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

我父亲是家里的长子。祖父供他读书到初中。结业后，父亲被老师推荐到镇上一家粮店工作。父亲在粮店具体做什么事，他没有跟我提过。粮店的隔壁，有一家修车行。父亲在工作之余，跟着修车行师傅学会了修理自行车。两年后，粮店解散，父亲回到村里来。没过多久，村干部调整，父亲成为生产队的会计。这时候，父亲通过相亲认识了母亲。

外祖母去世早，外祖父带着母亲和五个舅舅操持生活。那年大旱，人都没有吃的，外祖父带着舅舅们去山西逃荒，独将母亲寄养在舅姥爷家。舅姥爷家也不富裕，多张嘴就多一个负担，还有自己的女儿要疼，母亲的境遇可想而知。舅姥爷还好，舅姥姥特别不待见母亲，所以她经常吃不到东西，还隔三岔五地被“武力”调教。好不容易长到谈婚论嫁的年纪，舅姥爷见父亲仪表堂堂，还是村委会的会计，很愉快地应允了婚事。

婚后，父亲与祖父依然生活在一个院子里。那个院子有一棵椿树，一棵槐树，还有两棵枣树。祖父祖母带着叔叔和姑妈住在堂屋，父亲母亲住在东厢房。一家人和和气气，唯一不美好的就是食物匮乏。母亲身体瘦弱，怀孕后总是饥一顿饱一顿的，最终流产。再后来，母亲生下我大哥。大哥长到一周多的时候，祖父病故。父亲作为长兄，有义务协同祖母决策兄妹的婚事。

我叔叔个子很高，话少木讷，因为有人说他拿了别人的东西，就把左手小拇指砸掉了，成为三里五村儿排得上号儿的人。以致到了婚配年龄，上门给他提亲的人很少。我姑妈则不同，人长得好看，个高、肤白，提亲的人踏破门槛似的。祖母为了完成她作为母亲的使命，为小儿子娶到媳妇，不惜用姑妈跟叔叔换亲。“换亲”是父亲那代人解决婚嫁难题的重要策略，有“两换”和“三换”之别。“两换”是两家的女儿互换为对方的儿媳；“三换”是张家的女儿去李家，李家的女儿去王家，王家的女儿再去张家，三家轮换女儿做媳妇儿。姑妈一向孝顺，只要是祖母说得出口的，她都听从。

一次，祖母又安排姑妈去相亲，男方长相不俗，还跟父亲一样是会计，综合条件是不错的。母亲知道了，藏不住纳闷就问父亲，条件这么好，为什么还要换亲？父亲想想也是，带着母亲陪同姑妈去相亲时，就存了一个心眼。双方见面彼此了解过情况后，父亲母亲看男方颜值和谈吐确实都在线，唯一礼数不周的地方，是他们进门相见和出门要走时，男方都没有站起来迎送。父亲母亲猜想是不是男方腿脚有毛病，又踅回来，请男方站起来走走。这一相看，男方果然有严重的腿疾，走路都走不稳的那种。母亲遂和父亲商量，不能同意这门亲事。祖母最后也没有坚持。后来，姑妈相亲遇见姑父，虽然也是换亲组建的家庭，但还算幸福。

叔叔婚后，住在新盖的西厢房。家里的孩子逐渐多了起来，我没有见过面的姐姐（大脑炎，六岁夭折）、二哥、我，还有叔叔家的长子相继出生、长大。孩子多了欢乐多，但也容易引发矛盾。母亲和婶子的矛盾常常来自我和堂弟的打闹，慢慢地也延申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闹得邻里皆知。父亲占着长兄的位置，又不愿惹祖母伤心，从来不向着母亲。不仅如此，母亲反击得父亲不耐烦了，他会以暴力阻止母亲。那几年的时光，母亲孤立无援得常常偷哭，眼睛都哭坏了。而我，过几天就要跑出家门喊人来拦架。再后来，大哥辍学外出务工，即将面临婚配之事，父亲母亲操持着盖了新房，我们一家就搬离了那个有两棵枣树的小院。

搬到新家后，大哥常年不在家，二哥寄宿读书一个月才回趟家，只有读小学的我天天在父母跟前儿晃悠。晃悠得他们眼花缭乱，却对我保持着迥然不同的态度。

我出生后不让往床上放，一放就哭得哇哇的。祖母和母亲仔仔细细检查了几番，发现我脖子右侧，不知道什么时间偷偷冒出来一串“瘤”，是一种疮，才慌忙找医生给处理了（愈合后的小疤痕，到现在有五六指长，应该是不会再长了）。医生根除了疮痛，但纠正不了“我得让人抱着才不哭”的不良习惯。以父亲为首，他们开始轮番抱着我玩儿或睡觉。据母亲说，一直抱到了六岁，上街时我还不怎么下地走路。

