头驴子，把难吃的高粱面饼从口中驮进穷人们的胃里。
每逢初春时节，家里青黄不接，母亲她们几个穷孩子就常常结伴出去到别的村地里，揪人家刚刚返青的麦苗，拿回家来晒干了吃。但是往往人家主人不乐意，因为人家还要留着喂羊，经常把她们轰得满地跑。
母亲告诉过我说，“酸溜溜”是冀中农村的一种野菜，可以吃。但是她们村子周围的都被穷人们拔光了，要走出好几里地去找。背回来后煮熟用凉水拔出那股子酸涩劲才能吃，可以包饺子、蒸包子。
母亲还念叨过她们当年没什么娱乐，闲了就是凑在一起哼唱儿歌，“小白兔去赶集，买了萝卜当成梨，咬一口是辣地，以后不吃带把滴。”还有一首叫“小白菜”，意思是说一个女孩亲娘死后，爹又找了个继母，如何虐待女儿的事情。我还大致记得她哼唱时的曲调，那凄凄婉婉的声音听了让人伤感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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