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飞 | 过年

在东京过春节是可笑的。几个中国人凑到一起下回馆子，互相说些拜年的话，喝到酒酣耳热，说了“明年见”后出馆子门，把异样的兴奋带到街上，在如潮的日本人群里，我们的笑脸颇为古怪，自己就忍不住收敛起来，匆匆夹着尾巴各回各家了。这时想到四合院里过的大年三十，就觉格外怀念。

我的小四合院，可否还是当年模样？（郭茂德摄）

当然，怀念的，也是四合院没被糟蹋的时代。我们那时过年，是以大家庭为单位，全家几十人在一起。通常北京过年是从阴历腊月二十三祭灶开始，祖母的生日是腊月二十二，所以我家提早一天就有了过年的气氛。我没赶上过祭灶，可对灶王并不陌生，祖母把灶王爷灶王奶奶的事，当童话故事说给我听。而且，还有每年腊月才有的关东糖来提醒。关东糖是为了灶王而设，有两种讲法，一是为灶王上天多说好话，有些贿赂的意味;再有一种，是关东糖粘，把灶王的嘴粘住，到天上说不出话。这也太好玩了，想象中，无数的灶王爷到达天庭，跪在丹墀之下，张不开嘴，“唔唔”地叫，何等的恶作剧!关东糖也有两种，一种是长条的，一种是鸭蛋圆的，又叫糖瓜儿。两种都是麦芽糖做的，外面裹些面，刚吃时极硬，咬不动;入口又变得极粘，沾在牙上，糊在舌上，甜得喉咙不舒服。是谁发明的这种怪东西?小孩子却还要吃，因其创造了合理调皮的机会。我们买了关东糖，不敢放在屋里，怕化了，就放在屋外窗台上，有时能冻上，带着冰，更觉好吃好玩。

北京人有一套过年的歌儿，我们按着歌儿来准备过年。这歌儿是：

二十三，糖瓜沾。

二十四，扫房日。

二十五，买爆竹。

二十六，蒸馒头。

二十七，买新衣。

二十八，把面发。

二十九，去打酒。

大年三十晚上熬一宿!

糖瓜儿不用说了。扫房，我不参加。买爆竹，是我很高兴做的事。家里用的固定是由四叔负责，他经常比我还积极，这些年他花在这方面的钱也不知有多少了，总不是小数。四叔买爆竹喜欢买大挂的，印象中他买过五千一挂的，平时也是一千的，而且经常是大个的，放起来真是震天响。买烟花也是尽量选大的，实际上四叔是个小矮个，却有豪情，特别是放的时候，他毫无惧色，始终用烟头儿去点大挂鞭，我看着都害怕。我只算是小打小闹，早早地到杂货铺排队，买的却是一百一包的小鞭儿，而且舍不得一下子放掉，要拆开，一个一个放。我点上一支香，把小鞭儿找个墙缝儿塞进去，用香点着，赶紧就跑。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小伙伴，胆大的会一手拿香、一手拿小鞭儿，点着后，把小鞭儿用出去，在半空儿炸开，样子很帅气。我可不敢这样做。烟花呢，我喜欢一些低档的，简单的，如“窜天猴儿”、“炮打双灯”之类。这也不仅是因为没有钱。我至今不能忘情于“炮打双灯”，黑夜里，“嘶一一啪”一声，一道白光直破夜幕，在暗暗中忽地闪出两团灯火，一个是红，一个是绿，红的告诉远方的你，此处有我;绿的告诉我，远方有一个你。我就想着你是谁，在和我分享这偶尔的灯火?这样静谧的神往，热烈的陌生，诡异的巧合，我不要对方有很多，但我要你和我有同样的心情。这是我在心间为自己编造的童话，是少年人一点可怜的诗情，颇可纪念。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陌生的老头是我的祖父，他在京郊山沟里劳动，每月回来一次。

现在北京禁放烟花爆竹，北京人艺的韩善续告诉我，春节时他们约齐朋友到郊区去放，那里没有禁。我对这种政府规定是很不满的。禁放，理由是危险，火灾与人身伤害。然而，以我家及我家周围的二十年间，还没看到过这种事。这也许是幸运吧，但严格管理烟花炮竹制作，政府可以做到;火灾呢，引起火的也不全是烟花，总不能连煤气灶都禁掉。老百姓的欢乐，何必用法律和行政手段横加干涉?在东京，每年看到隅田川、东京湾花火大会，即使小巷的夏夜也常看到孩子们放烟花，这样的日子在北京却结束了。我还是再继续往下说吧！

蒸馒头。过年时的馒头可不一般。一是多，总要蒸几百个。多的原因，年前大家都忙，女的没工夫正经做饭，男的没工夫正经吃饭，这是其一。其二是，北京的习惯，正月初五以前不做饭，因为忌讳用刀。所以，大家集中在过年前蒸出一批馒头，谁饿谁吃，很方便。第二，这种馒头是过年吃的，就要比平时讲究，有时各家还互相送送，也是显显自家手艺。我家的馒头不送人，因为自己还不够吃。我母亲蒸的馒头是出名的，她和面用碱都相当在行，馒头蒸出十几天，还可以保持不干不硬，比外面的点心还好。只是她只有春节才做一次，大抵也是很累人的吧。母亲把馒头做出许多花样，有面里混糖的，有白糖馅儿的、黑糖馅儿的，还有果料的。母亲有几个木头的模子，不同的馅儿用不同的模子，蒸出的馒头都带着图案，像是月饼似的。大人孩子都爱吃爱看，馒头蒸出来，整天就听家里不断有人喊，“大嫂子蒸的馒头呢?”“来两个馒头!”如果放开吃，大概两三天就会吃掉。祖母和母亲就把几百个慢头藏起来，有时藏在空水缸里，有时是藏在院子的自行车棚里，而且地点要不断转移。我很爱母亲蒸的馒头，每到这时，就想办法不吃饭而吃馒头，我也总能找到祖母与母亲藏馒头的地点。叔叔们还常叫我帮他们偷出几个。到三十晚上，大家就要求放开“馒头禁”，有多少都能吃光。我还爱把馒头冻上，结一层冰茬儿，吃时爽快极了。说起来，总有十年以上，没吃过母亲做的这种馒头了。