我读一年级时，老师让我改名字，父亲按照家谱让我遵循了哥哥们的“学”字辈。十岁时，我生病需要打针，去时怕疼，父亲背着去的；回时有点疼，也是父亲背着回的。从小到大，父亲从来没有吝啬过他对我的夸赞（他从没有夸过我两个哥哥）。只有一回，因为我跟同住一屋的祖母闹得不像话，父亲才拎我出来狠狠揍了一顿。只此一回，父亲就把我的虚荣心打没了，再不跟人盲目攀比。

母亲对我这个靠着她躲藏才没被“计划掉”的女儿，心里喜欢，行为上却多有嫌弃。寻常犯个错儿或者跟小伙伴疯玩回家晚了，母亲总是要拿笤帚，按她在舅姥爷家学来的家法调教我的。那时要有“我妈已经三天没打我了”的神曲，估计我隔三天就得来一曲，最多超不过五天不唱。

母亲常常唠叨，养我一个比养我两个哥哥都费劲儿。母亲还一直念着我夭折的姐姐，常常说，我没有她乖巧，更没有她好看。我不信，转头就向父亲求证。父亲永远只有一个答案“你好看”或“她没有你好看”。一直到晚年，父亲都住进大哥在县城的楼房了，他还笑盈盈地认为，我是全家那个最让他欣慰骄傲的人，哪怕他孙子的工资都比我高不少了。

很快，大哥结婚了，二哥去市里念书了。父亲母亲又盖了他们生命中的第二座新房。我们在二哥毕业后，又搬进一个新家。那时，二哥教书一周或半月回家一次；我寄宿读书，一周、也有时两周回家一次。仿佛是突然之间，父母亲在我生命中的浓度变得稀薄起来。

后来，二哥结婚生女。再后来，二哥离婚，病得每况愈下。父亲、母亲和我，经年累月地看着四处求医问药无果的二哥，一边是心疼，一边是煎熬。此时，父母亲已过花甲之年，为子所累，自是苦不堪言。身体经不住内外交集着摧残，问题频出。每逢父亲头疼脑热病在床上时，母亲总是背着他哭得一塌糊涂，担心父亲先她去了，她带着二哥活不下去。母亲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倒是她，跟我们来了个措手不及地撒手人寰。母亲走时，只有父亲在身边。

母亲走得如此突然，有一部分源自父亲的执拗。母亲突然心梗的三个小时内，父亲没有打电话给医生，也没有打电话给嫂子或我，就那么看着母亲一秒一秒地熬过去。痛苦到了极致，就是这样的吧？父亲是有愧疚的，在母亲丧事上，提出用好一等的烟和棺木，大哥都遵从了。父亲不喜欢松木原色的棺木，坚持要漆成黑色，我也让人漆了。最后，父亲要在棺木正前方写“先妣XXX”，我也写了。

丧事后，父亲的精神进一步崩塌。百日祭之内，我跟他打过最长的电话，三小时十四分，手机烫得不行才挂了。百日祭之后，父亲来北京住了小一个月。二哥也在，早餐他们去街上吃，午饭、晚饭在家里吃。阳光明媚的五月周末，爱干净也不爱麻烦人的父亲蹲在北京的大杂院里，给二哥手洗床单。我过去看到时，脸上热辣辣的，觉得自己当女儿和妹妹，太过粗心。几年后，父亲再来北京，腿脚就不好了，基本只能从他住的屋子走到吃饭的屋子，再走到厕所。带他去北海公园散心，车到门口，他晕车想吐，敞开车门通了会儿风，我们就回家了。父亲游览过母亲看过的景山公园，但没有去过母亲看过的奥林匹克公园。

母亲走后的第九年，父亲也走了。父亲走时，我在距他不远处的小床上睡着了。我不知道，父亲睡去前，有没有像找大哥那样，叫我的名字。我没有守护好我父亲。

母亲走后，我很是病了三四年。父亲走后，我抑郁了五六个月。我不怎么梦见他们，通常也不怎么想念他们。只有，在同龄人脱口说出“爸爸”或“妈妈”之际，我才意识到，我的爸爸妈妈都不在了的事实。每每此时，眼睛总是湿得人心疼。

这几天不一样，我突然很想念我的父母，也清楚他们都不在我身边了，直到嫂子跟我电话确认回老家的时间——应是父亲的亡灵在提醒我，记错了他周年祭的时间。想来，父亲这位老一辈的“女儿奴”，是不会嗔怪我马大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