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国力衰微，被人欺负的苦不堪言不说，还有无数的国宝珍品流落国外，仅莫高窟一处丢失的文物，就足以撑起大英博物馆的半壁江山。每当回顾这段历史，国人的心都在流血，特别是读过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之后，更对一个人产生了愤恨，他就是莫高窟的“掌门人”王圆箓道士。那么这个王道士的结局如何，为何说我们都欠他一句“对不起”呢？
我们先说说王道士是何许人也，他原本是湖北麻城人，年轻时因为家贫，不得已流落他乡。光绪年间，他曾当过一段时间清兵，后来信奉道教成为道士。光绪23年，王道士远游至敦煌莫高窟，此时的莫高窟虽然破败不堪，但百姓偶尔也会供养，没有断了香火。由于常年无人打理，风沙已经将洞口堵住。王道士来到此处清理沙石，供奉香火，还雇了一位贫农杨果，平日里抄写道经，出售给百姓。在他的精心打理下，莫高窟香火渐盛，进山朝拜者络绎不绝。王圆箓这个道士，就这么戏剧性的成了佛门莫高窟的“掌门”。
提起王道士，我们想到的就是敦煌著名的藏经洞，但是这个藏经洞并非是他发现的。1900年6月21日，杨果坐在洞窟里抽烟锅，在墙上磕烟灰的时候，察觉墙壁另一侧有回音，好像是空的，并告诉了王道士。王道士趁着半夜无人凿洞，果然发现一个密室，里面存放满了从4世纪到11世纪的各种宝贵经书文物，藏经洞从此重见天日。
如此多的珍宝，王道士并没有非分之想，而是马上步行50里，把藏经洞的消息告诉敦煌县令严泽，并拿了两本经书作证。谁知严泽不学无术，把经书当成了废纸，无奈之下王道士只好离去。第二年新任知县汪宗翰上任，王道士再次上报藏经洞的消息。汪宗翰带人查看一番觉得十分珍贵，命令王道士“就地封存”，可惜此后就无下文。不甘心的王道士风餐露宿跑了800多里地，带了2箱经书去找道台廷栋，保护这批文物。可这廷栋竟说了一句：“书法还没我写的好！”
至于为什么后来出卖经书，原因也很简单。第一，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王道士为了保护这批文物，看管的相当严格，几乎没有经书流出。可惜朝廷压根不重视，一连串的打击，逐渐令王道士心灰意冷。第二，他本身是个道士，一心想建一座“太清宫”，对他而言卖掉佛教经书，为道教筹钱也无可厚非。第三，王道士很推崇唐玄奘，而英国人斯坦因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把自己伪装成一个虔诚的“唐僧之徒”，说自己印度远道而来，骗取了王道士的信任。在当地的蒋师爷的联合忽悠下，王道士最终以200两银子的代价，卖了24箱经卷，5大箱刺绣和绢画。随后，法国人、日本人又接踵而至。
当我们在骂王道士贪心，外国人无耻的时候，却不知道王道士曾苦苦守了7年。与此同时，外国人也是拿着清朝的护照，甚至派兵保护他们来到敦煌的。国内学术界的不重视，让王道士成了一个替罪羊而已。直到9年后，敦煌珍品《尚书》死卷、《老子化胡经》、《沙州图经》等等在北京展出，朝廷这才后知后觉，在震惊之余赶紧去敦煌把剩下的运回来。然而，清廷与其说是保护，不如说是破坏，所运经书每到一处就会失窃一部分，为了掩人耳目，甚至把书撕成两半，一卷冒充两卷。反观流落出去的文物，却得到及其妥善的保护，我们不觉得尴尬吗？
至于王道士，他没有因为是“异教”就毁掉莫高窟的文物，而是交给了一个他认为的“唐僧追随者”。他也没有为了发财，仅仅是想着赚点香火，为道教做点贡献。至于他最后的结局，据说是因为卖国宝被追究，只好装疯卖傻，晚年终于修建成一座道士塔，并在一贫如洗中死去。
借用一句话：敦煌文物的流失不应该把责任归因于任何个人，那是历史对整个中国的嘲讽。而王道士只是个小人物，背不起那么重的锅，所以国人一直在误解，说欠他一句“对不起”，我想也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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