蒸馒头要发面，但隆重地发面是为包饺子。从初一到初五都要吃饺子，预先发好面，和好馅儿，随吃随包。没有电视台的春节晚会时，年三十的夜里，男人们聊天、打牌;女人们从后半夜起就开始包饺子。家里二十几口人，也要几百个饺子才够吃。妯娌、姑嫂一边包着饺子，一边交流感情，不过也可能说话说岔，反而闹起别扭。这也是大家庭不可免的苦恼。唐代张公艺九世同居，取堂号为“百忍”，究其根本就是约束个性吧。我家那时还只有三代，也有了三十几个“忍”字，谈过年，不好多谈这些。

我的女儿与我的祖父、祖母

年前的日子总是慢的，慢慢就到了腊月三十。北京的单位明知道三十的重要，却往往要拖到三十那天中午才放假，甚至就是不放假。祖父祖母就坐在家中点名，“老四是不是又买东西去了?”“小飞他妈该回来了，是不是直接回他们家了?”“小五哪?”老两口不断发问。我就替他们去查点，还要不时到胡同里望望，直到全来齐为止。祖母尚好，祖父则是差一个人都不高兴。有时有人加班，老爷子也不说什么，自己隔不了一会儿就到院外去一次，我们知道拦不住，只装作没看见就行了。好容易把人等齐，年夜的饭是从早上就开始准备的，所以人齐就开饭。鸡鸭鱼肉少不了，尤其是鱼，或者带鱼或者平鱼，万不可缺。“鱼”与“余”同音，祖父是个实用迷信主义者，他对于相面算卦之类不大信，觉得玄;对于生活里的所谓“讨个吉利”却是很在意。如果没有鱼，他会一下子沉下脸的。他还重视年糕，年糕谐音“年高”，是年年高的意思。我父亲专会讨祖父喜欢，每年只负责年糕的采购，结果花钱不多，在祖父眼里却以为是了却一件大事，对我父亲特别赞赏。这引起大家不满，有的说，以后大家年年都只买年糕吧！众人都笑，祖父亦笑，这样的节目也是每年一次。

祖父又重视花生瓜子。那时还是凭粮本到粮店买，这是我的工作。粮店里排大队，要等较长时间。而且，粮店的不好吃，我们买回后再加工，重新炒。以后自由市场开放，我们多是直接买农民的，就比粮店的好吃多了。三十晚上吃花生瓜子，祖父要大家把皮儿都扔到地上，不许扫，大家在花生瓜子皮儿上踩来踩去，这叫“踩岁”，祖父最高兴看。祖母偏是最看不惯，一定主张要扫，他们也每年为此而争论一次，争论的结果也永远是，祖母扫过一回后睡觉;祖父不睡，地也不再扫。祖父是主张三十夜里守岁的，到他八十岁时，还是如此。他没有什么事做，就那么呆呆地坐着，很认真地看他的儿孙们聊天玩牌，斗嘴逗趣，好像总看不够似的。自祖父去世，我还没有在家过过春节，想到不再有他的关注，更是珍惜自己的一分记忆。他去世时，我没有在他的身边，我能想到他在世上最后的一眼，一定是用了他残存的气力，望到万里以外的我这位长孙和我的妻女，而且我相信他的目光仍然慈爱。

电视里有了春节晚会，对大家庭的过年其实是种打击。大家庭里的小家庭纷纷觉得几十人一起看电视，谁都看不踏实。有人就以看春节晚会为借口而回自己的小家。小家也因为有了春节晚会而不觉冷清无聊。这时北京又恢复了打麻将牌的娱乐，好像是和春节晚会抗争，为大家庭再聚些人来。不过，这时的过年，男人们草草吃了年饭就急坐上牌桌，女人们忙着跑去看电视，连花生瓜子都少有人吃了。有几年的春节，我都看到祖父一人笨拙地嗑着瓜子，脚下积了很少一些皮子，到天亮时，像完成任务般的去睡了。原来一切过年的习俗，大抵随祖父那一代而终结，固然以后还有怀旧如我者，诚如张颐武兄在《漫说胡同》文中说的，“这点气氛恰恰是一种形式，一种抽空了内容的形式。这形式多么地有人情味，又多么地让人怀恋啊。”大家庭散了，四合院拆了，春节晚会越搞越没意思了，新的形式却在哪呢?

想到年三十的傍晚，我和小伙伴们点燃各种纸灯笼，在胡同里串来串去，可是风一吹来，灯笼很快就会烧掉。那时的惋惜之情，正仿佛我现在的感喟。

本文收入靳飞著《北京记忆》（时事出版社2001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